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了工作 是因為不夠優秀嗎?

【彭慧慧/摘自微信公眾號「人物」】
找工作本身就是一種工作
我最早開始關注長期失業問題,是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攻讀社會學博士學位時。當時,我的研究方向是高科技行業從業人員的超時工作問題。很多人明明已經按照社會普遍認為的成功標準,做了所有「正確」的事情。他們努力、聰明,讀書、進名校、進入矽谷頂尖的公司,在行業裡耕耘多年。但市場從不講道理,幾週內,他們就丟了工作。
透過採訪一些失業者,我逐漸意識到,找工作本身就是一種工作,甚至可能是最艱難的工作之一。這在情感上極其煎熬─本質上就是不斷向他人證明自身的價值,然後一次次被拒絕。
然而,焦慮遠不止來自被裁員,它主要源於對失業後無法東山再起、陷入長期失業或低薪工作的恐懼。
在對長期失業的研究中,我發現「6個月」是一條殘酷而明確的分界線。一旦失業時間超過6個月,求職者遭遇的將是指數級的阻力增長。雇主普遍將6個月視為一個危險信號:他們會下意識地將超過6個月的空窗期解讀為求職者「能力不足」「不被前公司重視」「存在某種隱藏問題」。
這種汙名會迅速抹殺求職者過去的教育和職業成就。之前有一個這樣的研究,研究人員向有真實職位空缺的公司投遞虛假簡歷,這些簡歷在技能和資格方面完全相同,唯一的區別在於申請人目前是否存在職業空窗期。結果是,有失業可能的求職者接到面試的概率要小得多。
這是汙名陷阱的起點。超過6個月越久,雇主越傾向於把空窗期視為「紅色警報」,求職者越容易陷入自我懷疑,面試效果也隨之變差;情緒的波動進一步影響表現,進而形成「失業—被拒—表現更差—再次被拒」的惡性循環。家庭與社會關係也會在此階段開始承受壓力:配偶懷疑、朋友疏遠、親人沉默,這使求職者在情感上愈加感到被孤立,而這種孤立會直接影響其求職行動力。
失業本該只是職業生涯中的小插曲,但在美國,它被解讀為一種信號:這個人有問題。
拉里是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受訪者之一,他在麻省理工學院取得數學博士學位後,就投身於科技行業,工作了30年。他最後一段在科技公司工作的經歷是在語音辨識領域。然而,時運不濟,50多歲的拉里在經歷了一段漫長的失業期後,成為一家百貨商店的收銀員,領著略高於最低工資線的微薄薪水。
每當我跟朋友講述拉里的故事,他們都會困惑不解,反覆追問拉里是不是有什麼問題。美國人對優績主義的推崇,讓他們喜歡把失業的原因推到個人身上,而失業者本來就感到羞恥和尷尬,這時候連開口尋求幫助都要承擔巨大的壓力。62歲的薩姆是一名資深藥劑師,被裁員後,他本以為憑自己的資歷可以很快回到行業裡。可兩年過去了,他的積蓄被一點點吞噬,最終不得不開始領取社會保障金。
有一次,他鼓起勇氣參加一個行業會議,那是一個難得的機會:50多個舊同行幾乎都到了,對他來說那本該是重新建立連接、爭取被推薦的最佳時機。可是在關鍵時刻,他退縮了,當有老同事拍著他的肩膀問他「現在在忙什麼」時,他愣了一下,羞於承認自己已經失業,然後說:「嗯…我基本上決定退休了。」
我在研究中看到,失業帶來的不只是職業困境,更是人際網路的塌陷。一個受訪者說,失業半年後,他的妻子開始懷疑他沒有盡力找工作;朋友們逐漸減少聯繫,甚至連曾經親密的同事也對他變得客氣疏遠。我們都願意相信愛與友情能抵擋外界的惡意,事實往往相反:與你越親密的人越容易將恐懼投射到你身上。
這些故事構成了一個360度無死角的汙名邏輯鏈條,我把它叫作「汙名陷阱」:你向上看,會看到雇主和HR(人力資源)的偏見;向外看,會看到同輩的避讓;向內看,會看到自我懷疑;向後看,甚至會看到家庭關係因緊張而扭曲。失業不僅奪走收入,它還破壞了一個人和社會之間的全部連接。
這個系統無法容納他們
為了弄清失業歧視的內在機制,我和一些HR進行了深入交談。我問他們怎麼看待處於空窗期的求職者,他們的回答如出一轍:如果一個人真的足夠優秀,他應該已經有工作了。
最讓我難忘的是,一個招聘人員說,他必須迎合雇主的偏好,在審核簡歷時,把那些「在職的候選人」排在失業者前面。
一個招聘官一天要看幾百份簡歷,根本不可能逐字閱讀,他只能自動尋找捷徑,於是失業、年齡、資歷過高或過低,都會被視為「危險信號」。招聘官沒有時間理解你的教育和職業生涯,卻要在幾秒鐘內判斷你看起來是不是能幹活的人。這和求職者的專業能力毫無關係,卻決定了求職者能不能得到其渴望的職位。
求職網站進一步壓縮了人的複雜性。以前,你可以為不同路徑準備不同版本的職業形象;而現在,你只能維護一個單一的檔案、一個標籤、一個「品牌化的自我」。這種單一性不僅讓轉型變得更困難,也讓任何失業空窗期都無處遁形。一旦你不再穩定、線性、持續向前,算法、招聘官、前同事、朋友甚至家人,都會不由自主地把這些波動視作失敗的信號。
莎倫是哈佛大學畢業的高材生,在金融行業擁有20多年的工作經驗,職業發展穩健而成功。被裁員以後,她把這次挫折視為一個轉型的機會─她不想再為大公司做會計,想轉向更貼近個人的投資顧問領域。為此,她投入大量時間和金錢,完成培訓,拿下業內廣受認可的投資管理證書。
按理說,這是一次順理成章的職業轉型,事實完全相反。3年過去,她既回不了舊崗位,也進不了新領域。她說:「我明明做過很多和投資顧問相關的工作,只是場景不同,可在他們眼中,這不算經驗。」她遇到的每一家機構,幾乎都向她提出同樣的問題─你有沒有做過與應聘崗位完全相同的工作?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機會之門就迅速關上。培訓不但沒有給她打開金融行業內部的新路,反而讓情況變得更糟。她說:「我的證書既關上了通往舊世界的大門,也沒能幫我進入新世界。」
更殘酷的是,這3年的努力在HR眼中變成了另一種「危險信號」:你這麼久沒有回到行業,肯定是你有問題,你已經和職場環境脫節了。就這樣,一個能力強、資歷深的求職者,被困在職業的夾縫裡─前路推進不了,後路也回不去。最終,她只能去做一份報酬接近最低工資的零售工作來維持生活。
拉里和莎倫到底做錯了什麼?
他們沒做錯什麼。相反,是這個系統無法容納他們。當你從高處跌落,重新上升幾乎不可能,因為你會同時被兩端拒絕。你原本的行業嫌你「過時」,而更低一級的崗位又嫌你「資歷過高」。學歷越高、經驗越豐富的人,陷入長期失業的概率越大。對很多人來說,這幾乎像一個笑話:他們曾為走向穩定而投入幾十年的努力,而現在,正是這些努力把他們困在了找不到工作的境地裡。
不要停止找工作
我曾在麻省理工學院的教室裡觀察到這樣一個場景:十幾個長期失業的求職者圍坐在一起,他們講述被拒絕的求職經歷,講述夜裡睡不著的焦慮,講述那些不敢告訴家人的羞恥。空氣裡飄浮著一種奇特的解脫感─有人突然意識到,自己不是個例,而是處在一個更大的、結構性的困境裡。理解這一點後,人便能重新站起來。
「優績主義」讓我們誤以為失業不是一個社會問題,只會發生在「無能的人」身上。其實我們對他們的處境一無所知。過去兩年,美國經歷了一場與互聯網泡沫相似卻更深刻的震盪。遠端工作讓競爭範圍從城市內部擴大至全球,人工智慧的興起讓整個行業都處在巨大的不確定性裡。一些公司在利潤創歷史新高的同時裁掉整個部門,只因為投資者要求「提高效率」。很多優秀的軟體工程師、專案經理、數據科學家開始第一次直面會被淘汰的現實。
穩定不再是勞動市場能提供的東西。行業正在被重塑,技術的浪潮沒有任何減退的跡象。人工智慧會摧毀一些工作,也會創造一些工作;競爭會變得更激烈,也可能變得更開放。我們現在正在經歷的,是一次真正意義上的結構性轉型,它既伴隨著希望,也帶來很多問題。
但能在這個系統裡生存下來的,不是那些簡歷最完美的人,而是那些能理解自身處境、能堅持與外界保持連接、能讓自己不被羞恥吞沒的人。求職者最需要明白的,不是如何寫一份更好的簡歷,而是如何與自己的經歷和解。
當人們理解了這一點,汙名的力量就會削弱,他們就能向前走。不要停止找工作,繼續嘗試,哪怕這要用上好幾年,因為無論怎樣,人都可以從困境裡走出來。
【更多精采文章請見《讀者雜誌》2026年3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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