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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為本」的高等教育:致力翻轉文化與經濟不利學生的處境

【文.武東星/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校長、林松柏/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教授兼副教務長、吳書昀/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教授兼校務研究中心主任、楊洲松/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育學院學士班教授兼教務長】

教育被認為是民主社會中促進社會流動以實現社會正義的主要機制。透過教育資本的積累,底層階級可以憑藉個人能力參與社會資源的競逐而消除因為財富所衍生出來的社會不公平,而有機會晉身中上階級。准此,民主國家的教育制度改革,特別著重教育資源的分配,以促進教育機會的均等,實現公義社會的理想。

文化與經濟不利學生之教育問題分析

我國高等教育已經走入普及化階段,所有高中畢業生只要想繼續升學接受高等教育,基本上都有機會。在高等教育擴張之後,弱勢群體確實能滿足教育機會「數量」上的公平。但實際上,其所得到的多半是品質較差或文憑價值較低的教育機會,而優勢群體在頂尖大學或名校中依然享有優勢地位,導致教育不正義的現象以另一種型態繼續複製下去。以原住民族的狀況為例,研究指出,縱然原住民族在教育、所得等指標上有逐年之成長,但若與同期之全體國民的發展狀況相較,卻呈現出「絕對的進步、相對的退步」之落差(詹宜璋,2010)。

換句話說,家庭社經背景仍是決定子女就讀高等教育學校類型與教育品質的重要影響因素。沈暉智與林明仁(2018)研究指出,家庭經濟背景與獲得高等教育機會有顯著正相關;許添明等人(2018)的研究也指出,以家長教育程度為例,父母親未完成中等教育者,其子女僅有15%的機會可以進入大學,相較於父母親只要有一人曾接受過大學教育,其子女進入大學就讀的機率就高達60%;其他研究也都得出類似的結論(楊瑩,2014;張宜君、林宗弘,2015)。

教育部為了強化協助經濟與文化不利學生順利就讀與完成高等教育,提出了「大專院校弱勢學生助學計畫」等各種方案與措施,例如:減免相關考試費用、鼓勵就近入學、單獨招生、特殊選才、提供獎助學金等,期待能逐步促進教育機會的均等。然而,根據資料顯示,高等教育階段獲得助學金或學雜費減免的文化及經濟不利學生之入學情形,有下列幾個趨勢值得特別關注(王如哲等,2019):一、私立大學校院高於公立大學校院;二、私立技專校院高於公立技專校院;三、技專校院高於大學校院;四、私立技專院校最高,私立大學校院次之,公立技專校院及大學校院較低,頂尖大學最低;五、低收入戶子女進入頂尖大學的比率,歷年(2009至2014)都在1%以下,進入公立大學的比率最高也只有0.7%-1.2%。由此看來,公立學校的學生,其家庭社經背景較高,在學校獲得了較高之教育品質,但卻支付相對低廉的學費,兼可享受政府較高額度的補貼;畢業後亦由於文憑價值相對較高,在勞動市場中也都能獲得薪資、地位、聲望、發展都較好的穩定工作。這樣的反所得重分配現象,弱化了教育促進社會流動以翻轉階級的目標,反而進一步強化了階級的再製。

翻轉經濟與文化不利學生處境的建議做法

根據上述之省思,如要翻轉經濟與文化不利學生的處境,建議做法如下:

一、增加經濟與文化不利學生招生保障名額,提升高等教育公共性

以筆者服務的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為例,透過校務研究分析101-109學年度經濟及文化不利學生,以班PR了解其在校學業成績表現,發現經濟或文化不利學生班PR1-40所占比率皆低於非經濟或文化不利學生,而班PR41-99所占比率則皆高於非經濟或文化不利學生。據以得知,經濟或文化不利學生之學業成績表現普遍高於非該類學生,如:表一、圖一所示。

上述資料顯示,有機會進入高等教育之文化與經濟不利學生的學業表現其實並不亞於一般學生。但其是否有機會可以進入高等教育階段,卻可能會受到入學管道名額的影響,也易因相對學習資源缺乏等因素,在個人申請或特殊選才入學管道,未能進到第二階段複試或面試。因此,建議學校在調整不同入學管道名額之際,應就每位文化及經濟不利學生在可獲得的教育資源成本補助條件下,特別保障一定比例的錄取名額,如此將能使更多的文化及經濟不利學生接受足夠的高等教育。

事實上,教育部也看到這樣的情形,因此自110年開始執行「願景計畫」,每年提供500名經濟與文化不利學生免試入學(不看學測、不考指考)的外加名額給國立大學。以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為例,教育部核定110學年度外加願景計畫學生80名(含個人申請43名及特殊選才管道37名),讓文化與經濟不利學生新增更多元入學管道並擴增錄取率。而經濟與文化不利學生入學後,也透過學雜費減免或獎助學金方式,給予經濟上的協助。這些助學方案或計畫也都納入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中的「提升高教公共性:完善就學協助機制,有效促進社會流動」的計畫指標與管考重點,永續落實於大學的社會責任。在此同時,參考英國教育部的作法,我國教育部也可以讓不利處境學生知道,這些相關的計畫與措施,都是基於個人有被公平、尊重、無歧視地對待的權力,也能讓學生清楚了解自己將獲得哪些支持(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11)。

二、優化經濟與文化不利學生的支持系統,俾利其安心就學並培育復原力

「復原力」是個人、家庭、社區以及更大的社會環境、文化環境的交互作用下之動態過程;「文化復原力」意指「個體所處的文化背景、文化價值觀、文化脈絡中的支持與環境經驗,能協助個體與整個社區在面對逆境時仍獲得良好適應與和諧融洽的過程」(Clauss-Ehlers, 2004)。為了強化協助經濟與文化不利學生能夠順利就讀並完成高等教育,學校應致力於反轉結構性的不利生態,並在此思維下提出相關的激勵與獎勵措施:

首先,應做到的是滿足學生基本經濟需求,進而鼓勵具有復原力的學生能夠秉持「人窮志不窮」的精神態度持續學習。以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為例,經由復原力獎助學金的挹注,文化與經濟不利學生較前學期進步名次之百分比,由107-1學期14%、107-2學期22%、108-1學期23%、108-2學期17%到109-1學期21%。可見復原力獎助學金確有助於經濟與文化不利學生提升求學和生活安定感。

其次,應給予適當的表現舞台以增加自信心。針對文化與經濟不利學生的協助,不是僅止於給予更高的獎助學金以滿足生活上的需求而已,更重要的是培養與提升其復原力,追尋自我實現,也才能在外力協助退場後,能夠自立自強。以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為例,我們發現學生在工讀或擔任研究、教學助理過程中所取得的成就感,有助於學生建立學習自信心。

此外,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將挹注固定經費,鼓勵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之教師,透過教師專業社群的相互激盪與學習,形塑「復原力」與「文化復原力」的思維,以利發展對文化與經濟不利學生的「最佳教學實務」(best teaching practices)。

三、厚實文化與經濟不利學生之社會資本,培養其就業實力

畢業表現為評估學習成效的重要依據,最為關鍵的評估指標為畢業生的工作狀況與平均薪資。以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為例,101-104學年度之調查結果顯示,經濟或文化不利學生之薪資(表二、圖二),普遍低於非經濟或文化不利學生。

若從社會資本的角度詮釋上述現象,可能的解釋為,經濟及文化不利學生顧慮經濟問題,多以獲得一份全職工作為首要考量,較無法顧及薪資水準。這也凸顯出經濟及文化不利學生可能因其家庭社會資本的缺乏,可以選擇的空間有限,而屈就於工作。由於社會資本與社會不平等具有內在連結,為世代相傳的資產之一,並與其他資產(如:社會關係、社會結構)有關。即家庭中與社區中的社會資本確實會影響新一代的人力資本發展(Guðmundsson & Mikiewicz, 2012)。

准此,於學生在學時,宜協助其厚植社會資本並強化與產業界的連結,並促進其專業實力之成長。

結語

OECD於2012年發佈《教育的平等和品質:支持弱勢學生和學校》(Equity and Quality in Education. Supporting Disadvantaged Students and Schools)報告書。其中指出,教育平等意味著性別、種族或家庭背景等個人或社會因素並不是實現教育潛力(公平性)的障礙,並且所有個人都能至少達到基本的最低技能水準(包容性)。在這些教育體制中,無論他們的經濟狀況如何,絕大部分學生都有機會獲得高水準的技能(OECD, 2012)。文化與經濟不利學生若是因為缺乏足夠的教育與支持,導致他們無法在學校或職場有翻轉人生的機會,甚至由其原生家庭決定了他的學習成就與未來生涯,這便不再是他個人的幸與不幸的問題,而是國家必須去面對的龐大且逐漸擴增的人才崩解危機(許添明、商雅雯、陳冠銘,2018)。

經濟文化不利學生的助學措施,其實正呼應羅爾斯(John Rawls)在《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一書中所提到的「機會的公平平等原則」,亦即透過補償不該有的不平等,讓所有人享有一樣的公平機會,爭取各種有利的社會地位和職位,並使得擁有相同程度能力和擁有相同意願運用這些能力者,其成功前景不因其出身背景而受到影響(李少軍、杜麗燕、張虹譯,2006)。這也是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以生為本」治校理念的具體實踐:當沒有學生會被放棄,或認為應該被放棄,公平與正義才會擲地有聲。

◎參考文獻

王如哲、李家宗、楊正誠、劉秀曦(2019)。高等教育。載於黃昆輝主編,邁向公義與卓越:台灣教育問題與對策研究,247-284。臺北市:財團法人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會。

李少軍、杜麗燕、張虹(譯)(2006)。正義論(原作者:John Rawls)。新北市:桂冠。(原著出版年:1971)

沈暉智、林明仁(2018)。論家戶多得與資產對子女教育之影響—以1993-1995出生世代及其父母稅務資料為例。經濟論文叢刊。取自 http://www.econ.ntu.edu.tw/ter/new/data/new/TER47-3/TER473_3Abstract中.pdf

張宜君、林宗弘(2015)。臺灣高等教育的擴張與階級複製:混合效應持續的不平等。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15(2),85-129。

許添明、商雅雯、陳冠銘(2018)。兼顧公平與卓越的資源分配—投資弱勢者教育。載於黃昆輝主編,繁榮與進步:教育的力量,271-304。臺北市:財團法人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會。

楊瑩(2014)。我國高等教育受教機會公平性之探討。載於中國教育學會主編,教改20年:回顧與前瞻,247-284。臺北市:學富。

詹宜璋(2010)。原住民之族群不利地位認知與歸因類型探討。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14(2),195-214。

Clauss-Ehlers, C. S. (2004). Re-inventing resilience: A model of ‘cultural-focused resilient adaption’. In C. S. Clauss-Ehlers, & M. D. Weist (Eds.), Community planning to foster resilience in children (pp. 27-41). New York, NY: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New York.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11). Family and friends care: Statutory guidance for local authorities. London, England: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Guðmundsson, G., & Mikiewicz, P. (2011). The concept of social capital and its possible usage in a comparative study that aims at informing educational reforms. In Mikiewicz, Piotr (ed.) Social Capital and Education. Comparative research between Poland and Iceland. Wroclaw: University of Lower Silesia.

OECD (2012). Equity and Quality in Education. Supporting Disadvantaged Students and School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oecd.org/education/school/5029314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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