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率提高一定能多收錢？有錢人不是綿羊等著被剃毛：冰島減稅後反而多收

儘管「富人」財富的沒收與重分配政治上看起來很有吸引力，但實際上能實踐多少，取決於「富人」有多麼像棋盤上的棋子般任人擺布而不會有任何反應。

如果「富人」能預見重分配政策並做出反應，政策的實際成果可能將迥異於預期。

在絕對君主制度或極權獨裁的國家中，政府可以毫無預警地突擊，對經常被當做沒收對象的「百萬、億萬富翁」實施大規模的財富沒收。

但是，在民選政府國家，沒收性課稅或其他形式的沒收規定在付諸法律落實之前，必須經過公開提案，隨著時間過去向選民爭取足夠的政治支持。

如果那些「百萬、億萬富翁」對所有動靜不是漠不關心，就很難對即將臨頭的沒收和重分配政策全然無所知覺。我們也不能假設他們會像綿羊一樣，乖乖等著被剃毛。

當「富人」預警到財富將會被大規模沒收之際，他們可以選擇的其他出路，最明顯的有:（一）把財富投資於免稅的有價證券；（二）把財富移出稅收管轄地；或是（三）自己離開稅收管轄地。

在美國，稅收管轄地可能是城市、州或聯邦政府。各種避稅方式都可能會為「富人」帶來一些成本，如果他們的財富形式是不可移動的資產，像是鋼鐵廠或連鎖商店時，或許也難逃沒收的劫運。

但是，如果是當今全世界各地全球化經濟體裡的流動資產，那麼他們只要點幾下滑鼠，大量的資金就能透過電子的方式，從一個國家轉移至另一個國家。

也就是說，在某個司法管轄區提高「富人」稅率的實際結果是一個事實面的問題。

結果不一定可預測，潛在後果可能會、也可能不會讓沒收計劃可行。

提高稅率X%無法保證稅收增加X%—結果甚至可能完全沒有增加。當我們從理論和辭令轉向著眼於史實，就可以檢驗社會正義願景外顯與內隱的假設。

歷史

十八世紀時，英國對美洲殖民地課徵新稅是一系列事件的引爆關鍵，而這一連串的事件最終的結局是殖民地宣布獨立，成為美利堅合眾國。

艾德蒙・柏克（Edmund Burke）當時在英國國會指出:「你的計劃沒有收到一毛錢；只帶來了不滿、混亂、不服從⋯⋯」

美國人不是大英帝國棋盤上任其擺布的棋子。

美國的獨立不只剝奪了英國在美洲殖民地新開徵的稅收，也剝奪了原本已經開徵的其他稅收。

官方稅率提高導致實際稅收減少，這絕對不是唯一的一次。

稅率與稅收

幾個世紀之後，美國也上演了類似的稅收管轄區大出逃。

例如，馬里蘭州對年所得達100萬美元的州民提高稅率，預期可以增加超過1億美元的稅收。

但是到了2008年，新稅率開始生效時，這個課稅所得級距的州民人數已經從接近8,000人減少至不到6,000人。

稅收不但沒有一如預計增加超過1億美元，實際上反而減少了2億多美元。

無獨有偶，2009年奧瑞岡州提高了年所得達25萬美元居民的所得稅稅率，最後所得稅收也是不升反降。美國人仍然不是任憑擺布的棋子。

然而，不是只有美國人才會這樣。當其他國家大幅提高（甚至只是威脅提高）高所得者的稅率，期待藉此增加稅收時，政策有沒有效果不知道，納稅人倒也是會做出同樣的避稅行為。

例如，英國在推動這類計劃之際，《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就報導道：在英國計劃把最高個人稅率提高到51%之後，有一批避險基金經理人與其他金融服務專業人士正在撤離英國⋯⋯律師估計，過去一年轉移到瑞士的避險基金規模已經接近150億美元，未來可能還會有更多避險基金跟進。

反過來說，稅率降低，稅收也不一定會減少。無論是哪一種情況，人都不是沒有反應的棋子。

就像高稅率會驅離個人、企業和投資一樣，低稅率也會吸引這些單位。1991年至2001年間，冰島的企業稅率從45%逐漸降低到18%，稅收也隨之增加了兩倍。

在美國，免稅的有價證券是高所得者顯而易見的避稅途徑。

聯邦所得稅率在威爾遜總統執政期間大幅上升，結果應稅所得達到30萬美元的申報人數從超過一千人（1916年）降到不足三百人（1921年）。

聯邦所得稅最高稅率在1920年時是73%，到了1928年降到25%，而自1920年至1928年期間，所得稅收不但總額增加，年所得達100萬美元人口對稅收的貢獻比例也增加了，從1920 年的不到5%到1928年增加為15.9%。

1920年代，財政部長安德魯・梅隆（AndrewMellon）倡議降低稅率時指出，富人把大量的資金投資於免稅證券，這些證券的報酬率低於其他需課稅的證券。

儘管免稅證券的報酬率較低，但是當最高稅率為73%時，投資於免稅證券還是合理之舉。

不過當最高稅率變成25%，許多高所得者就有理由轉而投資報酬率較高的證券，雖然報酬要課稅。

（本文摘自感電出版《不平等的錯覺》，作者：湯瑪斯・索威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