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質疑憲法法庭正當性 呂太郎批質疑者「扮演綑綁憲法運作的緊箍咒」

憲法法庭今就全民健康保險法扣費義務作出憲判2號判決，因大法官蔡宗珍、朱富美、楊惠欽認為應依新的憲法訴訟法規定組成至少10人評議的憲法法庭，3人今仍缺席，判決由謝銘洋、呂太郎、蔡彩貞、陳忠五、尤伯祥5人評議。蔡宗珍等3人再度提出「不同意『115年憲判字第2號判決』法律意見書」，呂太郎則在協同意見書中批質疑者「扮演綑綁憲法運作的緊箍咒」。

大法官過去曾作出司法院釋字第76號解釋，說明國民大會、立法院、監察院「共同相當於民主國家的國會」，但此號解釋讓立法院大為光火，著手修正司法院組織法，制定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以法律約束大法官行使憲法解釋權。

呂太郎指出，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第1條明定，其立法依據為新修正的司法院組織法第6條第2項規定，既非直接依據憲法第82條規定，更非依據憲法第175條第1項規定所制定，呂認為這是極為簡單而明白的事，然而如此簡單明白的規定，反對論者賦予不同的角色扮演，並讓其重新粉墨登場後，簡單的事因此變得複雜，要費許多唇舌才能解釋清楚。

呂指出，本號判決持續將拒絕參與評議的3位大法官不計入評議人數，使憲法法庭解釋權不受影響，但卻有人對憲法法庭組成的合法性提出質疑，稱憲法第175條第1項「 本憲法規定事項，有另定實施程序之必要者，以法律定之。」的規定，是授權立法院制定法律以具體形成憲法內涵，2025年1月23日修正公布的憲訴法，就是直接基於此憲法授權的立法，大法官有遵守的義務，他認為是嚴重誤解。

呂太郎表示，憲法為國家根本大法，憲法的實施非同小可，不是公布了條文就算真正施行，須有過渡及配套措施，因此各國於憲法或法律明定憲法的施行事項，並不少見；憲法第175條第1項規定，也是基於這樣的思維，尤其我國憲法的施行，涉及國家政治體制要由數千年的君主專制、其後的長期軍閥對抗等軍政時期、全國統一後的訓政體制，轉為民主憲政體制的過程，是翻天覆地的改變，加上當時中國幅員廣袤，各地民情不一，如何處理轉型及過渡事項，自然是立憲時應考慮的問題。

立憲者草擬憲法條文時，對於憲法規定內容如何施行，除擇其重者於憲法本文為直接明文外，對於其他不能立即實施或不能立即於全國實施的事項，授權立法院於必要時以法律規定，以求彈性，呂太郎指因此才有憲法第175條第1項的規定。至於大法官行使職權的事項，憲法既未規定應於何時施行，且司法院行使憲法解釋權的事項，性質上也不會有「不能立即實施」或「不能立即於全國實施規定」的情況，當然是隨憲法的施行，就同步施行，與憲法第175條第1項所要規定的事項，根本八竿子打不著。

憲法施行已80年，且實際上僅在台澎金馬實施，呂太郎認為時空環境完全不同於立憲當時，不存在立憲者當年所考慮「一時不能施行」或「不能全國施行」的過渡問題，不能認為立法院仍可適用憲法第175條第1項，制定過渡時期的大法官行使職權法律，用來限制或拘束大法官行使憲法解釋權。他認為憲法第175條第1項規定應「功成身退」，但反對者竟將這個條文又拉上舞台，換個角色，重新粉墨登場，使得原本只設計用來讓憲法的施行更順利過渡條文，回頭扮演綑綁憲法運作的緊箍咒。如此發展，恐怕連立憲者都要「驚夢坐起，難以置信」。

呂的協同意見書有謝銘洋、陳忠五、尤伯祥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