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民危機十週年 與梅克爾自拍男孩：柏林是我家

德國前總理梅克爾2015年一句「我們做得到！」開啟大規模接納難民的大門。十年後，因與梅克爾自拍走紅的敘利亞少年莫達馬尼已在柏林落地生根，他說：「大馬士革和柏林，都是我的家。」

2015年歐洲爆發難民危機，超過百萬人湧入德國，其中多數來自戰火中的敘利亞。適逢難民危機10週年，德國外國記者協會（VAP）邀集當年來德尋求庇護的敘利亞難民、協助難民的民間團體與地方官員座談，回顧這十年間的歷程與挑戰。

●阿薩德政權垮台 返鄉還是續留德國？

10年前與德國前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在柏林難民營自拍爆紅的莫達馬尼（Anas Modamani）在座談中分享，這些年不時遭誣指為聖戰分子，也經常收到仇恨訊息，但他對人生仍心懷感激。

在柏林生活邁入第10年，莫達馬尼已取得德國國籍，從柏林大學畢業後成為攝影記者，目前正籌拍一部有關敘利亞難民的紀錄片。

2024年阿薩德政權垮台後，他首次重返大馬士革。對於是否考慮搬回故鄉，他說：「我在柏林完成學業，有了自己的公寓，也遇見了所愛之人。我有兩個家，一個在敘利亞，一個在柏林。」

目前在天主教難民扶助組織任職的馬里克（AghiadMalik）回憶，自己當年因不願參戰而逃離敘利亞。他說，十年來能在德國完成學業、找到工作並建立朋友圈，除了受惠於官方難民政策，也歸功於德國民間社會展現的「歡迎文化」。

至於是否該返鄉，馬里克表示，敘利亞當前局勢仍充滿不確定性，能否維持穩定、是否能成為真正保障人權的國家，都還沒有答案。他並不贊成德國對尚未入籍的敘利亞難民推動大規模遣返。

同樣來自敘利亞的作家卡特萊許（Ahmad Katlesh）則坦言，他對外界常問的「阿薩德政權垮台後，敘利亞人是不是該回家了」這類問題十分反感。

卡特萊許認為，許多難民已在德國生活多年，建立家庭與工作，理應有權選擇自己的去留，而不該被迫在「留下」與「返回」之間二選一。

德國社會與媒體過去10年經常用「成功」或「失敗」的二分法簡化難民議題，這樣的論述框架往往帶著功利或政治色彩。例如「年輕難民該留下，因為能工作；年紀大的難民就該回去，因為學不會德語。」這種思維不僅殘酷，也忽略了難民作為人的複雜處境。

●從歡迎難民到向右轉 融合是漫漫長路

柏林難民扶助組織「莫阿比援助」創辦人漢尼格斯（Diana Henniges）補充，雖然德國在2015年展現了強大的「歡迎文化」，但十年來結構性的問題並未根本解決。許多難民仍在醫療、居住與行政流程上遭遇歧視與拖延，語言翻譯往往也必須依靠志工支撐。

梅克爾當年開放邊境的決定，雖避免了更大的人道悲劇，但回顧過去10年，仍留下許多值得檢討與反思之處。

轄區是柏林難民安置重點區域的前柏林夏洛滕堡－維爾默斯多夫（Charlottenburg-Wilmersdorf）區長諾伊曼（Reinhard Naumann）直言：「我們回答了『我們做得到』，卻沒有回答『要怎麼做』。」

諾伊曼批評，聯邦政府至今仍缺乏長遠規劃。德國自1960年代開始便有大量土耳其勞工移民，卻始終不願承認自己是一個移民國家，導致政策搖擺，為極右翼留下操作空間。

近年排外的另類選擇黨（AfD）在多個聯邦州躍升為第一大黨，並持續以「不工作、依賴福利、帶來社會問題」等標籤描繪難民，甚至渲染「穆斯林是災難」的敘事。多數與談者對難民危機十年後社會向右轉的趨勢深感憂心。

在嚴肅的討論中，也出現一段溫馨插曲。記者提問環節，台下一名攝影記者蓋洛普（Sean Gallup）向莫達馬尼自我介紹，表示自己正是十年前側拍下他與梅克爾自拍的攝影師。

蓋洛普微笑對莫達馬尼說：「很高興看到你在這裡找到新生活，而那張照片或許也幫了一點忙。」兩人相隔十年再度相遇，為難民融合的漫漫長路，留下了一顆溫暖的逗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