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名人堂／追究醫師責任 更應檢視器官移植政策

近日涉及非法器官移植仲介案的醫師遭廢除醫師證書，司法與行政處分彰顯國家打擊器官販運的決心，但若將事件視為個別醫師的道德失範，恐無法真正解決問題。非法器官仲介存在，反映器官移植體系長期存在的結構性困境，這起事件是追究個人責任的起點，但更應成為重新檢視台灣器官移植政策的契機。

截至今年5月底，全台等待器官移植人數達1萬1687人，等待腎臟移植者8564人、肝臟移植者954人、角膜移植者1526人，但器官捐贈數量與需求相比，仍有巨大落差。

器官移植須兼顧防弊與興利

當病患因疾病而陷入極端弱勢，面對漫長等待與死亡威脅時，其決策往往受到生存焦慮影響，「伊斯坦堡宣言」將這種處境稱為「脆弱性（Vulnerability）」。非法器官仲介正是利用這種脆弱處境，將器官需求轉化為跨國器官交易的動力來源。

我國於2015年修正「人體器官移植條例」，明確禁止器官買賣、器官販運及非法仲介行為，並建立相關刑事責任規範。然而，法律只是第一步，真正的挑戰在於落實與執行，器官移植政策必須兼顧防弊與興利。

推動心臟停止死亡後器捐

如果合法器官來源不足，病患可能被迫尋求境外管道。監察院曾指出，大量境外移植案例未能完整通報，部分長期使用抗排斥藥物患者在國內查無移植紀錄，反映跨境移植追蹤存在監管盲區。政府除嚴懲非法仲介，更應建立完整的境外移植申報、追蹤與查核制度。

目前「人體器官移植條例」對活體器官捐贈規範並不一致。肝臟捐贈允許五親等內姻親捐贈，但腎臟捐贈仍限於血親或配偶；「民法」成年年齡下修至18歲，器官捐贈相關規範亦應同步檢討，尊重成年人自主決定權；除了活體捐贈制度改革，也應推動心臟停止死亡後器官捐贈（DCD）。

反映制度是否健全的指標，包括等待移植人數與年度移植量差距、器官捐贈轉換率、平均等待時間、等待期間死亡與退出人數，以及活體移植與境外移植比率等。

3個面向建立永續移植政策

國家應以永續治理角度思考器官移植政策，首先是「量能治理（Capacity Control）」，提升捐贈率、優化DCD流程、改善器官保存技術，以及合理擴大合法活體捐贈來源，增加器官供給。

其次是「監管治理（Regulatory Control）」，建立透明且完整的境外移植申報、追蹤與查核制度，防止器官販運與移植旅遊。

第三是「倫理治理（Ethical Governance）」，透過獨立倫理審查、心理評估、知情同意與弱勢保護機制，確保所有移植行為符合醫學倫理與人權原則。

器官移植政策的最終目標，應是建立公平、透明且值得社會信任的移植體系，實現世衛組織與「伊斯坦堡宣言」所倡議的移植自給自足與永續發展。一紙廢照可以懲戒違法者，但唯有當病患在國內制度中看見希望，不必被迫走向境外時，台灣才能走出器官短缺與移植旅遊的惡性循環，重建移植醫學最重要的社會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