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論／反廢死、廢死的心靈對話 至親被殺的痛…永遠刻在DNA

聯合報相對論邀請楊父楊母及律師李宣毅談廢死與反廢死，這是一場記者高度壓抑情緒保持中立情緒的採訪。他們的共通點都是被害家屬，兩造雙方深入談到自己的心路歷程的轉換。  

記者問：很抱歉會勾起您們的創傷及情緒，但可以談談案發那一天的情境和心情？

楊父：平常我都會幫承勳準備早餐，再送他上學，承勳放學後會接姊姊一起回家，我都比較晚回家，承勳也會幫姊姊準備晚飯，周六是承勳上資優班日子，我也會騎車載他去，再接他回家。案發那一天，原本就和平常一樣，但到中午十二點多，學校老師突然打電話給我說，承勳有點狀況，要我趕快去亞東醫院急診室，我一直問「到底是什麼狀況」，無論如何追問，老師都說「你去了就知道」，他們不方便說。

我騎車趕到醫院，看到醫護人員正在不斷地按壓、急救，現場鮮血淋漓，「我一直不斷地發抖」，腦袋一片空白，急診室醫護人員請我簽一堆同意書，其中還包括放棄急救，少說有廿份，「我已經不知道在簽什麼，簽到手都在抖」，之後很晚了，警察也要我去做筆錄，那兩天我幾乎沒有睡，也睡不著。

楊母：每晚夢到孩子 滿身是血求救

（哽咽聲）那時候真的很錯愕，我到現在都還不太相信這件事會發生在承勳身上，承勳無緣無故被殺害，「我連去救他的機會都沒有，這是我最遺憾的事情」，我真的對不起他，我沒有照顧好他，無法讓他好好長大。案發至今，我每晚睡覺無法超過三小時，會不斷驚醒，得持續接受心理諮商，我到現在每天還是想著承勳。

失去承勳之後，原先接送、準備早餐，都不用做了，但內心卻很空蕩，幾乎每天都在哭，可是我不敢讓他媽媽知道，怕影響她和姊姊，只能自己跑到樓上悄悄的哭，我如今只希望承勳在另一個世界能過得好。

楊母：醫生說送到醫院時，生命現象終止，「為什麼一個好好的孩子，去到學校卻變生命現象終止？」他從小就很乖巧聽話，是資優生，應該受到學校良好照顧，為何卻被人家殘殺。我每晚都夢到承勳滿身是血、哭著跟我說，「媽媽你來救我好不好，我不想被殺死」。

李宣毅：我出生在雙薪家庭，父母都在工作，是被阿嬤（外婆）帶大的，我這輩子所有溫暖或幸福的回憶，都跟阿嬤有關係，她會帶我去菜市場買菜、吃早餐，我會在廚房看她忙碌的身影。阿嬤出事是一九八六年，她當時外出去復健，錢包裡只有鐵門鑰匙和紙本的醫療卡，做完復健徒步回家，碰到機車搶劫、人被推倒在地。即使時間過得再久，當晚的情景仍清楚在我腦海。

那是高一升高二暑假，夏天非常熱，家裡只有我和姊姊，我躺在磨石子地板上看地理課本。晚間八點多，警察打電話到家裡說阿嬤疑似遇到搶劫，人在急診室，那時剛考到駕照的姊姊馬上開車帶我去醫院。那晚醫院的細節仍深印在腦海中，我記得深夜風吹的感覺、急診室外樹葉沙沙聲，也記得大家跪在急診室外禱告的畫面。

很多創傷是時間拉長後，就算家屬有新的生活方式，還是會出現，比較誇張講法是刻在ＤＮＡ上了，我現在何時會有情緒呢？就是當家人出門前有爭執，我會反射性地想「會不會是最後一面」、「絕對不可以吵架」。

因為阿嬤案發那天出門前，晚餐時為了一件小事和其他家人有些不愉快，沒想到最後一面卻是不開心的，事發過了將近四十年了，這樣的創傷還是深深地影響我。

楊父：凶手從未認罪 法官判有反省

問：楊爸爸、楊媽媽在孩子遇害後對社會的看法是否轉變？律師在阿嬤逝世後心境、想法上是如何轉變的？

楊父：我原本認為台灣是一個法治社會，相信司法能實現正義，但經過承勳遇害這件事，讓我的信心瞬間瓦解，我感覺社會變了。我是守法的一方，孩子已經被殘忍殺害，卻還得向法院聲請心理衡鑑、修復式司法，還要試圖讓法官知道我們所受的創傷有多嚴重，進而希望法官重判加害者，「我真的很難想像，家屬還要被法律蹂躪踐踏一次」。

如今似乎凶狠的人比較占優勢，守法的人卻一直被欺負，開庭時我和加害少年四眼相對時，他惡狠狠地瞪我，根本毫無悔意，法官卻在判決中稱加害者有「覺察反省」，竟然還相信這種人有教化可能？法官以家庭環境不好、家庭教育功能不彰，不斷替加害少年減刑，兩人至今都沒有認罪，只在法官面前口頭道歉，難道殺人了，只要假意道歉就可以減刑嗎？人命比所有金錢都來得重要，承勳同樣也是該受國家保護的青少年，為什麼我的孩子寶貴生命被看得如此之輕？

最令我感到諷刺的是，一審法官出開庭時說，對我們的痛「感同身受」，最終卻只判八、九年，比貪汙罪還輕，「這樣的法律是對的嗎？」這樣的判決無疑是再度重傷受害者家屬，我完全看不到公平正義。我會站出來發聲，是想讓大眾重視少年犯罪，不要「今天公祭，明天忘記」。也期盼能喚回法官的惻隱之心，對加害著不再存一絲幻想而予以重判，甚至推動修法。

楊母：法律應該更重視我們受害者的生命權，一個活生生、年輕有為的小孩受難，國家沒有完善的保護機制，法律還對加害少年如此寬裕，自己的小孩遭無辜殺害，卻還要去鑑定「我有多受傷」、「我有多難過」，這不是天大的笑話嗎？

律師：曾想打死凶手 但阿嬤回不來

李：很多被害者或家屬都會表達一個困境，就是去開庭「好像我不是主角」，如同楊爸爸、楊媽媽一樣，覺得「為何法院好像都在幫凶手找理由？」阿嬤過世那年，我心裡也時常出現「如果那個人（凶手）出現，要把他揍到死」的想法。忘了是什麼時候才接受阿嬤回不來的事實，但我很快地又把憤怒轉移到警察和檢察官身上，因為他們只來相驗一次就沒了，最終也沒找到凶手。

律師：讀法律觀念變 思索犯罪原因

我當時才十六、七歲，年輕氣盛充滿了憤怒，覺得自己應該要做點什麼來改變社會，決定進入法律的領域。大學接觸刑法、刑事訴訟法、犯罪學等不同理論，一直到大學三、四年級，過了五、六年後想法才有轉變。

我自己生氣的對象慢慢不一樣了，氣的不再是沒被抓到的被告，而是氣讓人變成凶手的「原因」，如果不抽離犯罪成因，還會出現下一個犯罪者，悲劇還會發生。

最近，我已經想不起來阿嬤叫我名字的聲音了，那對我來說也是一個改變，這是痛苦的，一個你很愛的人，雖然時間越久，思念與惆悵仍一樣濃烈，但也隨著時間經過，你會忘記了某些你不想忘記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