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論／氣候挑戰 台灣用生命學防災

救災老兵疾呼

台灣地處極端氣候的嚴峻挑戰，儘管產官學從歷次重大災難學習累積經驗，但極端氣候更需要政府有「極端魄力」與新思維，否則我們終將在「今日公祭，明日忘記」咒語輪迴。

極端氣候考驗已到家門口，台灣面對相對熟稔的颱風防災展現世界級能力；然而，氣候變遷挑戰不斷推進，新型態災害層出不窮，台灣是否仍有能力應對未來？內政部前部長李鴻源與知名防災的成大名譽教授謝正倫相識超過半世紀，他們以「救災老兵」沉重的心情說，台灣是在用生命學習防災。

問：請教兩位老兵專家，在極端氣候考驗下，政府和人民準備好了嗎？

新災害問世 速度已超過研究

謝正倫（以下簡稱謝）：我目前是成大水利與海洋工程學系名譽教授，一早搭最早班高鐵來台北，台灣防災體系的問題，不在於過去做得不夠，在於未來變得太快。台灣防救災體系，對已經發生過的災害，其實已經可以做到世界級水準，可以給到八十分。問題在於，氣候變遷正不斷產生新的災害，講得聳動一點，新災害出現的速度，已經超過學界認知與研究速度。

也就是說，災害會進化，而且自然界的速度，比我們快。當前防災最大的困境－人類的知識體系正落後於自然的變化。

台灣防救災體系對已發生過的災害能做到世界級水準，氣候變遷不斷延伸出新災害，新災害的速度超過學界認知和研究速度，代表災害會進化，而防救災文化也需要進化，但自然界的速度還是比我們快一些。學界研究速度、認知災害速度確實慢了些，身為學界一員也有點不好意思。

以降雨為例，降雨是最直接可觀測的變化，八七水災時，一天降下了約一千公釐的雨量；到了賀伯颱風，兩天降下近兩千公釐雨量。差不多四十年的時間，雨量增加約一千公釐，賀伯颱風後不到十五年，八八風災降下了三千公釐的雨量。雨量的進化，讓洪水成為土石流，再土石流進化為深層山崩，導致新型態災害。

複合型災害 由台灣最早定義

台灣不止總雨量增加，降雨尖峰強度、每小時雨量也在改變。銅門村事件一小時降下七十一公釐的雨量，到了當代，一小時降雨量可達一百卅公釐，幾乎以翻倍速度增長。尖峰降雨造成的災害如游擊隊，「打了就跑」，等反應過來災害已然發生，也對預警機制造成很大困擾。

台灣正面臨短延時強降雨增加、總雨量增加，「雙增」狀況導致更複雜的災害型態。自莫拉克颱風後才定義了複合型災害一詞，台灣也是最早定義複合型災害者，如今日本也非常看重，因為大家都遇到類似的困境。

李鴻源（以下簡稱李）：面對幾乎每年都要交手的颱風，台灣防災準備已經算很強，但只要是不懂的災害，一定會出事。例如曾發生的八仙樂園粉塵暴、高雄氣爆、花蓮堰塞湖洪災等，就是一個surprise，可能措手不及。

台灣防災最大盲點在於「熟練偏誤」｜對熟悉災害有一定應變能力，但可能反應過度，用大砲在打小鳥。我們永遠在災害發生後才開始學，等你學會了，新的災害又來了。很多人相信人定勝天，但我不相信。政治人物總認為建設是硬道理，台灣許多重大建設，從一開始就忽略自然限制，工程可以做到，但不代表應該做，每塊土地都有它的limitation（限制），很多工程做在不該做的地方。

談起防災中樞，不論我們是要用美國的一條鞭方法，還是借鏡日本防災擔當大臣模式，這兩種不同運作方式，都比台灣現況理想，重點是要把它做到位，問題是，我們學人家，都學不到一半。只學技術，不學國土規畫；只重建設，不重限制。結果就是不斷建設、不斷受災、不斷重建，落入修不勝修困境。

坦白講我們離READY還很遠，若北台灣發生強震，災情恐怕還是讓人憂心，應該看看日本怎麼做防震準備，日本防災公園可在最短時間內布置一百座廁所、營帳，直升機也能升降，台北市嚴格來說沒有一座真正合格的防災公園。

想落實防災 政治上須先強大

大家都讓認知防災很重要，卻不會有人用心落實，因為想做好這件事，政治上必須很powerful（強大的），也必須要有夠authority（權威）的防災指揮官才能推動整個防救災體系。

問：三十六年前花蓮銅門村事件被視為台灣土石流災害發韌，請老師幫忙談談當年這段歷程？

謝：花蓮秀林鄉銅門村，被視為台灣土石流災害認知的起點。民國七十九年六月，歐菲莉颱風自花東一帶登陸，帶來持續性降雨。從今日的標準來看，當時的降雨並不極端，總雨量不到五百毫米、每小時最大雨量約七十一毫米，但銅門村卻發生突如其來的山區災變。

當時山坡上的鬆動土石，在短時間內被雨水挾帶而下，夾雜大量泥砂與漂流木，瞬間沖入聚落。原本平靜的山村，在短短幾分鐘內被混濁洪流吞噬，道路中斷、房舍受損，村民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倉皇逃生。由於當時社會與政府對此類災害缺乏認知，多數人僅以山洪爆發稱之，並未理解其機制與風險。

銅門村事件 我防災史分水嶺

銅門村事件之後，政府首次意識到這並非單純洪水，而是一種具特定條件與破壞型態的災害。隨後在農委會邀請下，日本學者來台調查，正式將此類事件定義為「土石流」。這個名稱的確立，不只是學術分類，更開啟台灣對土石流的系統性研究與治理，算是談台灣土石流災情的發韌。

回頭來看，這場在當時並不被視為極端的災害，卻成為台灣防災史的重要分水嶺。它提醒我們，災害的可怕，不僅在於強度，更在於人們是否理解它。

防災其實是一種文化，它需要時間。三十多年前在花蓮銅門村災後公聽會上，他向地方人士說明土石流觀念時，民眾一知半解，甚至把「土石流」聽成「土石牛」或「土石榴」，有人當成牛，有人當成水果。

直到賀伯颱風神木村事件發生後，透過媒體影像，土石流才真正進入社會認知，文化是慢慢形成的，但問題是，我們現在沒有時間慢慢來。

看鏟子超人 公私力量要整合

問：去年發生光復鄉洪災，大量土石湧入民宅，各地熱血民眾帶著鏟子搭火車直奔災區，如何看待「鏟子超人」現象？

李：在八○年代，許多研究人員是從研討會的影片才認識土石流，時至今日，對台灣十歲、五歲孩子談土石流，他們也能有一些概念。

另一個令人憂心的是防救災人才的培育，台灣國立大學幾乎沒有防災相關科系，公務員體系中，也沒有防救災直系，應變中心運作時，就是把不同專業的人抓在一起，未能從基礎開始培養。

民國九十八年莫拉克颱風期間，高雄甲仙小林村發生台灣近代最慘重的山崩災難，短時間內累積超過三千毫米降雨，引發大規模深層崩塌。整片山體滑動，瞬間掩埋小林村，多數居民在毫無逃生時間的情況下遭吞噬，造成數百人罹難、失蹤，幾近滅村。相隔十六年後，二○二五年九月二十三日因颱風豪雨導致潰壩，花蓮馬太鞍堰塞湖洪災釀十九人死亡、一百五十七人受傷、五人失聯，被視為繼小林村事件後，台灣近年最嚴重的複合式山崩與土石流災難之一。一起又一起的沉重事件，說明著「我們是在用生命寫教材」。

謝：這很好的。民眾自發投入救災，代表社會力量的覺醒，但人數一多，就需要組織，需要政府介入，推動公私力量整合。從自發到有組織，再到有政策，就是文化的進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