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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創作探索劇場的「跨」度 周東彥 ╳ Baboo

周東彥與Baboo (林韶安/攝)
周東彥與Baboo (林韶安/攝)

【撰文/林立雄】

與兩位導演相約在青田藝集,周東彥和Baboo,一白、一黑穿得素樸,對坐在長桌的末端,靠著夜落的窗口。

周東彥可以說是從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畢業後,最早前往英國攻讀劇場與多媒體設計的戲劇工作者;歸國後,持續透過影像、光影向世界提問。作品亦總帶著濃濃文學氣味的Baboo,除持續發表創作,曾在《PAR表演藝術》擔任編輯的磨礪,也鋒亮他對文字的掌握能力與發掘題材的可能。

這幾年,兩人累積了豐富的跨國共製經驗,剛好都發表了與同志相關的創作,也運用了新穎的VR科技創作,這些共同點,讓人好奇他們的相關經驗與體會。

方開啟駐村與跨國共製的話題,周東彥和Baboo便異口同聲地說:「我們二○一九年在丹麥曾遇見彼此。」當時,周東彥與狠劇場團隊剛結束與丹麥共製的《光年紀事》的在台發表,隨即受邀到丹麥點擊藝術節(Click Festival)演出;而Baboo則是收到Huset Teater的邀請,與當時的駐館藝術家Liv Helm共同執導奧地利劇作家葉利尼克於二○○六年發表的編劇作品《人民之王》Folkekongen。

因緣際會 有了參與跨國共製的契機

這些跨國共製的機會,大多是過去參與駐地創作時所種下的種子。對Baboo而言,印象最深的是之前三度參與羅伯.威爾森(Robert Wilson)駐村計畫的經驗。在紐約,Baboo其實未感受到這裡是個「好的創作環境」,在當地觀賞的作品也較不合他的胃口;相較起來,駐村地水磨坊中心(Watermill Center)如同世外桃源。選擇設立在郊外,遠離紐約都市叢林的喧擾、資訊爆炸,這是水磨坊中心的得天獨厚之處。Baboo從二○○九年第一次和莎妹劇團一起參加,一直到二○一四、二○一八年獨自參與才明白箇中道理。也因為駐村計畫,讓他認識許多國際創作者,並陸續有和合作機會,創造新的可能。

談到與丹麥導演Liv helm共同執導的《人民之王》,他說,這是他在擔任兩廳院駐館藝術家時,以研究經費到歐陸各地、美國,參與了不少藝術節,觀賞了不少作品的因緣巧合。二○一八年,他到美國參與了林肯中心的導演工作坊,而當時關注討論「後戲劇劇場」的話題。作為一位亞洲導演,Baboo所表述的,觸動了在場的丹麥導演Liv Helm,才開啟兩人的後續合作。

周東彥即將於今年十月、十一月發表的《虛擬親密》亦是如此,且經驗則有其他相異之處。二○一七年,雲門舞集演出《關於島嶼》,當時澳洲墨爾本藝術中心亞太表演藝術3年展創意總監史蒂芬(Stephen Armstrong)因為到台灣看了這部作品,著迷於舞台上的影像流轉,因而認識周東彥。到了二○一八年,周東彥到澳洲參與Asia TOPA舉辦的Creative Lab,收到了史蒂芬的邀請到墨爾本工作一週;當時,他意外發現史蒂芬對他的紀錄片《你找什麼?》感到好奇,也因此,他們進一步談到關於交友軟體,談到同志族群之間,因為資訊發達而產生的種種交友現象,讓他們試圖開始追問——在這樣「虛擬」的親密底下,究竟埋藏著如何的可能與慾望?

駐地計畫 打開未曾得見的新角度

Baboo說,二○一九年與丹麥團隊合作的過程中,雖然發現該國的保守,但工作模式卻相當「人性」。戲稱自己是「充滿奴性的亞洲導演」的他,談到在丹麥的排練,自己總有很多擔憂,一則是「排練四小時,就得休息三小時」的工作模式,無法讓吹毛求疵的他將正在執行的作品推到極致,但他也露出羨慕的神情說道:「這樣才是適合人的工作狀態!」

在擔憂工作時間不足的同時,他也注意到,丹麥特別注重個人的主體性,其實並不影響實際工作的狀態,儘管演員都是聘僱的,但幾乎都在“Ready”的狀態,不因優質的福利而差強人意。亦去過歐陸不少國家的周東彥說,「歐陸的工作節奏比較慢條斯理一些。」他又打趣地說:「我記得在丹麥,大家在工作前一定會準備一大籃麵包、咖啡或茶,一起吃一頓早餐。」如同進行儀式一般,透過一頓「吃很久」的早餐劃開生活和工作。國情不同自然產生差異,周東彥談到自己在澳洲工作的狀況,因為工作夥伴也是「工作狂」,和在台灣工作的節奏相當雷同。

Baboo也提到:「我很慶幸因為兩廳院的駐館計畫,能讓我到國外看看。」因為計畫支持,他飛到了德國等地,參與並觀察在地許多大大小小藝術節,看了不少節目,更有幸親炙當年的威尼斯大獎《浮士德》。由於這樣的機會到處觀察、感受,「更讓我找到了我的創作方向,以及我真的想做什麼。」Baboo如是說。

而周東彥在擔任兩廳院駐館藝術家時,因為兩廳院牽線,曾到法國里爾歌劇院觀賞基.蓋西耶(Guy Cassiers)的《印地安皇后》。當時,他對這個作品相當驚豔,說什麼都要從離劇院很遠的住處前往觀賞。驅使他前往法國觀劇的原因,其實是他看過蓋西耶應兩廳院之邀訪台的作品《沉沒的紅》。談到這個作品,周東彥手舞足蹈了起來,先是讚賞劇中的影像處理、分割技術,更不諱言地說,「這部作品也直接地影響了我後續的創作。」

談到跨國共製的種種,周東彥簡短地歸納:「溝通的不易其實也是一件必須花時間克服的事情。」也因為溝通,才創造更多可能。比方當年創作《光年紀事》,初衷只是好奇「快樂是什麼?」最後在不斷溝通發展下,才發展成兩個男人在台北、丹麥二地,從似夢非夢的回憶中交會,然後分享情感、回憶。他也分享了自己在荷蘭的工作經驗,不只是每一個人專注於自己的工作上,而有了很多換位思考、合作的可能性。澳洲又更特別一些,「他們就更像是社區劇場那樣,必須彼此協力合作。」

不只是創作 與國際藝術家們廿四小時的生活

談到駐地創作、演出的經驗,周東彥笑著說自己「很小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了——從二○○八年的法國巴黎的Cité Internationale des Arts,一直到近年的丹麥、荷蘭、澳洲,駐地經驗總是讓他印象深刻。在丹麥演出《光年紀事》時,他與整個團隊住在一起,大家幾乎是廿四小時「窒息式」的共處,也因工作和生活綁在一塊,亦從中觀察到團隊在製作中的成長與變化。

曾在歐洲待了半年的Baboo,當時拼命似地跑了三個國際大展,威尼斯、明斯特與卡賽爾,這些經驗都對他的創作刻下了很深的印記。不過他說,這些都不算是駐村,只是找了幾個藝術節進行觀察,因為「想跨出來」的念頭,讓他開始涉獵視覺藝術。真正的駐村是他在二○一四與二○一八年獨自申請到美國紐約,擔任導演羅伯.威爾森的水磨坊中心駐村藝術家開始。

這個「駐村藝術家」並非只是駐村創作,Baboo說,當時其實有很多剛畢業、想成為威爾森助理的學生參與其中,成員組成相當多元。然而,「駐村藝術家」並不如想像的「只要顧好創作就好」,「包含掃地、除草、掃廁所,偶爾還要開卡車出去搬運貨物。」真的從生活著手而非著眼創作,讓Baboo在第二年萌生了放棄參加的念頭。不過,因為其他藝術家的邀請,他又再次參與,或許一切都是這樣無意識地會長出什麼吧?Baboo說,「我後來才明白威爾森為什麼要在紐約成立水磨坊,也理解創作其實是從生活、感受出發的。」

在水磨坊,和所有藝術家廿四小時都住在一起,一起工作、生產作品;更有趣的是,他觀察到在美國藝術家們的創作,都是透過每個獨立基金會的募款,比如他在水磨坊的第三週,他們辦了一場募款餐會,「邀請一百多位藝術家合力製作一個作品,在台灣,或許我們很難想像這樣的盛況。」Baboo感性地說:「在駐村那五週和大家相處,不只是藝術創作,生活也是重要的。很多作品是從生活中,和夥伴朝夕相處去長出來,我們不知道什麼會發生,沒有目的性反而能夠自由發展,我也發現原來自己可以是這樣的。」

【完整內容請見《PAR表演藝術雜誌》2020年10月號;訂閱PAR表演藝術電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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