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C愛國監管？侵蝕新聞自由

川普政府為伊朗戰爭無法收場而焦慮之際，聯邦通信委員會(FCC)主席卡爾選擇在行政權力的權杖下低頭，他警告電視廣播公司，若對伊朗戰爭的報導未能符合公共利益標準，可能面臨失去執照的風險，卡爾並宣稱該獨立監管機構與川普政府的意志「完全一致」，美國引以為傲的新聞自由正遭遇一場前所未有的挑戰。川普政府在戰時「大義」的旗幟下，讓FCC正將原本用於管理頻譜的行政權力，轉化為懸在新聞編輯室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這一轉變並非憑空出現，而可追溯至川普第一任期，早在2017年，川普便頻繁抨擊主流媒體為「假新聞」，並試圖以行政權力重新界定何謂「真實」。這種將媒體批判性報導視為敵對行為的做法，不僅侵蝕新聞專業標準，更在公共論述中植入一種危險邏輯：真相可以由權力來決定。

當年這種口頭攻擊被部分人視為政治語言，但到了川普第二任，卻變本加厲地演變為具體的制度工具，川普政府透過行政手段、資本控制和監管機構，無所不用其極地落實對媒體的實質壓制。

FCC的存在，植根於對公共資源的中立管理，其核心職能在於確保廣播頻譜服務於「公共利益、便利與必要性」。然而，在卡爾的定義下，「公共利益」正被重新詮釋為政治忠誠的指標。卡爾強調，廣播公司必須為公共利益服務，否則將失去執照，並聲稱部分媒體正在「散布騙局和扭曲新聞」。卡爾的言論呼應了川普總統對新聞媒體報導這場戰爭的批評。

而且更令人憂慮的是，這一切披著法律的外衣，試圖繞過「通信法」第326條明確禁止審查新聞，而透過執照審核、併購拖延與合規調查，施加壓力。

這種壓力帶來的寒蟬效應，無聲卻致命；媒體在報導攻打伊朗「史詩憤怒行動」的後勤腐敗或戰略失誤時，考量的將不再只是事實真相，而是是否會招致FCC的報復。在當前環境下，廣播執照即是生存命脈，一旦被政治化，新聞自由便成為難以負擔的代價。即便如參議員克魯茲等保守派重量級人物，也對川普政府這種「黑幫式施壓」感到不安，顯示局勢已觸及美國政治文化的底線。

支持強硬監管者往往訴諸「戰時例外」，主張在國家面臨威脅時需要「一致聲音」，然而歷史早有先例，1971年的五角大廈文件事件中，尼克森政府以國安為由試圖封殺報導，但最終遭最高法院否決。法院確立，政府限制新聞自由需承擔極高舉證責任，「國家安全」不能成為審查藉口。這一原則正是對今日局勢最有力的警示。

但與尼克森時代不同的是，當前手段更為精巧；卡爾並未直接關閉媒體，而是透過吊銷執照的威脅，迫使其「自我馴化」。這種軟性威權不焚書、不封台，卻讓媒體在恐懼中自我審查。其根源，正是川普早年將批判聲音轉化為「敵對敘事」，並逐步制度化。

這種對「愛國報導」的扭曲追求，反而損害國家利益。在健全民主中，愛國體現在監督權力，而非盲從決策。公眾需要了解戰爭代價與政策合理性，若媒體被迫噤聲，錯誤將被掩蓋，最終導致更嚴重的戰略失誤。

所幸現在大家逐漸認清，喪失言論自由將會造成嚴重後果；赫塞斯出任國防部長後，加強對新聞報導的控制，制定政策限制新聞記者進入五角大廈；哥倫比亞特區聯邦地區法院法官佛里曼20日裁定，這項政策侵犯了記者的憲法權利，他並同時下令五角大廈恢復給紐約時報等媒體七名記者的記者證。

FCC若不回歸其中立監管角色，將是行政權力對美國憲政傳統的深度侵蝕。歷史一再證明，新聞自由的價值，正體現在其挑戰權力、揭露真相的能力。若為短期戰略利益而犧牲這一原則，美國將失去其最核心的民主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