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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屬的期待違背了病人的意願 怎麼辦?

2018-07-03 13:05寶瓶文化

「醫病關係」,是醫生與病患,更多時候是與病患家屬的關係
「醫病關係」,是醫生與病患,更多時候是與病患家屬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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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穆琳醫師


家屬的期待違背了病人的意願,怎麼辦?

念醫學院時,我們學過許多不同種類的「醫病關係」,卻從來沒學過如何與病人的家屬相處,或是更糟糕的情況:當家屬的意見與病患的意願相左時,我們該怎麼做。

每當遇到不曉得該如何處理的狀況時,我總會問同事的意見,就像這一次。

「如果家屬的意見與病患的意願不一樣時,該怎麼辦?」我剛結束與病人的兒子通的電話,煩惱地問身邊年長幾歲的同事。

「這種事情最忌諱由你當中間人了。把家屬叫過來,讓他們面對面地直接講清楚吧!」

我連連點頭,馬上再度撥打病人兒子的電話,跟他約時間會面。


醫、病與家屬,艱難的三方會面

「首先,很感謝各位今天撥出時間前來。正如我在電話中所說的,今天主要是希望趁所有家人都在此的機會,好好講解一下治療計劃,以及討論未來的方向。」

說完開場白,我開始向病人以及她的一兒一女簡單地講解治療計劃,其實也不過就幾句話,畢竟也沒什麼好做的。

接著,便直接切入今日真正的主題。我面無表情,維持飛快的語速繼續說下去。

「……這就是我們大概的治療方向了。另外,今天也有一個話題是我想提出的,正如我之前說過,張女士這個病是不可逆轉的,而且可能會惡化得非常快,導致有生命危險,總會有那麼一天,我們必須面臨要不要搶救、要不要做心肺復甦術的抉擇。我了解這個問題需要長時間的考慮,我們也不必急於在今天達成共識,但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讓大家能說出自己的想法,而且也聽聽其他人怎麼想。張女士,既然你是當事人,我想在這裡,你應該是第一個講話的人。」

「我不想要插管,也不想做心肺復甦術。」病床上的張女士言簡意賅,決絕異常,並沒有受我前面那一長串意圖緩和氣氛的廢話感染。

這句話一說出口,床邊的眾人陷入一片死寂。

大概是察覺到氣氛變得太僵,她把手一揚,又補充一句:「身後事我都交代好了。」

她的補充如同小石子落入無底洞窟,毫無回音,無力攪動一池死水。

「嗯,那我也來說說我身為醫生的看法吧。」趁姊弟二人此刻還發著愣,做不了反應,我趕緊先發制人,打算將場上的比數變成二比零,就此拍板定案。「我也認同張女士的決定,因為她的病情是不可逆轉的,而心肺復甦術……」我機械性地背誦出自己常用的標準台詞,同時以眼角餘光觀察兒子的反應。他仍舊面無表情。

說完自己的看法後,我沒有再出聲,只是低頭專注地盯著手上的病歷,開始發呆。


過了大概一分鐘,又或許是幾秒吧,姊姊問我:「可是,媽媽未必會惡化得那麼快,不是嗎?我們可以再想一想嗎?」

我抬頭望向她,說:「你們當然可以再想一想,但這跟她的病情惡化程度多快並沒有關係。這個問題是我們遲早要面對的,趁著現在大家都在,有個結論,你母親也會比較安心。」

又是一陣沉默。

姊姊沒有再看我,她求助的眼神射向弟弟,「媽媽說她不想……」我也追隨她的視線,一同望向兒子。

過了好久,好久,我才看見原本面無表情的兒子帶著苦笑,說:「既然,這是她,在清醒,的時候,這樣說的,那麼,我也只能……」我無法忽視他在每個停頓間的深呼吸,直至最後一個停頓變成句點,他把雙手一攤,示意他要講的都講完了。

我心頭湧上一陣對這個兒子的歉意,因為我的任務順利達成了。


會談的最後,我如同打圓場般補上一句:「張女士,我了解你不願意接受插管,但是你願意使用正壓呼吸器嗎?正壓呼吸器也會造成一定的不適,可是侵入性較低。」

病人猶疑了一下,說:「好吧。」


無聲的共識

那時湧上心頭的歉意,連帶地讓我想起自己有多麼言不由衷:開場白是如此冠冕堂皇,偽裝成讓眾人分享心情、不必達成結論的溝通環節,實際上目的只有一個,而且我最後也成功了。

當我告訴我的病人,她的子女即將前來,我們將共同討論治療方案,而她答「好」時,我便知道我倆已藉著潛台詞達成無聲的共識,結成了祕密同盟。這是一場鴻門宴,她有自主意願,我有專業判斷,一切都已準備好,只待子女赴會,他們不會有反對的權力。

我的任務成功時,我心想:這個男人,真的,快要哭了,因為他的母親要死了。

身為孩子,他沒有做錯任何事,不過就是我打電話告知他:「你的母親不希望接受心肺復甦術。」而他答:「我知道做心肺復甦術很辛苦,不到最後一步,我也希望你們別做。但如果你們看著她不行了,你們也沒理由不做任何事情吧?」

其實他一直知道的,從三年前母親發病時,他就知道「這一天」早晚會來,但是我硬要將這個血淋淋的現實放到他面前。我猜他知曉關於死亡的一切,只是情願讓死亡繼續當一個遙遠又模糊的幻影,而不是如此真切地聽見母親接受自己將死,還早已做好準備的宣告。


突然,病情惡化了

過了一段時間後,某天,張女士的病情急劇惡化。她的情況原已嚴重到不得不長期使用純氧氣面罩,但那天即使戴上純氧氣面罩,血氧濃度仍舊跌個不停。她的子女都不在,護理師問我:「要不要幫她戴正壓呼吸器?」

「我先打個電話給兒子吧。」我猶豫了一下,說。

我打電話給兒子,告知他母親的情況轉差,他說他會盡快趕到。接著我走回床邊,遲疑了一下後說:「幫她戴正壓呼吸器吧!爭取時間,讓兒女見她最後一面。」

我彎下腰,想到這個病人待在這裡那麼久,現在是真的快要死了,鼻腔不由得一陣發酸,便拍拍她的頭,在她左耳邊喃喃道:「一直以來,你都很努力了,現在兒子和女兒都正在過來囉,你再等等。」


後來事情的演變令我更想哭。

戴上正壓呼吸器後,她的血氧濃度急劇上升,又撐了好些天。那天,護理師問我:「她不斷說她想死,你可以做些什麼幫她嗎?」我幾乎反射性地交抱起雙手,說:「可是我們沒有安樂死的法律啊!」我用了防禦性語氣,不知道想防禦什麼。

隔天,她死了,雖然不算太安樂。


在她臨終時,我見到她的子女在床邊一路相伴,邊陪邊掉淚。我們所有人都遵守了自己的承諾:子女沒有在她心跳停止後,要求我們做心肺復甦術;我幫病人讓子女同意遵守她的意願,並用了一些手段使她活到讓子女見最後一面──或許用得太過了;病人也沒有拒絕我給她的正壓面罩,儘管那還是挺辛苦的。

沒有人背棄自己的諾言,結果該受的罪和該掉的眼淚還是沒有變少,世事真是沒有道理。


身體是病人自己的

後來,我再也不肯折衷,立場變得愈發強硬。當病人的狀況太差時,我直接便對著家屬說:「他的情況實在不好,正壓呼吸器同樣具有侵入性,而且會延長他的痛苦,我們不建議使用。」連會賦予他們最後一點點希望的選項都要奪走。然而,病人的身體畢竟是他們自己的,不該用作換取家人一時安心的籌碼。

我愈來愈了解到,醫學院只教「醫病關係」,不教「醫師與家屬的關係」,是因為醫師負責的對象只有病人,而且也應該只有病人。但我對那個兒子依舊抱著歉意──為著我逼他得在面對事實前,多面對一遍事實的預演;逼他在為現實傷心前,預先為尚未發生的現實傷心。



(本文選自穆琳醫師《病床上的選擇權──一個年輕醫師對生命與人性的誠實反思》,寶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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