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交響樂團新任藝術顧問準．馬寇爾 以尊重為根本讓自己成為橋梁

【撰文／李秋玫】

德、日混血，出身音樂家庭的準．馬寇爾，曾師事指揮傳奇傑利畢達克與邁爾，也曾受教於伯恩斯坦與小澤征爾，擔任過多個知名樂團的音樂總監，從基層做起的他，歷任多職、甚至歌劇院營運管理都有經驗。對指揮的工作，馬寇爾強調「團隊」的概念，他說：「交響樂是複雜的，當然好的樂團有首席可以帶領，但如果沒有，我就必須在短時間內有效地給予建議。

放大到整個樂團，絃樂如何跟管樂、打擊樂連接？同樣的旋律要如何在各個聲部轉換，這就是團隊工作。」多花一點時間，依據每個樂團、每個場地，彈性形塑當下的美，到最後，「當他們盡情發揮時，就是他們自己的演出，而不是我了！」

帶著一抹微笑，準．馬寇爾（Jun Märkl）禮貌地點頭。在這被疫情迫使人們保持社交距離的現下，連握手寒暄都顯得奢侈。但訪談之前，他才剛結束一個會晤，風塵僕僕地趕來。像是要彌補隔離十四天的時光似的，樂團替他排了滿滿的行程，那時，他新任國家交響樂團（NSO）藝術顧問的頭銜都尚未對外宣告。

學生時代，他就曾經遠從德國，經過幾個國家旅行到台灣。這次，他去過了陽明山、大稻埕，看過了重要的劇院，欣賞了傳統戲曲、也拜訪重要舞團。對於建築物、大自然印象深刻，當然，體會最深的就是這片土地的人。從遇見的人們收集資訊，嘗試找到概念與策略，分析潛在觀眾所需，尋找概念與策略。他有感而發：「對很多歐美人士來說，東方都是一樣的！別說理解台灣，要區分日本、中國、韓國、菲律賓等國家都不容易，甚至不可能。台灣有自己的歷史、困難且複雜，但挑戰可能性，卻也是有趣的地方。」

我屬於某部分的中間

有這樣的深入的觀察，或許是來自於他東西方融合的背景。準．馬寇爾生於慕尼黑，父親是德國樂團首席，母親則是日裔鋼琴家。自小師從父母學習音樂，就讀德國漢諾威音樂院與美國密西根大學，曾師事指揮傳奇傑利畢達克（Sergiu Celibidache）與邁爾（Gustav Meier），也曾受教於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 ）與小澤征爾（Seiji Ozawa）。

近年來擔任過里昂國家管絃樂團（Orchestre National de Lyon）、萊比錫中德廣播交響樂團（MDR Leipzig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 ，2007-2012）和巴斯克國家交響樂團（Basque National Orchestra，2014-2017）的音樂總監。對德奧系統經典曲目的詮釋備受肯定，在法國時期以精湛曲目及系列錄音，獲頒法蘭西藝術與文學騎士勳章。目前累積錄音專輯超過五十張，最知名的作品包含與NHK交響樂團的全套舒曼交響曲實況錄音、與里昂國家管絃樂團的九張德布西專輯、及一系列聖桑斯和細川俊夫的作品。

「對於困難與複雜，我很習慣了！」馬寇爾笑著表示。的確，自小生活的環境在冷戰時期的邊界，經歷共產與資本主義的衝擊，加上德國與日本的混血，他不斷感受到衝突。「我屬於哪裡？這是我反覆詢問的問題。」曾經覺得困擾，但隨著年紀增長，他逐漸理解，自己根本無法完全歸於哪裡，而應該是「某部分的中間」。既然如此，他將自己當作橋梁，協助一方了解另一方。以「相互尊重」為基礎，讓陌生的兩端有了連結。

德國與日本向來是一絲不苟與講究完美的民族，在兩者的教養下，會是什麼樣的成長？馬寇爾笑著透露，他名字的意思，完完全全就是父母的期望。原來“Jun”翻譯的「準」並非音譯，而是日文漢字轉變而來。母親來自於日本傳統的武士家族，注重教育與紀律。因此即使兒子生在歐洲，也決定讓日文的名字與美德並存在生命中。特別的是，他的兄妹這輩名字都是日文先、德文後，到了下一代，則轉為德文先、日文後。這是他們銘記傳承的方式，同樣屬於兩者、又連結兩方。

同樣與生俱來的，還有音樂。馬寇爾以三個階段解釋：「第一，就是在母親子宮裡就開始接觸；第二，是三歲學鋼琴、四歲學小提琴。第三階段，就是不希望我成為音樂家！」這個發展令人驚訝，畢竟父母親自指導音樂，而他也表現優異。只不過，走過才知道路途坎坷，雙親不願馬寇爾跟他們一樣辛苦。由於母親家族有很多醫生，於是他嘗試轉換跑道。經過相當嚴苛的醫學訓練，他取得了卓越的成績。從十六歲起，就實際操作緊急救援的專業。德國救護系統要求一次三個人行動，因此他從開救護車的第三助理開始，一直到最後成為第一主導者。

那幾年經歷過的驚心動魄永遠忘不了，馬寇爾明白緊急救護的天命就是活在這千鈞一髮中，也明白自己有能力將病人從鬼門關拉回來。但是，就像學習音樂經過枯燥的練習，有時會覺得到底為了什麼？直到懂得有能力貢獻聽眾的那一刻。對他來說，即使音樂不像醫學那樣解決人體的病痛，卻能建立正向經驗，留存美好記憶。「醫學仍是我生命中重要的經歷。」馬寇爾繞了一圈，證明沒有一條路是輕鬆自在的，包括自己的最愛。「音樂也並非全然是快樂的，那些廣大的悲傷情緒，都是作曲家將體驗寫進來的。看過人生，讓我更了解音樂。」

「團隊」就是他的工作宗

不過，究竟在什麼關鍵上，從鋼琴家變成指揮？馬寇爾認為，孩子小時候都會想要像父母一樣，他也不例外，一心想要跟他們一樣成為演奏家。他曾經一天花十四個鐘頭練琴，為了想爭取多一點時間，他還躲在鋼琴下不出聲，等著被鎖在琴房裡面，在大家都走了之後出來繼續練。「然而，一個人演奏久了，我發現自己有些東西不見了！那些喜悅、分享在哪裡？」這時才感到向來鍾情的「團隊」想法，能在「指揮」中尋獲。

要成為一位獨當一面的指揮，並不是學校畢業後就能夠登上舞台。在德國，常需要從歌劇院的聲樂指導（coach）做起，為芭蕾、歌手、小型室內樂排練，之後再進階負責小編制的樂團，逐漸可以登上舞台排練，擔任助理指揮接觸大型樂團。當樂團的主要指揮排練時，助理就必須協助、趁機學習，期待能有上台的一天。當運氣來臨，表現得好就得到更多機會，反之，恐怕夢想就結束了。馬寇爾就是前者的例子，從最基層做起，將指揮交響樂與歌劇視為一體兩面，同時並行，歷經音樂總監、行政總監、甚至歌劇院營運管理都有經驗。即使現在已經不需要做這麼多事情，也能夠清楚計畫的全貌。

對於指揮的工作，馬寇爾不只一次強調「團隊」的概念。舊時代的模式，就是指揮主導一切，團員僅擔任執行的工作。然而他卻認為「指揮跟權力絕對無關」，全部聽命於一人乍看之下很有效率，但那不是他追求的目標。「身為一位指揮，我必須啟發團員，讓他們知道樂譜的背後是什麼。」因此他總是先從樂譜外找到作曲家、風格、知識等資料，取得大方向。排練時，他喜歡從聆聽開始，從雙簧管的聲音品質、法國號的片段、絃樂的語法……將台上音樂家迥異的傳承、國籍、年紀等材料，順勢揉合成一致的精神。

他說：「交響樂是複雜的，如果是獨奏就不太有問題，但例如絃樂聲部，卅人可能有卅種聲音。當然好的樂團有首席可以帶領，但如果沒有，我就必須在短時間內有效地給予建議。放大到整個樂團，絃樂如何跟管樂、打擊樂連接？同樣的旋律要如何在各個聲部轉換，這就是團隊工作。」這也許會多花一點時間，但是依據每個樂團、每個場地，彈性形塑當下的美、自身的美，那才能顯現現場演出珍貴之處。在指揮的整理下，樂團聲響瞬間變化，不但音色統一、樂念也統一。當彼此之間散發出滿意的笑容時，就知道為什麼他喜歡這麼做的原因。到最後，「當他們盡情發揮時，就是他們自己的演出，而不是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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