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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人甘心做奴隸,合力爭取咱自由:臺灣史上第一波現代農民運動

林本源製糖株式會社股票(圖/蔣渭水文化基金會 提供)
林本源製糖株式會社股票(圖/蔣渭水文化基金會 提供)

文|江昺崙

圖|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1920年代,出現了臺灣史上第一波「現代農民運動」的高峰期。為什麼說是現代的農民運動呢?因為在此之前,臺灣農村其實也常出現草根的抗爭行動,例如1912年的林杞埔事件及1915年的噍吧哖事件等等,也算是廣義的農民運動。但是因為這些行動沒有熟悉現代國家體制的中間階層介入,經常求助無門,只好以直接暴力作為抗爭手段,最終代價往往也十分慘重。

知識分子加入農民運動

而這些介入農民運動的「中間階層」,就是組成臺灣文化協會的士紳及知識人社群。當農民跟這些人合作之後,臺灣才開始出現擁有明確訴求、組織教育、宣傳動員以及具有國家體制意識的現代農民運動。

但1920年代中間階層與農民為什麼會開始合作?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全球捲起了「民族自決」浪潮,臺灣的知識份子也興起對「臺灣共同體」的想像;中間階層也開始跨越自身利益,勾畫出「民族、階級、女性」三大解放的啟蒙思想。另外,左翼思想的傳播也至關重要,許多知識人意識到臺灣社會階級之間的剝削情形非常嚴重,紛紛投身農工運動,造就了臺灣左翼運動第一波高峰期。

甘蔗田開始的反抗

在農民的部份,最早團結抗爭的,大多數都是種植甘蔗的農民。這是因為大環境的因素:1920年代初期,日本學者磯永吉在臺灣培育出了新的水稻品種「蓬萊米」後,日本紛紛跟臺灣進口蓬萊米,致使臺灣稻米價格越來越高。當稻價提高,原本種植甘蔗的蔗農就想跟進種植稻米,製糖會社就收不到甘蔗原料。於是會社只好以收回部份土地自營、加強對蔗農支配(貸款或契約)等方式,來確保原料供應。

在此情形下,小型的蔗農佃戶就相對受到壓迫。又由於糖業這種寡占的經營模式,讓蔗農們有了共同「階級敵人」,就容易形成抵抗的集體意識。

甘蔗咱種價咱開,公平交易才應該;

橫逆搶人無講價,將咱農民做奴隸。

嗨呦呦!啥人甘心做奴隸!

登記種蔗做農奴,苦在心頭無處呼;

弱者只好手牽手,據理力爭咱自由。

嗨呦呦!不達目的不罷休!

——〈甘蔗歌〉

在國際情勢與臺灣內部經濟問題的雙重影響之下,中間階層開始和農民聯合起來,對抗日本政府及製糖會社。如1924年,臺灣文化協會成員與《臺灣民報》的發行人黃呈聰,在彰化郡線西堡就開始嘗試組織了「甘蔗耕作組合」,是為1920年代農民組織的先發,但可惜行動不了了之。

二林地區的蔗農也遇到了類似的狀況。在20世紀初,由於日本人在海邊種植防風林,原本二林受風砂影響的荒地,逐漸成為可耕地,於是許多資本家紛紛大舉進入二林購地,例如辜顯榮的大豐拓殖及日本的源成農場等等。1907年的時候甚至發生源成農場大規模強制購地的事件。

後來源成農場將土地賣給鹽水港與明治製糖會社,再加上板橋林家經營的林本源製糖會社,二林的糖業就由這3間企業所寡占,並且因為「原料採集區制度」的關係,蔗農販售甘蔗時無從比價,只能任憑蔗田所在地的會社宰割。

到了1924年,二林庄長林爐與醫生許學率領二林蔗農,向總督府陳情抗議,控訴林本源製糖會社的收購價太低,希望加發補給金,後來經過一番交涉後,蔗農們爭取到1甲地5圓的臨時補給金,使得農民們士氣大振,認為團結起來對抗會社是有力量的。

之後,在二林醫生,也是文協成員的李應章、士紳詹奕侯及劉崧甫等人協助下,農民開始積極培力、爭取權益。他們開辦「農村講座」,邀請彰化石錫勳、北斗林伯廷等文協成員來二林演講,獲得農民們空前歡迎。李應章也創作生動易懂的〈甘蔗歌〉,教給農民來傳唱,提高他們的自覺意識。

1926年9月20日發行的第122號《臺灣民報》為二林事件公判號,內容說明了事件經過、農民組合與蔗農的爭議,以及刊物本身對事件的評判。(圖/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提供)
1926年9月20日發行的第122號《臺灣民報》為二林事件公判號,內容說明了事件經過、農民組合與蔗農的爭議,以及刊物本身對事件的評判。(圖/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提供)

隔年,二林農民組成「二林蔗農組合」,李應章邀請文協成員,霧峰林獻堂、清水楊肇嘉及彰化陳虛谷等人前來演講,鼓勵二林農民,據說當天人們聚集於二林車站熱烈迎接林獻堂,現場萬人空巷、鑼鼓喧天,不知情的人還以為是廟裡在繞境或是做醮。

1925年10月22日午後,林本源製糖會社邀集警察、帶領臨時工人進入蔗田,突襲強制採收甘蔗。農民們非常不滿,也糾集百餘人到現場阻止採收,與警察發生流血衝突。事件發生之後,93名農民及組合幹部遭到逮捕。雖然有日本勞農黨的麻生久及布施辰治等人協助辯護,但最終李應章等25人,最終還是收到了「有罪」的判決。

劉崧甫在事件發生後第二天,遭警方逮捕,關押將近9個月,第二年保釋回到家中,看到棺材及白幡才知道父親與弟弟雙雙過世,哀慟欲絕;而李應章也是刑滿出獄之後,才得知父親早已去世,家裡也曾遭大火燒毀,太過震驚以至於當場暈厥。這些農民運動的參與者,付出的代價可謂十分慘重。

1926年9月20日發行的第122號《臺灣民報》為二林事件公判號,內容說明了事件經過、農民組合與蔗農的爭議,以及刊物本身對事件的評判。(圖/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提供)
1926年9月20日發行的第122號《臺灣民報》為二林事件公判號,內容說明了事件經過、農民組合與蔗農的爭議,以及刊物本身對事件的評判。(圖/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提供)

人稱「和仔仙」的彰化醫生賴和,於1925年年底在《臺灣民報》上刊登一首〈覺悟下的犧牲⸺寄二林事件的戰友〉。賴和眼見二林的蔗農遭到製糖會社與警察無情鎮壓,許多農民遭到逮捕入獄,因此感到非常憤恨不平,只好寄寓於新詩當中:

我們只是一塊行屍,

肥肥膩膩,留待與

虎狼鷹犬充飢!

唉,這覺悟的犧牲!

多麼難能、多麼光榮!

我聽到了這回消息,

忽充滿了滿腹的憤怒不平,

無奈慘痛橫逆的環境,

可不許盡情地痛哭一聲,

只背著那眼睜睜的人們,

把我無男性眼淚偷滴!

同年,由於高雄富商陳中和的新興製糖會社強行收回佃農的土地,改作直營農場,教師簡吉與農民趙石順等人成立「鳳山農民組合」,成功協助佃農們保留耕作權,此事件鼓舞了全臺各地農民。於是簡吉等人選在1926年4月26日,也就是二林蔗農組合成立周年的時候,進一步成立了全島性的「臺灣農民組合」,發動如「中壢抗租事件」等大規模不合作運動,共介入了4百多起的農村爭議事件,全盛期農民組合有27個支部,2萬4千多名成員之多,光就1927年12月舉辦在臺中的第一次全島大會,就有8百多人到場參加。

不過就在此際,農民運動卻急遽走向下坡,原因除了政府打壓之外,關鍵點也在於基層組織與知識人社群之間的差異。當時這些新式知識人,受到馬克思主義影響,認為全球處於資本主義第三期的狀態,資本主義即將崩潰,因而充滿行動的熱情。然而理想雖然豐滿,現實卻充滿挑戰,基層的農民的考量多以生計出發,也擔心參加運動會受到政府迫害,於是知識人與基層之間出現了目標上的斷裂。

遍及中南部的製糖會社農場。臺灣第一波現代農民運動,就發源於肥美的甘蔗田中。(館藏號2001.008.0081.0027)
遍及中南部的製糖會社農場。臺灣第一波現代農民運動,就發源於肥美的甘蔗田中。(館藏號2001.008.0081.0027)

農民運動與共產主義

隨著共產主義思想的傳播,臺灣的中間階層內部也出現矛盾,臺灣文化協會內部對於「民族自治」與「階級解放」的路線出現分歧。

1927年左派的連溫卿、王敏川與自治派的林獻堂、蔡培火決裂,左派取得文協領導權,繼續進行農工階級運動,中間偏左的蔣渭水出走另組「臺灣民眾黨」與「臺灣工友總聯盟」,自治派蔡培火與林獻堂等人則以「臺灣地方自治聯盟」繼續運動。

1928年4月,謝雪紅與林木順等人於上海成立「臺灣共產黨」,不久之後謝雪紅返臺,臺灣農民組合的幹部簡吉與趙港等人立即與謝雪紅商量結盟事宜。不過隨著農組越來越傾向共產黨,政治訴求越來越激進,官方的打壓就更猛烈。

於是就在1929年2月12日,日本警察發動「二一二大檢舉」,一併搜捕了農組成員3百多人,簡吉等人遭逮捕入獄,農民組合成為了非法團體,運動能量大為減弱。

簡吉出獄後,與僅存的幹部、文協的王敏川等人,組成「赤色救援會」,透過串連原本的農民會員網路,力圖做出最後的抵抗。

最終,到了1931年的時候,農組正式與臺灣共產黨合作。但日本當時即將步上軍國之路,決心剷除共產主義,於是同年6月對共產黨及農民組合進行清剿,趙港遭判12年徒刑,簡吉也遭判刑10年徒刑,臺灣農民組合被迫解散,自1920年代中期以來的臺灣第一波農民運動浪潮,也就此終結。

※本文出自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觀‧臺灣》第51期「起造新世界:臺灣文化協會特輯」。

樂為世界人—臺灣文化協會百年特展

特展展期:2021年10月13日~2022年07月24日

地點: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展示教育大樓4樓(地址:臺南市安南區長和路一段250號)

詳細資訊:點我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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