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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潮湧現流浪家庭 巴西貧民的生存惡夢

許多新貧民窟與豪宅大廈毗鄰,形成強烈對比。(中央社唐雅陵)
許多新貧民窟與豪宅大廈毗鄰,形成強烈對比。(中央社唐雅陵)

【文/唐雅陵 (中央社駐聖保羅記者)】

在巴西第一大城聖保羅市擔任電話傳銷員的克魯茲(Ingrid Cruz),在2020年丈夫失去餐廳侍應生的工作後,只能帶著全家大小住進市政府收容所,一家七口擠在一個約六坪大的房間裡,微薄的收入只夠填飽肚子和為孩子買藥。克魯茲說:「沒有人會想離開自己的家,寄人籬下或居無定所,到處遭人白眼、受人欺凌。但有什麼辦法呢?因為我們繳不起房租。」

援助金減少 疫情後期難以維生

巴西地理統計局(IBGE)調查指出,巴西社會的貧富差距因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大流行而加劇,而FGV基金會社會政策中心指出,12.8%的巴西人口(相當於2,700萬人)低於極端貧窮線,換句話說,他們每個月只有巴西幣246元(約新台幣1,315元)以維生和養活家庭。

巴西社會經濟學家柯斯塔(Rizete Serafim Costa)分析指出,這是巴西政府針對疫情期間的失業和低收入勞工緊急援助金在後期減少發放的結果,COVID-19大流行暴露了超越公共衛生系統的問題,加上國家缺乏大規模疫苗接種政策,放大了巴西社會不平等問題,人民愈來愈窮,社會計畫愈來愈少;失業率愈來愈高,勞工收入愈來愈低;通貨膨脹愈來愈高,消費力愈來愈低。

柯斯塔指出,社會問題以及健康問題都與經濟分不開,需要有更加一貫性和延續性的公共政策來幫助減少不平等,政府需要致力於思考社會政策,不是以零星推動的方式,而是確保改善人民的生活條件。

根據聖保羅大學不平等宏觀經濟研究中心(Made/USP)調查估計,2021年巴西將有6,110萬人生活在貧困之中,較疫情危機前增加540萬人,即使在接種疫苗後,經濟復甦也會因工作質量惡化,損害勞工收入。

「貧民窟唯一中心」(CUFA)指出,巴西有約1,600萬人生活在貧民窟,疫情間的勞工收入損失,導致之前生活條件獲得改善而離開貧民窟的許多家庭,不得不重返這些社區,而從未離開貧民窟的居民也變得更窮。

CUFA與貧民窟數據研究所(Data Favela)2月起在巴西76個貧民窟進行的調查顯示,71%的貧民窟家庭目前的收入不到COVID-19大流行前的一半。隨著失業率上升,沒有錢支付帳單和購買基本民生必需品,很難要求貧民窟家庭將關注焦點放在衛生保健和防疫上面。

CUFA全國主席澤澤(PretoZezé)表示,巴西政府減少發給勞工緊急援助金,私營部門和民間社會減少捐贈金錢和食物,都使得貧民窟飢餓問題惡化。澤澤說:「疫情初期,社會大眾都本著人飢己飢的精神捐贈金錢與物資,但時間一長,多數善心人士已停止捐贈,只能依賴一些合作企業的救濟。」

失業率破紀錄 疫情改變了遊民型態

聖保羅市住宅局指出,COVID-19大流行迫使約2萬戶家庭遷進危樓或違建,聖保羅市新增了33處貧民窟。2019年底,聖保羅市有37萬2,000戶家庭住在條件惡劣的貧民窟,2021年增至39萬2,000戶,在COVID-19大流行近一年半期間,貧民窟住屋約增加5%,其中約50%集中在南區。市中心地區因商業大樓林立,貧民窟住屋相對較少,但在街頭與非法占用廢棄建築物的遊民人數卻大幅增加。

聖保羅州街頭遊民運動主席科雷亞(Robson César Correia)指出,最近一年缺乏食物、露宿街頭的家庭數量大幅增加,繼而改變街頭遊民的型態。科雷亞說:「現在我們有一整個家庭,甚至做生意失敗破產的微型企業主,因付不起房租而露宿街頭。」

像是過去在街邊賣小吃的廚娘葛瑞柯(Michele Greco),因疫情期間不能上街做生意,又沒有其他工作收入繳房租,只能帶著一歲大的女兒住進市政府收容所,卻因不停抱怨收容所的生活條件被管理方趕走,現在和女兒露宿街頭。

巴西今年的失業率,一度創下2012年有紀錄以來的歷史高點。沒有官方數據確實指出目前聖保羅市街頭有多少遊民,但疫情期間這些人數顯然增加,而過去的「聖保羅街頭人口調查」顯示遊民人數成長趨勢:20年前約9,000人住在聖保羅市街頭,10年後人數上升到1萬4,000人;2015年近1萬6,000人;2019年已達2萬5,000人左右,估計COVID-19大流行已讓人數超過3萬。

寒夜街頭瑟縮難捱 經濟危機下的角落悲歌

對葛瑞柯這樣的遊民家庭而言,聖保羅州政府設立的大眾食堂Bom Prato是解決飢餓問題的選擇之一。在那裡,每人只要花一枚硬幣就可以吃到營養均衡的早餐(巴西幣50分)、午餐(1元)和晚餐(1元)。

2021年的冬天,聖保羅市創下近五年最低氣溫,夜裡只有攝氏四、五度,52歲的艾拉烏喬(José Vagner Ramos de Araújo)只能躲進市政府設在市中心「唐彼得二世」(Dom Pedro 2º)捷運站月台的臨時收容站避寒。

艾拉烏喬在疫情期間失業後,六、七個月前淪為街頭遊民,生平第一次在嚴冬中流離失所,露宿街頭。艾拉烏喬說:「當我在自己的家裡時,從未覺得寒夜難捱;現在淪落至此,能夠有一處避寒之地,已經很慶幸了。」

聖保羅市政府與「街頭遊民牧育機構」(Pastoral do Povo de Rua)合作,在這處捷運站設立只針對男性街友的臨時收容所,每晚可容納400人,除了床墊,還提供毯子、熱湯和水。

在失去住房以前,艾拉烏喬有一家計程車修理廠,疫情期間因沒有生意,繳不起租金、水電費和雇員的薪水而關門大吉,最後淪落街頭。

37歲的納西門托(Miriam Conceição Nascimento)和40歲的丈夫桑托斯(Everton José dos Santos)也在桑托斯失去建築工地助手的工作後,繳不起房租,四個月前在聖保羅市中心的主教堂廣場(Praça da Sé)搭起露營帳篷,席地而居。他們的三個孩子(兩個六歲雙胞胎和一個10歲女孩)每週一至週五寄住在外婆家,週末和父母一起在街頭度過。

納西門托說,市政府社會福利局人員和慈善機構志工都會在寒夜送上毛毯和熱食,但冬天夜裡實在太凍,她和丈夫連起身拉開帳蓬門的拉鍊都有困難。

市政單位和慈善機構捐贈的毛毯,也為40歲的席瓦(Samuel Mota da Silva)在寒夜的聖保羅街頭送上一絲暖意。席瓦原住在巴拉納州首府古里提巴(Curitiba),從事旅遊業,擔任過旅館和餐廳接待和侍應生,因COVID-19大流行失業,前往聖保羅市尋找工作機會,但一直沒有眉目,又繳不起房租,只能在街頭搭起帳篷,當成暫時的棲居之所。

為照護這些在嚴寒中無家可歸者,聖保羅市政府搭起五處緊急營帳,供應熱湯、毛毯、外套和衛生清潔用品,每天供應4萬個便當;市政當局也擴增收容所床位數量,並為不願分開生活的家庭提供旅館房間。

FGV基金會巴西經濟研究所(Ibre-FGV)建設專案督導卡斯特洛(Ana Maria Castelo)評估指出,疫情下聖保羅貧民窟住屋和無家可歸者人數增加,與住房赤字高和租金負擔過重有直接關係,雖然市政府積極興建大眾公寓,特別是在市中心地區,但經濟危機導致家庭收入下降,以及租金和物價不斷上漲等問題加劇,如果沒有提高人民收入水準、改善生活品質,短時間內恐難有徹底解決之道。(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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