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障受刑人通訊隱私及其著作權？淺析新加坡Syed Suhail bin一案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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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慈真／北美智權報　專欄作家

受刑人是否與一般公民同樣就其通訊享有隱私與著作權保護？本篇介紹新加坡上訴法院（Court of Appeal，下稱法院）針對此一議題所為之判決。

本案[1]源自於Syed Suhail bin Syed Zin等13名關押在樟宜監獄之受刑人（後稱上訴人），指控新加坡總檢察署（Attorney-General’s Chambers, AGC）與新加坡監獄署（Singapore Prison Services, SPS）違反民法賦予之保密權（right to confidentiality）並侵害其著作權。所涉及之個人通訊內容包括四大類：（1）寄給公共機構或政府機關之書信；（2）與新加坡律師公會（Law Society of Singapore）等組織聯繫之訊息；（3）與律師聯繫之訊息；以及（4）寄給親友之書信。

大體而言，上訴人請求法院：

（1）確認（declaration）總檢察長（Attorney-General）自SPS處取得上訴人通訊，未經上訴人同意而予以揭露並留存，係屬越權且違法（ultra vires and unlawfully），已違反保密規定，應擇一或同時判給損害賠償與衡平法救濟（equitable relief）；

（2）確認總檢察長複製並留存上訴人之個人通訊係屬侵害著作權，應判給象徵性損害賠償（nominal damages）；以及

（3）判給其他適當之救濟。

關於受刑人通訊之揭露「慣例」

「慣例」原則上允許揭露

在新加坡，係由內政部（Ministry of Home Affairs, MHA）與SPS負責安排死刑犯之執行時程。依據「慣例」（the Practice），因為經手此類文件之監獄人員通常未受過法律訓練，定期向AGC揭露通訊書信等相關文件，將有助於在執行死刑前充分考量可能影響執行之法律問題（例如申請法律扶助、赦免等），並尋求專業建議。

然而，「慣例」並不適用於由上訴人Suhail先生寄給親屬之信件。負責Suhail先生先前所涉案件「CA/CCA 38/2015」之副檢察官（Deputy Public Prosecutors）曾經要求SPS提供該信件副本，卻又同時聲稱AGC本身無權取得此等信件。法院認為，如此作法確實會引發疑慮。不過，本案並未涉及揭露私人間信件對於相關刑事訴訟產生之影響，僅止於討論上訴人因該揭露而有權主張何種私法救濟。

確認AGC與PSP行為違法

依據現行之新加坡《監獄法》（Prisons Act）及其《監獄條例》（Prisons Regulations），雖允許監獄人員閱讀並複製受刑人之往來通訊，惟不得複製及扣留受刑人與律師間之通訊[2]，亦不得與他人共享此等通訊。惟法院認為，若為維護監獄或公眾之安全與秩序，SPS仍得向相關機關揭露受刑人信件內容，以徵詢法律建議。儘管如此，此類揭露必須侷限於「需要建議之具體問題」與「提供建議之必要人員」，並為此建立可確保所揭露信件保密性之制度 — 就算存在「慣例」，AGC顯然未建立相關流程。法院進一步澄清，即使例外地允許揭露，亦不表示AGC可主動要求揭露受刑人之通訊。

綜合前述，法院指出，縱使AGC與SPS已採取補救措施，但關於確認上訴人之通訊所有權以及其所享有之保密性與隱私權，宣告性救濟（declaratory relief）對當事人與公眾均有其重要性，故於此確認：（1）AGC未經上訴人同意而要求揭露其通訊內容，實屬違法；以及（2）無論是否依據「慣例」，在欠缺法律必要性、法院命令或上訴人同意之情況下，SPS向AGC揭露受刑人之通訊，亦屬違法。

關於受刑人通訊之隱私保護

部分揭露違反保密規定

違反保密義務必須符合兩大要件：（1）涉訟資訊有保密之必要；以及（2）揭露方係於負有保密義務之情況下揭露該資訊。就本案涉訟之通訊觀察，若是寄給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法官與新加坡警察部隊（Singapore Police Force）之信件，或請求新加坡總統赦免之信件，理論上應無保密問題，因而其揭露並未違反保密規定。

然而，若是與委任律師往來或向律師公會等組織投訴、諮詢或請求協助之信件，或寄給親友之信件，基於該通訊用於訴訟（故受法律諮詢特權或訴訟特權保護）或私密之性質，則應予保密。針對此類信件，法院確認AGC與SPS之揭露已違反保密規定。

循刑事程序尋求救濟較為適當

針對上訴人請求之救濟，法院作成以下決定：

（1）倘若因通訊被揭露而導致刑事訴訟不公，例如影響定罪或量刑、違反自然正義法則（rules of natural justice）等，應透過刑事覆核程序（criminal review proceedings）而非民事上訴程序加以處理；

（2）本案不宜適用國際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有關救濟實務之條文，因為該作法實際上迴避了覆核程序相關規定；

（3）依據傳統侵權行為法之賠償範疇，違反保密義務無法作為判給懲罰性損害賠償之請求權基礎，且上訴人亦未提供可能判給此類賠償之其他法律依據。

法院附帶說明的是，本案上訴人亦無權請求衡平補償（equitable compensation）、衡平損害賠償（equitable damages）或所得利益（an account of profits）等衡平法救濟。

關於受刑人通訊之著作權保護

複製信件係侵害著作權

在本案，共計有3名上訴人針對所寄發信件遭複製而主張著作權侵害。且此等複製係發生於允許部分信件複製權限之新加坡《監獄條例》第127A條施行前，AGC與PSP亦未否認其複製行為有違反新加坡《著作權法》（Copyright Act 2021）之虞。

然而，法院同意原審決定，認為毋須就此部分請求作成宣告性救濟：因為，此等確認未能真正減輕上訴人之任何責任、不利益或困難；況且，從原審判給象徵性賠償此舉觀察，明顯存在技術性侵權（technical infringement of copyright），故此等確認實屬多餘（superfluous）。

法院進一步強調，宣告性救濟之判給必須格外謹慎。誠如先前判決所言[3]，倘若法院濫用作成確認命令（declaratory orders）之權力，將會鼓勵公眾恣意請求確認其權利，造成被告困擾，同時浪費訴訟資源。

上訴人僅能獲得象徵性賠償

關於原審僅判給10新元之象徵性損害賠償金，法院指出，無論是依據懲罰性賠償或法定賠償、或遭受損害之程度，上訴人皆無法請求附加損害賠償（additional damages）。更何況，上訴人提出之訴訟請求（prayer）已言明尋求象徵性賠償（理由是複製信件並非為了獲取經濟利益，且上訴人遭受之經濟損失不大），嗣後亦未修改此一立場。

再者，無論從本案事實、相關調查或上訴人陳述，均未證明或指涉前述著作權侵害直接造成何種金錢損失，唯一可能之損失，便是AGC有機會提前知悉上訴人論點而獲得訴訟優勢。儘管如此，相關刑事動議已裁定，上訴人之刑事訴訟程序完整性並未因其通訊被揭露而受不利影響。

至於象徵性損害賠償之金額是否過低，法院則表示，所判給金額並未逾越象徵性損害賠償金以及法官裁量權之範圍，原審係合理地行使裁量權，並無濫用或未遵守法則之疑慮。

結語

理論上，受刑人之權利亦應受到公平保障，但基於維護公眾安全、確保監獄秩序等需要，受刑人之隱私權確實會受到不少限縮。台灣就此設有明確規定，例如《監獄行刑法》第74條針對「檢查」與「閱讀」分別賦予監獄人員權限，後者權限又再區分為「完全禁止」與「部分允許」兩類。

至於本案對於著作權侵害爭議之處理，亦頗具深意。法院顯然不願以宣告性救濟確認AGC與PSP之侵權事實，而以「明顯存在技術性侵權」為由，否定確認之必要性 — 相對地，保密與隱私權問題才是本案具確認重要性與必要性之所在。

備註：

1. [1] Syed Suhail bin Syed Zin and others v Attorney-General [2024] SGCA 39.
2. [2] Prisons Regulation 127A.
3. [3] Wing Joo Loong Ginseng Hong (Singapore) Co Pte Ltd v Qinghai Xinyuan Foreign Trade Co Ltd and another and another appeal [2009] 2 SLR(R) 814 at [178].

責任編輯：盧頎

【本文僅反映專家作者意見，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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