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需要甚麼樣的告別

【又菲／摘自上觀新聞】

一道簾子

先說一道簾子，一道需要被拉起來的簾子。

父親去世那年我18歲，地點在一家非常有名的醫院。那時候，醫院裡很擁擠，走廊上全是病床和折疊椅。至今我還能想起那股氣味，那是藥味、汗臭味、屎尿味和微波爐加熱的飯菜味混雜在一起的味道。不管是男患者還是女患者，經常會當眾暴露自己的身體換衣服或者做檢查，這讓那些來不及背過身去的家屬很尷尬。當然，如果病人自己有意識的話，恐怕會更尷尬。

我記憶中父親的最後時刻是這樣的：醫生和護士進進出出，做他們必須做的事情，一切都是敞開著、裸露著的，包括我父親的身體。同病房患者的家屬只能趕緊找一件外套或一張床單，擋住朝向我們的這一邊，像是能把我們一家隔離出去。

過去，這種狀況一直被歸為物質條件受限所致。後來我發覺這其實和尊嚴有關係，已經是12年後我母親生病的時候了。

母親是我認識的最堅韌的人，對於病痛、貧窮之類的事有異乎常人的忍耐力。可是，當她來到和12年前一模一樣的醫院，再次聞到那股藥味、汗臭味、屎尿味和飯菜味混雜的味道時，我真切地聽到她在輪椅裡聲音發抖地歎息：「怎麼又到了這樣一個地方？我不想死在這兒。」

哲學家鄧曉芒曾經這樣描述尊嚴：每個人的尊嚴都是同等的，哪怕他意識不到。尊嚴甚至無關善惡，不是一種權利，卻不能夠被剝奪。即便是邪惡的人，仍然有免於被凌辱、被示眾的尊嚴，在某些時刻他也需要那道簾子。我以為，這道簾子就是人類文明的底色，我們走了幾千年才完成的底色。

在我母親去世的那一刻，雖然醫院已經有了嶄新的醫療大樓，但我們還是找不到那道簾子，找不到一個可以安靜哭泣的地方。對於一個將要離去的人，對於他的家人來說，那道簾子貴比千金。

這是我的第一個請求。我想，這道簾子也是體現生命尊嚴的基本條件。

一場談話

第二件事情，是一場訣別之前的談話。

為什麼我們需要這場談話？從前的中國人都是在以宗族結構為代表的秩序裡傳宗接代、養家糊口，完成自己的使命。一個人去世之後，可以安然走進列祖列宗所代表的秩序裡，被子孫祭祀、供奉。這會給他帶來很強的歸屬感。

然而，我們今天所處的環境和從前大不相同。我們面臨生死的焦慮，但我們找不到解決方案。一場談話，起碼可以緩解這種痛苦。

我有一位學心理學的朋友，他在得知自己的外婆陷入彌留之際後，趕了很遠的路去醫院，他說他要幫助母親和外婆完成一場最後的生命對話。

他趕到病房時，看到他母親守在老人床邊，精神恍惚，近乎崩潰。他坐在外婆和母親之間，一隻手拉著已經不會說話的外婆的手，一隻手拉住母親的手。他對母親說：「人最後消失的是聽覺，外婆現在能聽到你說的話，所以請你講講外婆的一生，從她出生開始講。」

於是，他母親開始講述，病房裡逐漸平靜下來。他母親不可思議地講了很多早已遺忘的故事，臉上開始浮現微笑，而這個時候他外婆的手漸漸變得冰冷。在對外婆人生故事的緩緩敘述中，一場告別就這樣平靜地結束了。

我和母親在最後的日子裡確實有很多談話的機會。但是，我不知道該怎麼談論她即將開始的死亡，她也不知道怎麼談論我該如何生活下去，她對我的囑咐就是「你遇到好吃的東西多吃一點」。

我記得那時候她的病房裡有一個好心的年輕實習醫生，跟我年齡差不多。她告訴我，她母親在幾年前去世時，為了不影響她考試，家人隱瞞了這個消息，這給她留下了很大的傷痛。可能是這個緣故，她對我母親特別照顧。有一次我問她：「我媽總問她死後會到哪裡去，我該怎麼回答？」她難過地搖了搖頭，她說自己在學校裡也沒有學過這些。

很遺憾，在我母親去世之後，我才有機會聽了大學專業教授的一次公開課。老師在課上提到，這些談話應該在老人身體健康、意識清楚的時候就開始，子女還可以請父母列出死亡遺願清單，寫下他們還有什麼想要做的事情。老師說了自己幫助父母完成心願的過程，最後，他說了一句讓我刻骨銘心的話：「我現在就等著老人去世了。因為，那是我們誰都無法預計的事情；因為，我們該說的已經說完了，能做的也已經做完了，我們都了無遺憾。」

一杯甜酒

第三件事，是一杯可以代表生活的甜酒。這杯酒，即便是臨終之人，他們也有權利甚至更有權利按照自己的意願飲下。

這杯甜酒的意象來自一位法國醫生的故事。這位法國醫生的病情危重，他知道自己來日無多，於是，他讓自己的同事做了一件絕大多數醫院禁止的事情：請他們把自己最喜歡的香檳、奶酪和香腸帶進病房，大家若無其事地談笑，大吃大喝了一頓。次日凌晨，這位醫生因為病情加重而離開了人世。

當一個病人做出如此灑脫的決定，他是不是可以遵從自己的意願喝上一杯甜酒？每個人可能有不同的答案。

我今年讀到的最感人的一本書，是美國ICU(重症監護室)醫生韋斯‧埃利寫的，叫作《每一次深重的呼吸》。他認為，傳統的ICU救治，就是用呼吸機和插管來搶救重症患者，這會讓患者極其痛苦，使他們感覺自己就像身在地獄。他在《柳葉刀》雜誌上發表了自己的統計：這些救治措施使得80%的ICU患者只是「復甦」，而失去了「復活」的本質。這位醫生反思，醫療技術的高度專業化，讓重症監護室成了一個「去人格化」的地方，「人們被剝奪了個性、過往人生、個人需求乃至價值觀」。

在埃利醫生的病房裡有一個類似於甜酒的專案：每一個生命垂危的病人可以被滿足3個日常願望。這些病人提出的願望，包括吃一口蔬菜咖喱角，喝一杯冰涼的甜酒，與一位老朋友重新聯繫，和配偶一起看一部心愛的電影，等等。即便患者最後沒能被搶救過來，他們的家人也會帶著烤肉和果汁再次來到病房，感謝醫護人員為他們創造了最後的相聚時光，讓他們在一種美好的記憶中懷念自己的親人。這種場景在之前的ICU裡是見不到的。

最後我想說，病人和家屬並非專業人士，但他們只是想在生命走向終點的那一刻，能在溫柔的注視下，默默地拉起簾子，幫助遠行者完成最後的對話，再喝上一杯生命的甜酒，以他們自己的方式和大家告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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