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文觀止】張作錦／徐光啟把賽先生引到中國門口

台北市有「光啟社」，全名是「光啟文教視聽節目服務社」，成立於1958年；桃園市有「光啟高級中學」，成立於1971年；都是天主教為紀念徐光啟而設立的。但現在有些人，可能還不是少數，恐怕不知道徐光啟是誰了。

十五、六世紀，歐洲國家雄心勃勃的向外探險、擴張和殖民，與其他國家不可避免的發生撞擊。列國反應不一，認識清楚、動作及時而又有勇氣變革「祖宗成法」的國家，腳步可以慢慢跟得上；反之，落差就會愈遠。

中國是屬於「未跟得上」的國家，才有後來瓜分豆剖之危。但是少數知識分子仍是有警覺的，而且做了些自救圖強的奠基工作。譬如，徐光啟就是一個。

民國初年，「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青年，呼喚德先生（democracy民主）和賽先生（science科學）；但早在明朝末季的徐光啟，已將賽先生引到中國門口。論「西學」與「洋務」，出生於1562年的徐光啟，比林則徐和魏源早兩百年，比馮桂芬、李鴻章、王韜、張之洞和嚴復早了將近三百年。

徐光啟祖居蘇州，以務農為業，後遷至上海。徐光啟的祖父因經商而致富，及至父親徐思誠家道中落，乃轉務農。1562年4月24日（嘉靖四十一年），徐光啟出生於太卿坊（今上海市黃浦區喬家路）。少年時代的徐光啟在龍華寺讀書。1581年（萬曆九年）應金山衛試中秀才後，在家鄉教書。1593年赴廣東韶州任教，並結識了耶穌會士郭居靜（Lazzaro Cattaneo）。1596年轉至廣西潯州任教。1597年徐光啟因考官焦竑賞識而以順天府解元中舉。次年會試他未能考中，便回到家鄉教書。

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他赴南京拜見恩師焦竑，並首次與耶穌會士利瑪竇（Matteo Ricci）晤面。1603年在南京由耶穌會士羅如望（Jean de Rocha）受洗入天主教會，聖名為保祿（Paulus）。1604年徐光啟中進士，考選翰林院庶吉士。

徐光啟一生的事業，都與天主教有關。1600年他在南京初識利瑪竇，從利氏那兒聽到的、看到的，都是他以前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譬如在利瑪竇製作的《萬國全圖》上，地球是圓的，但中國人一向認為「天圓地方」。從此徐光啟的眼界擴大了，對振興國家的責任感也跟著加重了。

徐光啟對當時政治的腐敗和百姓的困窮，非常憂心。厭惡那種空洞無物的八股文，提倡「經世致用」的「實學」。當時一般人多排斥外國傳教士，但徐光啟認為他們帶來的科學與技術有益於中國。「苟利于國，遠近何論焉？」後來他受洗為天主教徒，未嘗沒有藉傳教士的中介，更方便接受科學新知的用心。

他與利瑪竇合譯歐幾理得的《幾何原本》，是中國歷史上石破天驚的事。徐光啟說：

「《幾何原本》者度數之宗，所以窮方圓平直之情，盡規矩準繩之用也。」「能精此書者，無一事不可精。」「此書為用至廣，在此時尤所急需。」

總之，數學是一切科學的基礎。徐光啟的這本譯書，應視為啟蒙中國現代文明的一顆火種。隨後他又翻譯利瑪竇的《測量法義》，這是《幾何原本》在測量上的實踐。他也利用自己的天文學知識改革曆法，使百姓的生活、工作更能與自然條件契合。

他又在《〈幾何原本〉雜議》中進一步申論他的想法：

下學功夫，有理有事。此書為益，能令學理者怯其浮氣，練其精心；學事者資其定法，發其巧思，故舉世無一人不當學。………此書為用至廣，在此時尤所急需，余譯竟，隨偕同好者梓傳之。利（瑪竇）先生作敘，亦最喜其傳也。意皆欲公諸人人，令當世亟習焉。而習者蓋寡，竊意百年之後必人人習之，即又以為習之晚也。………昔人云：「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吾輩言幾何之學，正與此異。因反其語曰：「金針度去從君用，未把鴛鴦繡與人」，若此書者，又非止金針度與而已，只是教人艸冶鐵，抽線造針，又是教人植桑飼蠶，湅絲染縷。有能此者，其繡出鴛鴦，直是等閒細事。然則何故不與繡出鴛鴦？曰：能造金針者能繡鴛鴦，方便鴛鴦者誰肯造金針？又恐不解造金針者，菟絲棘刺，聊作鴛鴦也。其要欲使人人真能繡鴛鴦而已。

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盛讚徐光啟的貢獻。他說：

後此清朝一代學者，對於曆算學都有興味，而且歡喜談經世致用之學，大概受到利（瑪竇）、徐（光啟）諸人影響不小。

實際上我們現在使用平面幾何的各種名詞，如點、線、平面、曲線、鈍角、直角、銳角、直徑、三角形、四邊形、多邊形、平行線等等，都是徐光啟創作的，千秋萬世，嘉惠後人。

徐光啟除了與利瑪竇合作漢譯《幾何原本》，還親自或組織他人與傳教士合作編譯了一系列漢文西書。至於徐光啟個人，他是百科全書式的人物，他盡晚年心血的主要工作是編纂「集中國古代農學之大成」的《農政全書》，和系統介紹西方古典天文學理論和方法的《崇禎曆書》等巨著。他還著有軍事文集《徐氏庖言》和數量可觀的天主教傳道護教文章。徐光啟病逝後，李之藻將徐氏各種譯著輯成叢書《天學初函》刊行。

在西學方面啟蒙於郭居靜、受教於利瑪竇，徐光啟深感中國傳統學術於邏輯的嚴重欠缺和數學的停滯落後，因而高度重視演繹推理，以數學為著力點，倡導數學的研習、普及和應用；同時，他以理論指導實踐，長期身體力行地進行天文、水利、農業等方面的科學實驗和測量以及天文望遠鏡、西式火炮等的製造，歸納總結實踐經驗。

徐光啟生活在16世紀末、17世紀初，與培根、伽利略、笛卡兒等西歐學術名家同時代且並駕齊驅，在某些方面或有過之。在對待西學和西方文明的態度問題上，遠早於且不同於清末魏源「師夷長技以制夷」、馮桂芬「中體西用」等思想。徐光啟不僅試圖組織人才隊伍在理論和技藝各層面虛心學習和利用西方優秀文明成果（「博求道藝之士，虛心揚榷，令彼三千年增修漸進之業，我歲月間拱受其成」），還提出了逐步而全面的理解、融匯並超越（「欲求超勝，必須會通；會通之前，先須翻譯。」）的發展路線。

擔任過禮部侍郎和翰林院學士的徐光啟，曾受朝廷之命領兵對抗清軍。他嚴格訓練軍隊並用西洋槍砲重創清兵。他在西方傳教士協助下，於北京城設廠製造新式火砲，比後來的兵工廠早了兩百年。

儘管徐光啟鞠躬盡瘁，但是朝廷太腐敗，政爭太慘烈，他的智慧和忠誠派不上用場，最後抑鬱以終。他的軍事戰略、守則、條令等等，被匯編為《徐氏庖言》一書。清兵入關，順治讀了此書感嘆說：「使明朝能盡用其言，則朕何以至此耶！」可惜崇禎和徐光啟都聽不見了。

徐光啟為官清廉，《明史‧徐光啟傳》有「蓋棺之日，囊無餘資」的記載。《罪惟錄》是明朝一部紀傳體史書，曾形容徐光啟「官邸蕭然，敝衣數襲外，止著述手草塵束而已。」

大陸「百度百科」載有一篇文章，題為〈徐光啟：歷史給明朝最後一次機會〉，作者為彭勇。他說：

徐光啟對西學的鍾情，毫無疑問是受益於朋友。比起兩個世紀之後，西方傳教士在殖民地不甚光彩的形象來說，徐光啟所認識的傳教士朋友，是如此富有人格魅力。那是一群聖賢之徒，以悲憫而智慧的目光凝視著世人，宣揚忠孝慈愛、改過自新，這和中國的先儒何等相似。與其說徐光啟膜拜了上帝，不如說他膜拜了朋友——傳教士有他的國度，但真理沒有國度，大可拿來「補益王化，左右儒術，救正佛法」。

徐光啟上海故居在喬家路，不僅地點偏僻，而附近或建大樓、或修馬路，交通阻絕，十分難找。筆者2007年曾去參訪，費了很多功夫找到時，更是大吃一驚。

原來喬家路這條小街，當時是一個傳統菜市場，蔬菜、瓜果、肉蛋、魚蝦，都放在路旁泥地上，擁擠骯髒，十分不堪。

徐氏故居是一排九間二層樓房，俗稱「九間樓」，現在只剩七間。房子早已破舊不堪，只有楠木柱及部分門拱和窗櫺等還是明代遺物。徐氏後人已不在此居住，「九間樓」成了大雜院，每間少則住四戶人家，多則十戶。窗外掛滿了晾曬的衣服被褥，家家進門處都堆滿了雜物，外人自然也不便進入瞻仰。只有門前一塊石碑，上書「明徐光啟故居」，使訪客不致懷疑走錯了地方。

上海有不少名人居所，除了孫中山、宋慶齡之外，還有毛澤東、周恩來、瞿秋白、張學良、魯迅等等。官方要照顧的有很多，徐光啟的可能就輪不上了。聽說另有徐氏墓園，筆者未曾去，也許維護得會好一些。

不管故居如何破落荒涼，都無礙於徐光啟是中西科學的融合者與實踐者，是第一個睜開眼睛觀望世界的中國知識分子。至於賽先生曾否「過門不入」？或何時「長驅直入」？他都管不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