「教化可能」不判死 司法院承認非精神醫學心理學與法律固有概念

國民黨立院黨團提出「反廢死公投」案，遭中央選舉委員會以不符公投法「重大政策之創制或複決」要件為由駁回，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今請司法院、法務部，內政部警政署等單位列席，就「法官如何判死（死刑量刑準則）」進行專題報告。法官不判死，為人民詬病的理由是籠統的「教化可能性」，司法院書面報告指出「教化可能性」非精神醫學、心理學或法律固有的概念。

立委吳宗憲今質疑，世界上哪一個國家要求事實審與法律審都要求一致決？他也說死囚黃麟凱被槍決，與憲判8號判決一點關係也沒有，卻成為部分政客拿來誤導民眾「台灣沒有廢死」，司法院與法務部也承認黃案為確定判決的執行，與憲判8號沒有關係。吳也質疑，什麼叫「最嚴重（犯行）」、「教化可能性」，例如台南雙警命案、土城劉警官被毒販撞死、師鐸獎的陳老師，他只在乎他們是怎麼死的？他們失去了什麼？

吳說，以新北割喉案來說，當同學都要凶手別再殺人，但少年「就是要他死」，司法不應只照顧加害人。

「法官如何判死」議程包括討論被害影響陳述（訴訟參與人意見陳述）、教化可能性、復歸社會可能性、量刑前社會調查與鑑定，及現行司法實務如何將刑法第57條第7款至第10款、第59條納入量刑鑑定因子。

司法院副秘書長王梅英指「教化可能性」是「社會復歸可能性」的上位概念，最高法院2013年台上字170號判決確立法院對被告選科死刑，應逐一盤點刑法57條10款有利、不利被告的量刑事由，提升對被告全人格的認識，立體化被告形象；於判斷被告是否「顯無教化可能性」時，應以「實證調查」如科刑前調查報告等方式來做。

司法院認為「教化可能性」不是精神醫學、心理學或法律固有的概念，實務上鑑定人面對法院的委託，會分別鑑定矯治可能性、再社會化可能性、再犯可能性，至於是否屬「情節最嚴重之犯行」而宣告死刑，屬法院認事用法，司法院尊重。

而「量刑前社會調查或鑑定」與「責任能力鑑定」並不相同，責任能力鑑定是在判斷被告行為時是否因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致無法辨識行為是否違法的能力，量刑前社會調查則重在「回溯被告過去的成長背景、家庭環境、求學情形、工作狀況」，藉此探尋被告犯罪動機形成背景，以及「蒐集被告的前科紀錄、年齡、勞動能力及意願、家庭環境及生活狀況、身體狀況、性格」，協助法院判斷被告日後的社會復歸可能性。

王梅英說，司法院的量刑鑑定手冊建議宜由具犯罪學、心理學、社工專業背景的鑑定人，以被告晤談、訪談親友、心理衡鑑及書面資料分析等方式，廣泛蒐集與被告的「保護因子」及「危險因子」相關量刑資訊，供法院有效判斷。

至於「被害人影響陳述（Victim impact statement）」，源於英美法制，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國家可以參酌關於被害人人格特質，以及犯罪對被害人及家屬所造成影響的被害人影響陳述，不過此類陳述可能令人難以承受，或帶有偏見、煽動性，被害影響陳述的容許範圍受限縮，而「被害人家庭成員」對被告以及犯罪的個人意見及描述，不得作為量刑的考量因素，避免「過度不利於被告」。

在我國，被害人影響陳述分別在刑事訴訟法第271條第2項、第289條第2項、第455之47條及國民法官法第79條第2項有相關規定，於審判期日，傳喚被害人或家屬並予陳述意見的機會，另於科刑辯論前，法院應給到場的告訴人、被害人或家屬、訴訟參與人就科刑範圍表示意見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