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教司司長廖高賢：以多層次策略深化高教國際化品質 讓臺灣走出去、讓世界走進來

【採訪撰稿．游光昭、許嘉寶】

面對少子女化的挑戰及全球高等教育高度競合的局勢，「高等教育國際化」（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是攸關臺灣如何與世界接軌的核心議題。值得深思的是，大學應如何推展國際化，才能真正回應社會與產業需求？又在積極推動國際化的同時，如何確保並提升教學品質，而非流於形式？本期評鑑雙月刊特別邀請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簡稱高教司）廖高賢司長，分享教育部如何透過政策輔導與資源挹注，協助大專校院推動高教國際化，並深入探討其內涵與實踐方向。廖司長以其在高教司以及國際及兩岸教育司的實務經驗及閱歷分享其洞察，指出高教國際化真正的關鍵在於規劃多層次的發展策略，而外部評鑑機構在協助確保國際化的深度與品質方面，亦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近年來，高等教育國際化是一個備受關注的議題，而談到大學國際化，大家馬上聯想到的就是招收國際學生以及全英語授課（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 EMI）課程。高教司廖高賢司長指出，當前亟需要思考的核心議題是：我們國際化的目的是什麼？招收國際學生與推動全英語授課僅是高教國際化的基礎建設，真正的關鍵在於如何規劃多層次的發展策略，以高品質的人才培育，達成臺灣與世界接軌的目標。

臺灣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發展與意涵

臺灣在高教人才培養方面的品質，是受到國際肯定的。這一點從高教評鑑中心與馬來西亞學術資格鑑定局（Malaysian Qualifications Agency, MQA）的臺馬雙邊學歷互認，以及高教評鑑中心、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會（簡稱台評會）、社團法人中華工程教育學會（簡稱IEET）、臺灣醫學院評鑑委員會（簡稱醫評會）皆持續通過國際認可，可見國內高教品質保證與國際接軌的機制已發展成熟。

也正因為臺灣高等教育在品質上的優勢以及教育資源的普及，使其對鄰近國家，尤其是東南亞國家，具有相當的國際招生吸引力。早期外籍生來源以僑生為主，以馬來西亞佔最大宗；近年因國際競爭加劇、地緣政治變化及新南向政策的推動，越南已躍升為外籍生主要的來源國。不少來臺求學的僑生與外籍生，學成返國後成為政經社會的中堅力量，並為其母國與臺灣之間建立起長遠而穩固的連結。然而，在少子女化與人才競逐的雙重壓力下，學校亦面臨招生挑戰，使得大學國際化與國際招生往往被視為相互綁定的議題。

廖司長強調，大學辦理國際招生絕不能踩紅線，這也就是教育部鄭英耀部長所重視的，大學國際化必須回歸教育的本質。廖司長指出，此時學校需要更精準對焦自身的量能與辦學特色，明確界定招生條件和人才培育的目標，並盤點能為學生提供的學習資源與支持。大學國際化絕不僅止於外籍生人數的多寡，從招收國際生、延攬外籍教研人才、推動本國學生海外實習、設立雙聯學制或交換學生等，大學能藉多重管道建立國際網絡，增進國際合作。這不僅是臺灣與世界接軌對話的重要契機，更攸關國家發展與競爭力，此乃高等教育國際化的核心意涵。

高教政策結合產業布局

教育部是站在國家整體的角度，來規劃高教國際化策略，並在各階段的推動上，兼具方針引導與輔助支持之功能。例如：透過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簡稱高教深耕計畫）之「國際化行政支持系統」專章，協助大學建立國際化之行政支持系統，以提升大學推動國際事務之能量。此外，亦建立查核機制，如委託高教評鑑中心辦理技專校院產學合作國際專班（簡稱新南向專班）查核工作，確保教學品質及學生受教權益。廖司長提到一項重要的觀念：高教國際化政策必須結合產業布局，同時整合政府及企業資源。針對此脈絡之推動模式有幾種，第一是結合臺灣在越南、菲律賓、印尼等新南向國家建立的海外基地，透過海外基地所推動的華語文教育，讓有心來臺灣就讀的學生在國外先建立華語文的能力。第二種是「國際產業人才教育專班」（簡稱新型專班），其辦理模式包含學士雙聯專班（2+2模式）、兩年制學士專班、兩年制學士後專班，以及碩、博士學位專班。透過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簡稱國發基金）提供獎助學金以及由企業提供學生生活津貼，吸引國外學生來臺就讀2年畢業後可獲我國學位，並留臺服務。這些措施與近年來半導體人才的需求、傳統產業面臨轉型與技術升級的挑戰，以及因少子化而引發的國內勞動結構變化息息相關。故而由國發基金配合國家發展挹注此方案，以臺灣的產業需求如 STEM、金融、半導體等相關領域為優先招生對象。

新型專班的另一項特色，是讓產業實際參與國際化招生與人才培育的過程。不僅在課程設計階段引進企業參與，發展客製化課程精準對接產業需求，在申請入學的面試階段亦有產業代表出席，讓企業有機會關注及觀察其資助的對象。這樣的作法為過去所未見。為確保專班的課程品質，教育部委託國際產學教育合作聯盟專案辦公室，負責審核課程機制之可行性與適切性。此外，申請學校須依其自身條件及合作學校之情況，向教育部提供相關佐證資料，包括與其合作之外國學校的排名、申請學生之學業表現及其高中畢業學校等，作為教育部核定該生的產學獎助金之審查依據。

質量並重 提升學生國際移動力

廖司長表示，學校招收外籍生應該「質量並重」，不能因為要衝量而犧牲了品質。因此，學校與對等或是標竿的學校合作，以及對課程品質的堅持是非常重要，因其關乎學生的受教權益。課程品質可能面臨的問題之一，是對外籍學生授課所使用的語言，此將直接影響其學習成效。因此學校應在招生簡章中敘明對於外籍生語言能力的要求，並且具備完善的配套支持。除了語言因素之外，也需關注外籍學生在文化適應與生活安排方面的調適狀況。

我們亦須思考如何提升臺灣學生的國際移動力，以及如何創造更多機會協助學生建立國際連結。以目前許多學校推動EMI課程為例，其用意一方面在於滿足外籍學生的學習需求，另一方面也讓臺灣學生能以英語修習專業知識，提升其國際競爭力。但是，學校開設EMI課程的數量與學生的國際移動力並不能劃上等號。EMI課程是基礎，目的是讓學生做好語言及專業的準備，並透過國際移動的經驗，建構不一樣的視野。學校在建構EMI課程時應同步提供教師增能的機會，提升教師在EMI課程中讓學生建構專業知識的能力，才能帶動整體課程的品質。因此，在評估EMI課程的成效時，關鍵在於學生修習EMI課程後是否更願意參與國際研討會，並具備以英語發表國際論文的能力。同時，學校亦可適時提供獎勵與補助，完善支持系統，以落實提升學生國際移動力的機制。

多層次拓展並深化高教國際化

廖司長談到臺灣高等教育的優勢之一，是我們許多大學的老師們曾受過國外訓練，具備推動國際化的優質師資。但為何我們在國際上沒有辦法展現更顯著的能見度？雖然我們一直強調國際排名不重要，但是國際排名反映的是臺灣高等教育能不能被世界看見的問題。廖司長認為，大學國際化的核心在於規劃多層次的策略。換言之，不同類型的學校應依其資源、特質與發展目標，制定各自適合的國際化策略，以發揮自身優勢。

對於具備資源及量能的研究型大學來說，應該要有能力爭取到與國際對話的機會。廖司長提出，「國際化重要的意義在於我們能不能在學術的場域中跟其他人有平起平坐的對話機會。我們的聲音能否被聽到，我們的研究成果能否被看到，以及如何打進這些國際學術場域等。」例如參加國外重要的頂級研討會（first tier conference）或甚而在臺灣舉辦這樣的頂級研討會，這就能將臺灣的學術研究量能帶進國際舞台。除此，在國際重要期刊的編輯及編輯群（editorial board）名單中，是否已有臺灣學者入列；或是，對於一些在學術研究量能上即將成為該領域新興之星（superstar）的教師，我們是否提供相應的支持。

教育部以國家政策的高度，近年來一直都支持並協助研究型大學發展特色的國際化策略。高教深耕計畫之「協助大學追求國際一流地位及發展研究中心」，由學校依其特色提出申請，教育部補助，目標是強化大學研究能量，培育重點領域國際一流人才，卓越國際聲望，同時解決社會議題，提升產業競爭力。而2025年甫推出之「國家重點領域頂尖研究中心」是教育部呼應賴清德總統倡議的臺灣產業發展的政策方向，為提升國家的重點領域──「人工智慧」、「生醫科技」、「量子科學」及「海洋科技」的全球競爭力，攜手國立臺灣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及國立中山大學，設立6座具前瞻性與戰略意義的研究中心。「國家重點領域頂尖研究中心計畫」在策略上也與其他計畫有所不同，教育部將這些學校爭取在臺灣辦理頂級國際研討會列為計畫的 KPI之一，目的是透過這樣的機會讓世界認識臺灣，讓學校的研究中心進入這些重點領域的學術網絡，並有所貢獻，進一步實現賴總統333諾貝爾計畫^註1的願景。

教學型大學在推動國際化時，可著力於完善基礎設施與教學支持體系。除推動 EMI課程外，更應建構能與國際接軌的優質專業課程，方能真正落實國際化的內涵。同時，學校亦可善用既有的國際連結與合作網絡，發揮實質效益，為教學與學生發展提供具體支持。廖司長舉例說明，「學校可與國外姊妹校共同討論課程設計及共同指導學生等合作模式。」唯有課程內容能充分涵蓋國際趨勢，才能讓學生走向國際時順利與國外大學課程接軌，並進一步吸引海外學生來臺就讀。如果學校的課程不能與時俱進，與國際接軌，很可能培養出來的學生進入業界也不具國際競爭力。我們必須要替學生想像，未來的就業或求學市場不見得要侷限在臺灣，透過國際合作共同指導學生，不僅有助於培養學生的國際移動能力與國際競爭力，也能使學生在臺灣求學期間即建立與國際學術社群的連結。當國外學者籌組研究團隊時，臺灣學生亦有機會被納入其中，拓展其國際研究經驗。此外，國內教師亦可藉由國際合作研究與學術發表，提升個人學術成就，同時強化臺灣在國際學術領域的排名與能見度。

高教國際化的策略很多元，我們目前觀察到，高教國際化最大的挑戰是學校還沒有找到自己應該要發展的路，而且當學校找不到自己的路時，就會去參考別人的路，但是這有可能會因各校體質不同，以至於投入資源卻無法達到預期的效果。廖司長建議，部分學校未必適合立即發展EMI課程，則可先以課程架構與內容的國際接軌作為推動策略。無論採用中文或英語授課，皆可透過定期檢視與修正課程，設計與國際趨勢緊密連結的課程內容，作為學校國際化的重要內涵，並展現其教育品質與辦學成效。當課程內容臻於完善，學生能接受具品質的專業教育，再逐步培養語言能力，未來亦有機會進一步拓展國際深造的可能性；而學校若於日後具備發展英語授課的條件，也能因此吸引學生前來就讀。上述作法皆可視為為學校國際化奠定基礎、進行長期播種的重要工作。

規劃藍圖統整核心策略 透過評鑑保證教學品質

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發展，跟大學本身以及外部第三方的協助有密切的關連。「大學不可能一直宣稱國際化，但卻沒有發現自己的盲點。」許多學校的盲點來自於太專注於招生率，因為這代表一份經費收入的增減。當然，這是許多學校目前面臨的真實挑戰，而且不論私立或公立，技專校院或一般大學，這樣的挑戰只會益加嚴峻。另外一個現象是誤把產出（output）當作成果（outcome）。例如只看招收外籍生的數量、EMI開課的數量、論文量，而沒有評估這些對於學校、教師及學生真實的影響為何，是否能夠與國際接軌，是否因為國際化而有所進步。

學校一定要有一個完整的藍圖，要能想像學校未來的樣貌，要走向哪一條路。這也是為什麼高教深耕計畫相當重視學校要能確認自己的標竿大學（benchmark）是誰，例如，未來若希望超越目前國際排名高於自身的大學，首先需挑選出這些標竿學校，分析其策略，向其學習並進行自我檢視，進而發展出符合自身特色的策略。

我國品保機構持續參與國際品保組織，關注國際趨勢，並將先進理念納入評鑑指標與品質保證機制中。而學校透過評鑑，如同進行健康檢查，藉由外部檢視的機會，掌握在銜接國內政策與回應國際趨勢方面，仍有哪些可精進之處。自2017年起，系所評鑑改為非強制，更強調大學自主與內部品質保證，但大學在推動國際化發展之際，由外部評鑑機構檢視課程設計、國際化的深度與品質，仍是一個重要的機制。高教評鑑中心、台評會、IEET、醫評會、管科會，除了持續與國際互動、對話與合作外，亦積極與國外品保機構建立互信認可結果的機制。而許多國外的大學在錄取國際學生時，亦高度關注系所是否經過評鑑機構的認可，以確保其教育品質。換言之，認可過程本身，就是一種國際接軌的過程。

結語

臺灣若要在國際舞台上提升學術與產業的競爭力，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品質至關重要，而這是由政府、大學以及品保機構所共同建構。同時也值得深思：一所國際化大學應具備哪些基本條件？其理想的未來樣貌為何？又能如何發揮其國際影響力與價值？臺灣高等教育在少子女化的挑戰下，每一位學生都是人才鏈中不可或缺的一環，亦是臺灣通往國際的重要橋梁。我們要好好珍惜並護持大家建立起的國際聲譽，並且持續擴展能見度與影響力，讓臺灣走出去，讓世界走進來。

◎註

1. 希望臺灣在未來30年，在物理、化學、醫學3領域內，至少增加3位諾貝爾獎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