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的崩解與現實主義的強勢回歸：權力、關稅與 主權如何重塑世界區域政治版圖

二○二六年初，全球政經局勢開始經歷一場自冷戰結束以來最為深刻的典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過去支持全球化與多邊主義的制度框架已然崩塌。二月份國際政治歷經日本史上第一位女首相高市早苗大勝、再到歐洲的慕尼黑安全會議（MSC）、川普與美國最高法院的法律博弈，相關事件都勾勒出世界正展現「權力即正義」的現實主義新時代。

文．陳建維

在國際關係理論的視角下，這種國際局勢的混沌狀態正是知名的建構主義學者亞歷山大・溫特（Alexander Wendt）所描述「無政府狀態是國家所造就的」，隨著美國在「美國優先」方針下開始實施戰略收縮，包含中國大陸、歐洲、日本等各區域強權均面臨權力重組課題，全球正進入一個「多極化」且「分段式」的治理格局。台灣如何在這一波巨浪中透過「戰略韌性」與「關鍵不可替代性」尋求最佳空間，在在考驗領導者的智慧與格局。

慕尼黑安全會議終曲 舊秩序翻轉與新的多層寶塔結構

第六十二屆慕尼黑安全會議於二月中旬舉辦，這場傳統上作為跨大西洋安全合作基石的論壇，在今年卻更像是一場舊國際秩序的葬禮，正如美國國務卿盧比歐（Marco Rubio）在會上所言「舊世界已經不復存在，我們生活在一個地緣政治的新時代」，揭開了西方國家內部在應對安全挑戰時的深度焦慮與分裂。

在會議現場，歐洲領袖對於美國安全承諾的動搖表現出前所未有的憂慮。隨著川普政府重返白宮，美國在跨大西洋聯盟中的角色從「秩序提供者」轉向了「利益交換者」。這種轉變引發了典型的「安全困境」，歐洲國家因擔憂被拋棄而加速推動由法國總統馬克宏一直倡議的「戰略自主」（Strategic Autonomy），但這種自主卻進一步削弱了北約（NATO）的凝聚力。

歐洲各國目前正試圖建立獨立的防衛機制，例如法國、德國、義大利、波蘭與瑞典簽署的「歐洲長程打擊方案」（ELSA），旨在填補美國可能縮減的防衛缺口 。然而，歐盟內部的內鬥卻成為這場轉型的絆腳石，以「未來空中作戰系統」（FCAS）計畫為例，各國因企業分工比例與技術主權問題僵持不下，顯示出歐洲即便在「強權政治回歸」的威脅下，仍難以擺脫主權國家間的利益糾葛。

相較於西方的集體迷惘，曾多次參與慕尼黑安全會議的中國大陸前副外長傅瑩在會後則提出相當具有前瞻性的觀點，她認為，未來世界的多極化將不再是簡單的兩極或多極，而是一個「多層寶塔」式的立體結構，即在不同領域中，權力核心的分布將呈現出差異化的形態。如在經濟規模層面，將由美、中、歐等約二十兆美元的三大經濟體分庭抗禮；科技創新層面由中、美兩國在AI、半導體與數位主權領域進行排他性競爭；軍事地緣層面則是美、中、俄展現核武力量與長程打擊能力的壟斷，來決定區域衝突的邊界，最後在全球治理層面，全球南方以「全球多數」的身分在國際制度中發揮制衡與中介作用。

在這種結構中，中國大陸被視為唯一在所有層級都具備引領能力的國家，這種全方位權力的增長，正迫使傳統西方強權重新思考其在國際體系中的定位。同時，傅瑩也引述《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警示，大國需慎防被區域小國利用大國競爭來挑動矛盾，如本屆會議罕見地邀請了日本外務大臣茂木敏充和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共同參加，他們在分論壇上表現活躍，抓住時機遊說日本的訴求和利益，並且明裡暗裡地渲染「中國威脅」，就是最佳的驗證。

關稅風暴第二篇章 川普經濟民族主義的極致演繹

如果說慕尼黑安全會議反映了安全領域的秩序崩解，那麼美國最高法院針對川普關稅的裁決，則展現了國際貿易體系如何轉變為一種「司法政治化」與「經濟民族主義」的混合體。

二月下旬，美國最高法院以六比三的票數裁定川普援引《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課徵全球對等關稅屬於越權行為。這項裁決雖然暫時制衡了總統的單邊權力，但川普卻迅速展現了「制度內反擊」的彈性。他在不到二十四小時內，便轉而援引一九七四年貿易法《第122條款》，宣布將全球臨時關稅提高至十五％，並聲稱這是「完全合法且經過檢驗」的手段。

這種策略體現了「新重商主義」（Neo-Mercantilism）的邏輯：關稅不再僅是調節貿易的工具，而是迫使盟友與對手進行讓步的「戰略武器」。該條款允許總統為處理重大國際收支失衡，可徵收最高十五％的關稅，雖然期限僅一百五十天，但這段時間已足以讓川普政府在談判桌上掌握絕對主動權 。

這場關稅戰的直接後果是全球貿易成本的劇烈震盪，最高法院雖然廢除了川普先前的對等關稅，但對於已收取的約一千七百五十億美元關稅是否退還卻留下了巨大的法律黑洞。這種不確定性對全球貿易構成了毀滅性打擊，使得企業在進行跨國布局時，必須將「政治風險成本」置於「生產效率成本」之上。這種「以關稅求公平」的方針，實質上是在利用美國市場的巨大吸引力，迫使全球價值鏈進行重組，對於台灣等高度依賴對美出口的經濟體而言，這無疑是一場生存韌性的考驗。

日本的歷史性覺醒 高市早苗的正常國家大躍進

就在美歐陷於體制性衝突之際，東亞地緣政治版圖出現了另一個巨大轉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發動的「冬季奇襲」，不僅帶領自民黨在眾議院選舉中取得了壓倒性的歷史性勝利，更單獨拿下超過修憲門檻三分之二席次的三一六席，連同友黨維新之會共掌握了七十五％的多數，這不僅確立了自民黨獨大的政治局面，更顯示日本「戰後體制」的實質終結 。

高市早苗的勝選，反映出日本選民對於「不正常國家」地位的集體反彈，在她的領導下，日本正加速從傳統的「重商主義國家」轉型為具備強大防衛能力與主動外交能力的「地緣政治國家」。可預見在掌握三分之二席次後，高市政府已具備修改憲法第九條的門檻，這意味著日本可能將正式揮別戰後的防衛猶豫，賦予自衛隊更具主動性的作戰定位，從單純的「防衛」轉向具備「反擊能力」的常態化武裝力量。而隨著台海與南海局勢升溫，日本的防衛重心正顯著向南方偏移，高市政府更計畫加碼軍費，並解禁武器出口限制，強化第一島鏈的戰略韌性，使其成為美日同盟在印太地區最堅實的支柱。最後，為防堵技術外流並應對新興威脅，高市將推動設立「國家情報局」並立法制訂《反間諜法》，這顯示出日本在維護經濟安保與國家主權方面的強硬立場 。

高市早苗的勝選，在國際關係中建立了一個獨特的「實力軸心」。川普在社群媒體上第一時間的祝賀，預示了美日關係將不再是傳統的「保護者與被保護者」關係，而是基於「冷靜計算與校正」的強強聯合。高市對於川普要求盟友承擔更多防務預算的訴求給予了積極回應，這種「權力現身」的姿態，使其在面對美、中、台關係時擁有更強的底氣。

權力轉型期的競合 台灣應尋求夾縫中的新契機

二○二六年，台海局勢正進入由慕尼黑會議的憂慮、川普關稅的衝擊及日本強勢崛起交織而成的「結構性壓力區」。這並非單一威脅，而是國際體系集體轉向現實主義的必然產物。

過去被台灣視為保命符的矽盾，在川普政府交易型外交的政策下已轉變為籌碼。美國透過十五％全球關稅與二三二條款，迫使台灣以「技術轉移」與「二千五百億美元信用保證」換取貿易豁免，迫使台灣在「保留核心競爭力」與「取悅核心盟友」之間進行危險平衡。同時，賴清德政府計畫將國防支出推升至GDP的五％，雖旨在克服修昔底德陷阱，卻也對國內財政與社會分配正義構成巨大挑戰。

面對多極化的權力風暴，台灣必須以多層次的戰略應對，首先是強化不可替代性，台灣應堅持將最尖端製程與研發根留本土，確保全球戰略高度。接著是建構社會韌性與敏捷預算，在面對關稅與能源波動時，應設置「戰略應變預算」，以即時補償產業受到的衝擊。此外，應深化與日本在「經濟安保」領域的對接，建立除美國外的第二層安全屏障。最後則是尋求可和緩的兩岸關係，建立起兩岸溝通管道，才能免除台灣最大的安全威脅，而不用軍備競爭來換取和平。

二○二六年的局勢雖然紛擾，但也為打破僵化思維提供了契機。在現實主義回歸的今天，台灣應拋棄理想化的外交期待，轉而擁抱精確的利害計算。透過維持產業的不可替代性、強化國防決心，並與美日建立「冷靜的合作」，才能在權力風暴中重塑國家定位，為下一代的和平奠定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