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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大生接連自殺 青年憂鬱症:最燦爛的年華 最心痛的損失

【本篇皆為設計畫面,與當事人無關】完美主義菁英最危險!自殺人次創新高,青年憂鬱症為何這麼嚴重?除了限制教室窗戶只能開15公分、頂樓圍牆貼可愛動物,還能怎麼救命? (吳宙棋攝、邱泰元繪)
【本篇皆為設計畫面,與當事人無關】完美主義菁英最危險!自殺人次創新高,青年憂鬱症為何這麼嚴重?除了限制教室窗戶只能開15公分、頂樓圍牆貼可愛動物,還能怎麼救命? (吳宙棋攝、邱泰元繪)

【文/林倖妃、蔡立勳;圖片/吳宙棋攝、邱泰元繪】

幾乎每個人,都能說出自己有朋友正承受這樣的痛苦,然而直到面臨死別,才知道這個已籠罩全台兩百萬人、一年帶走數千條寶貴生命的疾病,我們仍然陌生。去年,一所頂大短時間內4名學生自殺;台大諮商人次破萬;2018年自殺通報人次3萬多件創新高,以職場上升期的青壯年最多,台灣預估一年恐為憂鬱症付出1500億元代價,96%都是生產力損失。我們可以怎麼做?第一步,就從了解開始。

白色百合花飄散出淡淡的幽香,空氣中飄蕩的是輕柔而和緩的小提琴樂章。

這是屬於美智(化名)的日子。皮膚白皙、眼神機靈的她,跟往常一樣帶著一抹淺淺微笑,和大家一起參加她人生中最後的一場典禮。放眼場內,都是曾和她攜手共度許多美好時光的同學、同事、朋友,還有家人。

憂鬱症是什麼?

她才24歲,為何選擇離開?

隱藏在盈盈笑意後的心情,凝結在時空中,此後,她再也感受不到所有的愛恨情仇,但或許在這之前,她早已沒有感覺。

這一年,她才24歲,以決絕的方式告別了這個世界,錯過了研究所畢業典禮、婚禮,還有往後無數的春夏秋冬。

這樣的離別,讓所有人措手不及。因為美智所就讀的學校,在短短的時間,連同她在內有4個學生自殺,震撼這所頂尖大學;而她所工作的企業,對她在離去之前飽受憂鬱症折磨,一無所知。

「這是她的選擇,」曾和美智共事、同樣罹患憂鬱症的小何(化名),在半年後回憶這件事,「沒有一件事值得我們必須接受這個世界,或是要世界接受我們。無法共處就好聚好散吧!」他能同理她內心最深沉的痛苦,陰暗隧道中尋找不到光的絕望。

這是怎麼回事?所有人都在問;憂鬱症是什麼?儘管有再多的書詳細描繪、再多的學者專家苦口婆心,直到降臨身邊,才驚覺自身的無知與無力。「現在我才發現,我們對憂鬱症一無所知,」告別式上,美智的主管抱著身邊的人哭著說,這是多麼痛的教訓。

憂鬱症,已經是每一個人都必須學習的課題。從18歲到35歲的年輕世代,幾乎每一個人都說得出朋友罹患憂鬱症,每一個人都親身見證或聽聞至少一個悲傷的故事。「我也有朋友有憂鬱症,其中一位不久前才『走』了,」33歲、在3月才走馬上任的新竹市政府行政處處長黃任瑋點了點頭。

當眼睜睜看著朋友、親人逃脫不出黑暗時,身為陪伴者的人或是徘徊、或是刻意保持距離,「我知道她的狀況,但我不敢問,」林郁馨(化名)說起一度深陷憂鬱的朋友,「因為我不在她的身邊,怕挖了卻承擔不起,不知道該如何幫她。」

《經濟學人》針對「Z世代」(1997年後出生)調查,詢問同儕間最重要的議題,有高達70%、來自不同社經家庭的人,都認為是焦慮和憂鬱。美國心理學會針對全球八大工業國家的研究也指出,有三分之一的大學新鮮人,表現出符合診斷的精神疾病,以重度憂鬱症最常見、其次為廣泛性焦慮。

我們真的了解憂鬱症,這個21世紀人類心靈最嚴峻的考驗嗎?

大專院校拚救命

窗戶只開15公分、頂樓圍牆貼可愛動物

大學校園內,正在進行一場搶救生命大作戰。「憂鬱症已經是大學面臨的最大挑戰,」東吳大學健康暨諮商中心主任姚淑文的表情嚴肅。他們站上第一線,卻也是校園的最後一線。(看學校因應:海內外指定參訪!輔導中心比照臨床規格 彰師大如何救回憂鬱學生?)

因為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統計,從2009年到2017年,大專院校自殺致死的人數從52人降到47人,2019年卻升高到59人。有自殺意圖並付諸行動的人數成長得更快,從前一年不到800人,到2019年爬升到1350人,救援的速度愈來愈跟不上那看不見的拉力。

大學拚命想要伸出援手。位在台北市郊風光明媚的外雙溪,東吳大學在8年前,一學年有3800餘人次找上諮商中心尋求心理諮商,在此之後不斷往上飆升,到去年逼近8000人次。東吳每週排150個小時的諮商,每次釋出就「秒殺」,有時還要加班擴張到170個小時,才能消化因應。學校還和社區身心科診所合作,轉介學生前往就醫。

台灣大學則擁有可能是全國規模最大的心理治療機構,校內聘有25位專職、16位兼職諮商心理師。「服務需求不斷增加,目前看來是有供不應求的現象,」台大學生心理輔導中心主任廖士程坦承,台大的心理諮商1年超過1萬人次,而5年前不過6、7000人次。

更多大專院校依據教育部的要求,每1200位學生需有一位具心理治療、諮商或社工背景的輔導人員;在中、高樓層架起隱形鐵窗,教室、走廊的窗戶最多只能開15公分,頂樓加高女兒牆,還在周邊貼上可愛動物圖像,想要挽留每一條陷入黑暗的靈魂。

企業界也感受壓力

職涯攀升的20年,自殺通報最多

不只是大學校園,企業界也感受到沉重的壓力。從2018年的全國自殺通報可以看出端倪:有超過3萬3千人次嘗試結束自己生命,達到近12年來的巔峰。

若從年齡層分析,以35到44歲最多,佔兩成三;25到34歲以兩成躍居第2位,正是大學或研究所畢業,人生起步、進入職場後的「黃金十年」;15到24歲則緊追在後。

「同行都說,最近3年感覺很疲累,生重病的人相對比以前多,」為企業提供心理諮詢服務,天力亞太顧問公司台灣分公司健康策略總監魏懋文解釋,愈來愈多人諮商時已是需要就醫的程度,「我們一直推廣察覺自己的壓力與健康管理的重要,不要等到『發高燒』才求助。」

在亞洲各國均設有辦公室,魏懋文拿出統計數據,以往台灣企業員工求助以法律諮詢為最大宗,再來依序是人際關係、婚姻家庭等。近兩年,心理健康卻擠下其他,躍升為第2位,排名比其他國家都前面,顯示台灣的需求愈來愈高,年輕人求助比例也不斷竄升。

憂鬱症被嚴重低估

全台恐有兩百萬人承受心靈風暴

導致自殺的原因並非全然歸因憂鬱症,但憂鬱症在台灣卻被嚴重低估。「台灣自殺死亡者中,只有五成在生前曾診斷有精神疾病,憂鬱症比例約15%,」全國自殺防治中心執行長、台大醫院精神醫學部心身醫學科主任廖士程說,其他可能是輕度憂鬱、焦慮等。

憂鬱是人人都可能有的情緒、憂鬱症是疾病,又分輕度憂鬱症、重度憂鬱症。但憂鬱症在台灣有多嚴重,卻一直是「未知數」,因為最近一次的流行病學調查,已是距今16年前。「台灣一年有多少人?絕對不只40萬人,」憂鬱症防治協會理事長、林口長庚復健及社區精神科主任張家銘斬釘截鐵。

衛福部健保署在2019年,曾經以全民3年的就醫資料進行大數據分析,得出平均每年有40萬人在健保資料勾稽為重度憂鬱症、輕度憂鬱症。但研究指出,台灣就醫率僅20%,換算下來,至少有200萬人在承受心靈的風暴。

絕大多數人想不透,該是如同初升太陽般的燦爛年華,是怎麼走進兩邊堵住、看不到一絲光芒的隧道?

若將憂鬱症的成因分為細胞內和細胞外,「細胞內指的是體質因素,約佔40%,其他60%都是細胞外的事情,」廖士程說,細胞外的原因依序為和自己相關的生活、行為事件,其次是與自己無關的生活壓力事件、性格傾向,「許多有憂鬱困擾的人有突出的性格特質,如完美主義等等。」

每一個憂鬱症個案都有不同的故事、壓力和成長過程,沒有固定的引發模式。然而導致重度憂鬱,甚而走向極端,或許有些微跡象可循。

完美主義菁英最危險

校園、職場都怕被貼標籤,不願求助

愈不願意求助,後作用力也愈強,而這樣的情況常發生在社會所謂的「菁英」。「大學是社會的縮影。台大因為都是菁英學生,事後會發現傷害發生原因,常常是不願意求助,」前淡江大學諮輔組組長胡延薇說,他們認為自己是優等生,應該可以自己解決,反而錯失黃金介入時間點。

身為高教龍頭的台大,去年發生幾起學生自殺,教育部也介入,從軟體、硬體給予協助。但從輔導的角度來看,「他們雖然學業表現好,畢竟還年輕,可能會高估自已的能力,」一位長年在大學輔導的老師坦言,家長容易輕忽、同學也相信他自己可以解決,因為都是聰明的孩子。

以淡江大學來說,培養的都是未來社會的中堅份子,胡延薇舉例,學生願意求助的比例比菁英學校高,因為他們可能從國高中開始,課業上不會的地方就會去求助,願意承認自己沒有好到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連身旁的同學覺得有人不對勁,也會設法找家長或老師、教官幫忙。

她以大樓作為譬喻,有的大樓看起來傾斜,好處是容易看到危機,只要進行處理就好,有的大樓卻是看起來完好無缺,地震一來就全倒。

不敢求助,也在於擔心社會對憂鬱症的不了解,為他們貼上「標籤」。

李同宥(化名)是個穩重而安靜的男生,在一家企業工作5年,表現頗受主管肯定,但他一直有個說不出口的「祕密」。「感受得出來,憂鬱症給人負面的觀感,」李同宥說,同事中不乏跟他有相同困擾的人,有的人已經離開、有的人可能因為逃避(缺席、請假)而暴露出來,但大部份都選擇隱藏。

他還記得,有一次到標榜扶助弱勢的基金會應徵工作,無意中說出自己有憂鬱症,對方的表情露出一絲絲的驚訝,雖然隨即恢復,但李同宥看出來了。

面試結果可想而知,他從此學會保護自己,以後工作更謹慎,怕主管發現後會有所「防備」。無論是不敢給工作,或是基於保護的理由,「我不喜歡被當成不一樣的人看待,」他說。

「我沒辦法期待社會能為我們多做什麼,我們永遠是少數、永遠在跟疾病奮鬥,」他的想法有種了然之後的透徹,「我不認為企業能給予我們什麼幫助,只能努力適應社會環境。」

壓力和情緒管理被忽視

大學老師:處理過好幾起勒掐女友事件

如今逐漸有企業發現,因為對憂鬱症的認知不足,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兩年前,我曾在經營會議提出要引進心理輔導機制,多數主管都認為沒有必要,」在中小企業工作,一位不願具名的人資主管感嘆,看不見的是無形中增加的管理和人事成本。

引發憂鬱的原因很多,年輕人常是情緒調適或壓力管理能力不足。台灣家長一直較為注重子女的學業成績,卻忽略孩子的情緒商數(EQ),對壓力管理和情緒處理方式不是很妥當,也沒有人教他們。

「這幾年,大學盡量降低標準到修業年限達成,就能畢業,但自殺或自我傷害人數卻沒有降低,跟孩子的EQ有很大關係,」胡延薇指出。

因為少子化,每個孩子都是寶,孩子對家長予取予求。「孩子一哭鬧就滿足他的需求,長大後不懂得體諒他人,也無法接受別人沒有立即回應,」一位大學輔導老師透露,以前跟男女朋友通信要等好幾天,現在只要Line沒即時回就受不了,他處理過好幾起大學生雙手勒掐女友,「都是一時情緒失控。」

家庭問題也是諮商經常遭遇的難題。現代社會家庭錯綜複雜,從童年時期的創傷經驗(家暴、虐待、忽視),到沒有辦法從家人得到穩定而持續的支持,對年輕人造成困擾的強度都在增加。

還有父母對子女過多的期待,「門診中常有個案,不論學業或工作表現都很好,卻有強烈感受,認為自己不夠好,」台北市聯合醫院中興院區精神科主治醫師詹佳真說,進一步探究,常是他們認為沒有滿足父母對自己的期待。

部份則來自追求完美的性格,自認可以扛起重任而不知要喊「停」。在醫院看診多年,詹佳真說,許多憂鬱症的病人,都是表現很好、追求完美的員工,「企業應該給他們機會繼續留下來,讓他們好好治療。」

台灣患者回診率低落

「我知道要吃藥,但那讓我感覺變遲鈍」

在樂團工作、32歲的娜娜,見到《天下》記者時,露出一抹苦笑,「我已經約診,又要開始看醫生了。」她說話的語氣就像個「老手」般,敏感察覺可能扛不住自己此刻的重量。

5年前,娜娜從台北到其他縣市進行公司新場館開設,負責排表演、宣傳行銷等,剛開始的期待和興奮,不久就被沉重的工作消磨殆盡。

「我一直扛、一直扛,等到一切稍微穩定後,身體開始反撲,」娜娜描述當時的情景,整天乾嘔、吸不到空氣,在床上平躺,卻感覺雙腳在往下墜,或是胸悶、心悸等,最後甚至嚴重內分泌失調、免疫力下降,皮蛇、骨盆腔感染、蜂窩性組織炎都來了。她說,「那段時間好可怕,覺得身體不是我的。」

可能是先天因素加上個性,加速了心理疾病,娜娜分析,「我想要當我心中的『好人』,」她自承,因為努力想做這樣的人,她永遠會把自己排後面一點,「我太怕面對別人的反應,如果對方尷尬、生氣或失望怎麼辦?所以我寧願自己躲起來。」她把自己的、別人的情緒都放在內心深處,終究有一天會滿到溢出來。

然而,憂鬱症本身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沒有意識到自己生病,或是即使看了醫生,卻中斷治療、服藥斷斷續續。以美國和台灣做比較,張家銘拿出一份數據,診斷憂鬱症後第1個月的服藥順從性,台灣為52.1%、美國為71.6%,到第4個月美國還維持48.4%,台灣卻已經降到12.6%。

「憂鬱症在急性期至少要治療3個月,很多人連3個月都無法達到,」張家銘說,傳統上抗憂鬱劑要兩週才有效,但病患常常服藥一週就中斷,帶來的後果可能是副作用先出來,陷入低潮無助、增加自殺風險。

按時服藥,對憂鬱症患者卻是一種困難。「我知道要吃藥,但吃藥會讓我感覺變得很慢、同樣一件事情要花3倍的力氣,」名校畢業的青青(化名)覺得自己變得好笨,要花更多、更多時間去做,以免被別人發現。

娜娜形容吃藥後,心情穩定但就像個「機器人」,好像沒有靈魂一般,「藥物對我是治標不治本,沒有改變對事情的看法。」但從臨床上,卻能幫助患者度過急性期的危機。

最近因為分手再度陷入危機,娜娜自認已盡力用自己的角度理解憂鬱症,顯然還是不足,「可能我需要有人引導,我超想要去諮商。」為何不去看?「沒錢啊!平常看醫生,都要找過幾個才找到適合的,諮商還不知道要換幾個,何況每次都要2、3000元。」

失去了學校織出的網絡屏障,踏入職場後的年輕人只有靠自己。在飽受這個無形疾病折磨的人看來,好像是個無止盡的循環,跑了很長的路,卻始終看不到終點,即使他們已經努力、努力、再努力地跟生命妥協。

全體社會付出代價

年損失1500億元,生產力比醫療高昂

無形的疾病卻可能造成有形的損失。2020年全球疾病負擔,憂鬱症躍升第2位,僅次於心血管疾病,在已開發國家甚至高居第1。

韓國曾估算,憂鬱症一年造成的國家經濟負擔約40億美元,其中治療直接花費僅佔4.2%,其餘95.8%都是間接成本,包括患者的生產力損失(無法出席、出席卻無法發揮生產力),以及自殺者換算生產力。

若以韓國模式套用在台灣,健保署從健保資料撈出憂鬱症確診患者,平均一年約40萬人,直接醫藥費至少66億台幣,換算每年造成國家的社會經濟損失超過1500億元。

沒有人可以否認,我們正面對一個深不可測的黑暗世界。「憂鬱症就像是情緒的肺炎,是可以恢復的,」曾是精神科臨床醫師、台大公共衛生學院健康行為與社區科學研究所副教授張書森,以現今擴散到全世界的新冠肺炎比喻,一個人曾有憂鬱症,不代表他的生命中都在憂鬱,重度憂鬱治療後也會恢復。

即使不治療,教科書上記載,憂鬱症的自然史是9個月到12個月,但要一個人處在憂鬱的狀態這麼長時間,對當事者是很大的痛苦,甚至可能影響身體或腦部功能變化。

憂鬱症治療不是只有醫生、心理諮商,還需要社會環境的整體配合。從家庭、學校到職場,都需要對憂鬱症有更多的了解。

如何預防與治療?

第一步,先從了解開始

身兼全國自殺防治中心執行長、衛福部自殺防治諮詢委員會委員廖士程說,「過去幾年,政府雖然動起來,但仍受限心理衛生預算不足、防治網絡間連結不足的問題。」

廖士程解釋,18歲到35歲的年輕族群,發生問題的根源可能和家庭、世代和社會都有關,但台灣民眾每年分到的心理衛生預算不到2顆三角飯糰,風險控管的網絡建置也不完全。雖然校園求援管道增多、下課也可以做心理諮商,但未求援的學生可能缺席或不敢找老師,卻無法即時偵測介入。

董氏基金會從1999年開始推動心理健康,2012年進一步展開企業紓壓日。董氏心理衛生中心執行副主任戴怡君強調,現在年輕人對憂鬱症的認知愈來愈高,也願意尋求資源,但要防患未然,在校時期最好能具備良好的心理健康概念和態度,學習調適壓力的方法,企業也能提供好的工作環境和氛圍,對有需要的員工給予協助。

但或許更關鍵的是情緒教育,從小扎根,自兒童時期就建立心理健康促進概念,知道心情會有好、有壞,也知道如何檢視情緒狀態,到達什麼程度一定要開口求助。

當年輕世代以愈來愈多的憂鬱症表現,向世界求救,這個社會應該如何回應他們?需要我們拿出真正的對策,第一步,或許先從了解開始。憂鬱症是可以防治的疾病,任何人都不應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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