預防醫學的長跑者——林鶴雄的醫者選擇

文．邱文通 圖．惟生醫學文教基金會提供

他是臨床醫師、研究者、醫院管理者，也是長期站在公共溝通第一線的發言人；更重要的是，在離開教學醫院體系之後，他選擇把專業帶離病房，走進家庭與孩子的生活現場，默默鋪設一條屬於臺灣社會的「預防醫學底層工程」。

這不是一條標準的菁英直線，而是一條在制度縫隙中反覆折返、需要極大耐心與自制力的人文醫路。

平凡出身與早熟的責任感

林鶴雄出生於高雄，排行最小，上有六位兄姊。父親任職於台電，家庭收入有限，但父母對教育的重視，成為這個家庭最穩定的支點。童年的他成績出色，在鼓山國小六年始終名列前茅，畢業時獲頒高雄市長獎，對一個資源並不充裕的家庭而言，這不只是榮耀，更是一種集體的希望。

進入高雄中學後，他在一位行醫叔叔的耳濡目染下，逐漸確立從醫的方向。醫師在他心中，並非單純的專業角色，而是一種能「承接家庭重量」的公共身分。

然而，人生的第一個轉折來得很早。第一次大學聯考，他與臺大醫學系只差○‧五分，最終進入高雄醫學院就讀。對許多人而言，這或許已是理想結局，但對林鶴雄來說，這卻成為一段必須面對自我與耐性的考驗。隔年再度挑戰聯考，他終於走進臺大醫學系，也在那一年，真正理解：醫學之路從來不是短跑，而是長期意志的累積。

在病房裡學會「聽懂人」

臺大醫學院的訓練嚴苛而密集。

大一課表幾乎沒有喘息空間，大三解剖課的高壓教學，更讓許多學生第一次直面挫敗。然而，真正讓林鶴雄感受到醫學重量的，是進入臨床之後的病房生活。

那時的常德街舊館，木板地、大通鋪、消毒水味濃重，病人擁擠而脆弱。他穿著白袍、掛著聽診器，卻常常聽不懂病人夾雜方言的敘述；寫病歷被學長責罵、實習輪值日夜顛倒，讓他逐漸理解，醫學不是書本裡的標準答案，而是一門必須「真正聽懂人」的專業。

在岳父、婦產科教授歐雲炎的引導下，他接觸顯微鏡判讀與婦科病理。從組織切片到疾病全貌，從細胞層次回望人的生命狀態，這段訓練逐步引導他走向婦產科。新生命誕生的瞬間，對他而言始終帶著神聖與敬畏，也讓他開始思考：醫學是否只能在疾病出現之後才介入？

東京大學實驗室與公共衛生視野

畢業後，林鶴雄赴日本東京大學醫學部深造。這是一段從零開始的歷程——語言、制度、考試、臨床文化，全都必須重新適應。為了取得日本醫師資格，他逐字啃讀日文題庫；白天在臨床學習，夜晚回到書桌，反覆消化實驗數據。

在坂田正一與水野正彥兩位教授門下，他結合自身病理背景，成為科內少數能同時進行婦科病理判讀與臨床研究的醫師。一九八○年，他獲得博士論文題目：「孕婦肝炎病毒垂直感染」。這是一項橫跨內科、小兒科、婦產科與血液科的研究，在當時仍屬前沿領域。

他揹著保冷箱，奔走於東京大學體系的各醫院之間，蒐集臍帶血、羊水與母體血液樣本，分析病毒傳播途徑。這項研究不僅完成學術論文，更成為日後臺灣肝炎母嬰垂直感染防治政策的重要科學基礎。一九八六年，他取得東京大學醫學博士學位，也正式將婦產科帶入公共衛生的視野之中。

為被忽略的女性疾病築路

回到臺灣後，林鶴雄並未停留在既有的專業舒適圈。一九九○年代中期，他選擇投入當時仍屬邊緣領域的「婦女泌尿學」。尿失禁、骨盆器官脫垂、膀胱過動等問題，長期困擾無數女性，卻因羞於啟齒而被忽略。

他沒有以英雄式的姿態切入，而是從最基礎的問卷設計、資料庫建立、臨床流程與論文發表做起，一步一步把這些「說不出口的病」，轉化為可以被診斷、治療、教學與傳承的專業體系。多年後，臺灣婦女泌尿醫學得以制度化發展，而林鶴雄，正是那位低調鋪路的人。

站在風暴中心的醫院發言人

二○○一年起，他被延攬進入醫院行政體系，並出任臺大醫院發言人。這是一個高度消耗的角色，必須在醫療專業、政治壓力與媒體節奏之間，守住制度信任的底線。

無論是 SARS 疫情、重大公共事件，或 二○○五 年林志玲摔馬事件、二○○六年趙建民事件，他始終站在第一線，用極度克制且準確的語言回應社會。他常說，發言不是表態，而是一種制度責任——能說的，要一次說清楚；不能說的，也必須誠實說明原因。這段高壓歲月，讓他更清楚意識到：若醫療無法被社會理解，再專業的制度也可能在恐慌中崩解。

把醫學帶進孩子的世界

離開教學醫院核心後，林鶴雄將人生下半場投注在一件看似不耀眼、卻影響深遠的事——健康教育。

一九九七年，他與妻子歐淑媛共同創辦惟生醫學文教基金會，名稱取自《易經》「天地之大德曰生」。基金會不販賣恐懼、不接受業配，只專注一件事：把艱深的醫學知識，轉化為一般人聽得懂、做得到的生活智慧。

從公共電視《找回身體的愛》

一○六集節目，到3D動畫《元氣寶寶Vita》，再到三十多本專為幼兒設計的健康繪本，惟生基金會將預防醫學從病房搬進客廳，從診間帶進孩子的睡前故事。

登革熱、腸病毒、成癮、毒品，這些原本令人卻步的議題，被轉化為孩子能理解的角色與情境。不是恐嚇，而是培養判斷力；不是說教，而是讓健康成為一種日常習慣。

林鶴雄始終相信，醫療體系若只負責「修復」，終將不堪負荷；唯有讓健康教育提早發生，社會整體才能真正減壓。

一位公共醫者的長程實踐

回望林鶴雄的醫療旅程，會發現他始終站在制度的交會處：在研究與臨床之間，他推動跨科合作；在醫院與社會之間，他承擔溝通責任；在醫療與家庭之間，他選擇教育扎根。

他不以個人英雄自居，而是用長期行動回應一個核心問題——醫學，如何真正讓人活得更好？或許，這正是他所理解的「惟生」：不為速成，不追求掌聲，而是在孩子還沒生病之前，就先替社會築起第一道看不見、卻最關鍵的防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