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見摩登時尚多元交織的服裝風華

【文・游如伶　攝影・翁睿坤　圖・葉立誠、台北市文化局】

從日本時代對現代化的追求，經戒嚴時期到當代表達自我的風格探索，台灣服飾的演進反映了不同時期的審美價值及社會意識的轉變。實踐大學服裝設計學系助理教授葉立誠以服裝為線索，爬梳台北百年來從「摩登西化」到「時尚文化」的發展樣貌，也引領讀者從服飾的角度認識台北。

斷髮放足改變審美及價値觀

葉立誠指出，台灣服裝樣式的演變，受不同時期政治及政策影響，可概分為日本時代的綏撫時期、同化時期、皇民化時期，以及戰後國民政府時期。而台北作為台灣現代化過程中的政治經濟中心，正適合作為觀察此一演變的歷史舞台。

日本時代日本人將追求西化的風氣帶入台灣，領台初期1895至1919年為綏撫階段，透過公權力逐步革除台灣女性纏足與男性辮髮等陋習。同時，許多追求進步的地方仕紳也積極響應，例如大稻埕中醫師黃玉階即籌組「台北天然足會」，反對舊時以纏足表現「婀娜多姿」的審美觀，倡議大眾改變不合時宜的觀念。

剪去髮辮後，許多男性戴上西式帽，身上仍著長袍馬褂，形成中西混搭的風格，女性的服裝款式則從寬衣寬袖漸趨窄貼，朝西式的合身剪裁發展。及至1910年代末期，套穿的「西式裙」更取代圍裹的「一片裙」，以中式上衣搭配西式裙成為當時女性的常見穿著。

1910年代後期家庭的合照。婦女上身穿中式服、下著西式裙，男士穿著及髮型皆為西式。（圖／葉立誠）

與現代思潮交織的多元服飾

到了1919至1937年間，日本人對台灣進行「同化政策」，在統一台灣教育學制的同時，也將日本內地學生所穿的西式制服引入台灣，讓台日兩地學生的服裝儀容同步，藉此建立台灣學生的大和民族文化意識。

而在此一時期，由蔣渭水及林獻堂等人提倡的「台灣新文化運動」，推動現代思潮在各領域發酵。「台灣知識分子一方面背負被日本同化的壓力，一方面受到全球現代思潮的衝擊，促使他們產生文化自覺，並思考如何走出台灣自己的路。」葉立誠說，當時西服被視為進步的象徵，所以民眾更容易接受西式服裝，但同時仍有人以著中式服飾作為抵抗日化的方式。

因此1930年代的台北街頭，有如多元文化的伸展台。當時年輕男性普遍身著西裝或立領款式的日式西化上衣，但也有部分男性仍選擇中式或中西混搭服飾。女性除了換上時髦的洋裝，也追隨從上海傳入的流行風潮，穿上合身的新式旗袍。而在材質方面，日本的印花棉布逐漸取代絲綢及刺繡圖案，展現有別以往的風格。

1941年受皇民化運動影響，女性穿「婦女改良服」，男士則是穿著「國民服」。（圖／葉立誠）

解開權力限制走向身體自由

1937至1945年台灣進入戰時體制，日本人推動「皇民化運動」，從語言、信仰及服裝等方面培養國民意識，除了鼓勵台灣人換穿和服，也要求改良中式服裝以擺脫與中國文化的關係，因此規定男性穿軍服形態的「國民服」，女性則是短上衣搭配燈籠褲的「婦女改良服」。

戰後國民政府來台，社會民生百廢待興，政府也向大眾宣導黜奢崇儉，穿著以樸素實用的布衣布鞋為主。到了1950至1960年代，台灣服裝西化的速度更快，一件式洋裝或短裙等女裝款式變得流行。及至1970年代初期，喇叭褲、寬大衣領襯衫、迷你裙及露背裝等服裝已蔚為潮流，但民眾的服裝儀容仍受政府規範，例如男性留嬉皮長髮、女生穿迷你裙走在街頭，都可能因「妨礙善良風化」遭到取締。

直到1987年解嚴後，台灣逐步迎來自由解放的時代，此後越來越多服裝設計師自創品牌，並在國際舞台嶄露頭角。葉立誠說，「隨著台灣民主化，我們對服裝的態度更加尊重個人的差異，也越來越多元開放。」

推動服飾產業的時代因素

除了回顧台灣服飾風格的演變，葉立誠也分享服裝產業的發展歷程。1950年代紡織業被政府列為重點產業，並得到美援支持，同時民間也配合投入，迎來台灣盛極一時的紡織業榮景，當時洋裁縫紉更是年輕女性最嚮往的工作。葉立誠點出，「經濟起飛是帶動流行發展的條件，民眾也對穿著打扮更有熱情，因此1950年代可視為台灣服飾走向流行的開端。」

1960年代則是服飾產業發展的關鍵期，葉立誠指出，第一屆「中國小姐」選拔引起大眾對審美的關注、電視台成立帶動流行的傳遞、實踐家專首創服裝設計科（今實踐大學服裝設計學系）培育人才等，都讓台灣服飾發展更進一步，而帶動服飾消費的商場也在市場需求下應運而生。

葉立誠分享，1961年中華商場落成，為當時最具指標性的大型賣場，提供布料、成衣及服裝訂製服務，滿足市井小民對平價流行服飾的需求。1965年「第一百貨公司」（位於今中華路與漢口街口）開幕，以更氣派的購物空間吸引人潮。這兩大商場的出現，推進了流行服飾產業的發展，雖然今日都已不復存在，但西門町及中華路周邊繁榮至今，仍是台北年輕世代流行文化的聚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