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之眼】後新冠的鬆綁開放仍應考量社經差別的衝擊

並未如周末期間的事前預告，指揮中心陳時中部長將在完成居隔照護後，親自召開本周第一場的記者發布會。接手主持的羅一鈞組長表示，陳部長自行做快篩，結果是陽性且有咳嗽症狀，因此他個人採取較高規格不出席記者會。羅組長進一步重申，七天的隔離與照護之後，再做快篩並不是指揮中心的規範要求；而在七天期滿之後，也沒要求要繼續做隔離。這一切，都是部長個人意願和自行做成的隔離調整。

信然，只是一般的上班族，尤其打日工的族群，他們一旦感染隔離之後，到底要驗還是不驗呢？驗了，責任都在自己：陽性若沒出勤，就沒得領薪水；知情之下，還繼續做個快樂的黑數，當真誤了別人健康，就更受到良心煎熬。

正應驗一句古人教誨，官字，上下兩張口。不過，正面激勵人心的消息還是有的，那就是各縣市新冠感染人數的普遍下降：當日感染已從全台七日平均的五萬六千餘人，下跌35%到三萬六千人。換言之，本周一所公布的感染人數，也是自從在五月26日創下感染的最高峰，當時候的九萬五千人；本周一的數據，已是本次疫情高峰的38%高。

全國疫情看似的走向一致且大幅下調，於表象之外若深入分析則能帶出潛藏且驚人的議題來。像眾所周知，長照與機構住民感染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先是在花蓮玉里的榮家機構，繼而在全國各地蔓延開來；如今則有在台東，獄政單位內的感染發生。

至於校園師生的感染情況，全國學生的感染人數，在會考當時約16萬人；時隔四個星期之後，如今確診的學生人數已經飆近到32萬。於五月底舉行的國中會考，當時全國確診考生再加上備用考場的隔離考生，約七千九百人；換言之，百分之四的國三生有可能感染，而當時台東國三生的潛在感染率則約在百分之六。

值得注意的是，過去的四個星期裡全國學生感染人數增加一倍；但在台東校園內，則已經有超過四分之一的師生，確認被感染！偏鄉地區的染疫成長，其速度竟兩倍高於全國平均！

這可了得！按理說台東較諸全國還算是地廣人稀；如果不是校園防疫政策與行政指導方針有改變，難道都在追求早日達成：無敵小星星嗎？

其次，若再以相類於台東地理、人口結構，拿宜蘭來做比對。若使用國三會考生的確診和在隔離試場應試的資料，當成學生族群感染的家庭普查；在當時，宜蘭為5.5%，台東6%，都遠高於全國會考生潛在感染比率的4%。

各縣市在會考前，國三生的感染比率普遍低於地區染疫的一半；顯示家長與校方的努力做防範，還是有成效的。當時，宜蘭與台東的推估差異也不大；但在會考四個星期之後，宜蘭校園感染率都還在15%，雖然高於全國但還是接近縣內感染率。

然則如今在台東校園達四分之一強的感染率，則已經超越全國和台東縣感染的一倍高。尤有甚者，目前台東的確診死亡率是千分之2.5，已是全國千分之一點三的兩倍高；更是新竹縣市加總計算，感染死亡率萬分之七的約四倍高。

這樣尖銳對比下的統計數據，一方面反映出城鄉醫療的資源差距；再則，更不能被忽略的問題就是：社經背景的重大差異，舉凡教育程度、民間信仰、社交往來和工作屬性，會否影響到接受檢驗和一旦要做隔離的差異代價呢？

回到我們先前的引介討論，確診者一旦完成七天照護，就不需再做檢驗。有高官厚祿的部長，是可以主動快篩、願意做居家隔離；只是升斗小民，尤其靠著打零工、領日薪的一般人，他們該如何才能做個快樂黑數呢？

何況從宜蘭與台東的對比來看，種種跡象都顯示：生存的自保之道與衛教觀念的選擇性接受，會受到這兩個地域的商業化程度與經濟生產結構的影響。綜合上面的數據比對，我們或許可嘗試做出以下推論：

推論之一，於國中會考之後的一個月間，各地區在校園內的防疫努力，已然有重大轉變，至少就台東校園感染率之於宜蘭，所發生的快速且顯著變化。這樣的轉變，部分肇因於學生停掉實體課，因而會增加與家庭成員間的相處，包括共餐等機會，所導致的擴大感染。

推論之二，若以學生感染率來做為家庭感染的有效推估，那麼台東的感染黑數必然遠高於宜蘭和全國。一則以喜，從而上述關於台東的感染致死率，自然高估了真實情況；一則以憂，潛藏的黑數既然是在反映社經狀況的不同，那麼發生在宜蘭與台東的對比，自然也會出現在各縣市內的偏鄉與中低收入戶。

推論之三，居於商業利益與國家對外形象的考量，因而不斷呼籲要全面開放的主張，都必須慎重做盤點。可別忘了台東教師的高感染比率，不正是面對教育服務業的一環，所必然要付出的代價。因此，再怎麼高端的商業服務業，也無從迴避會有這樣的內外夾擊發生。

從校園停課的集體善意，卻忽略了家庭社經地位的分區差異；最終仍舊要反映在校園內的感染來，癒後歸隊的陳時中部長，相信可以有深一層的思考。畢竟，台灣真正需要的是完整而體貼的深入評估，能做成利弊分析和能有效做管考追蹤的開放步驟與中央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