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弱小民族與1920 年代臺灣的世界想像

文｜陳偉智

被殖民的民族並不孤立。儘管殖民主義盡其所能設下阻礙，但其邊境仍開放於各種新觀念，同時也呼應於外面世界的各種變動。
——法農（Frantz Fanon）

＊日治時期使用漢字臺語表音來音譯外國人名和地名，將甘地譯為「顏智」（Gâㄏn-tì），為方便讀者閱讀，本文除史料引用外皆用甘地。

治警事件與聖雄甘地

1920年代臺灣的文化與社會運動，受到同時代的各種思潮及他國重大事件的啟發與影響，也在這種同時代的時間感下，參與了世界。臺灣在1920年代開始的各種思潮與運動，在新的時間―空間概念下，重新認識世界與歷史，這些思潮與運動從來不只是臺灣的地方事件而已，而是具有自覺的，高度意識到同時代世界各地狀況的世界史事件。

1923年12月16日，臺灣總督府以違反治安警察法的結社禁止命令，全島性的逮捕、檢舉參與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的成員。此次治警事件，雖然在求刑上是輕刑，但很明顯的是臺灣總督府試圖透過法律手段阻止臺灣人政治活動的發展。當然，事件並沒有摧毀臺灣人的反抗，反而更加深化了反殖民運動。

在治警事件的法庭控辯攻防過程中，發生了一段插曲。臺北地方法院檢察官長三好一八在1924年8月1日，一審進行的第四日，在法庭上提出的控訴狀中，提出了與此一結社禁止違反案件毫無關連的政治陳述：

印度英國的治下，150年始有付與自治權，臺灣於日本領臺後不過25年，即得自治權。但是印度能夠受得自治權有相當的理由。大戰當時印度對英國非常盡忠誠，致於1919年12月，始得設立中央議會州議會，被告中多有崇拜印度的顏智，現臺北港町文化協會的讀報社，有揭顏智的寫真。而顏智是親英主義的人，南阿弗利加戰爭的時候，有受勳章。他反抗英國，別有相當的理由。被告等不學其善處，獨效其惡處，是真不解顏智的為人，必先有相當的誠意向本國盡力，若不見容然後可似顏智的憤怒。現在臺灣可稱如顏智的人物，只有辜顯榮一人可以當的。

三好一八檢察官長，以臺灣人景仰的印度聖哲甘地為例，希望臺灣人能「學其善處」。而這裡的「善處」，指的是甘地在南非波爾戰爭、祖魯戰爭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組織印度救護隊等戰爭動員活動，支援英國。據此，三好一八稱臺灣人所崇拜的印度獨立運動領導人甘地為「親英主義」者。並指稱若以「相當的誠意向本國盡力」的表現來看，臺灣「可以稱如顏智的人物，只有辜顯榮一人可以當的。」其中三好一八提到的辜顯榮（1866-1937），是在1895年協助日本接收臺北城有功的人物，並因此獲得日本政府贈勳，在日本統治下成為士紳，還接受不少總督府給予的專賣特權，是當時協力者的代表。1923年並在總督府的授意下，與其他協力者士紳組織了公益會，用以抗衡臺灣文化協會，公開指摘議會請願運動並非臺灣人全體的意願。

臺灣地方法院檢察官長三好一八在《臺灣日日新報》創立30週年大會發表演說，說明社會主義的問題，演講內容於1929年出版。（圖／國立臺灣圖書館　提供）

協力者或反抗者

三好一八檢察官並非不清楚甘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領導的印度反抗運動（即在控詞中所謂的臺灣人「效其惡處」）的主張，但是卻將英國統治下殖民地的政治權利的獲得，視為加上了時間的因素（統治150年之後）以及對母國協力後的政治交換的結果。印度的例子，在日本殖民者眼中，反而變成了論述臺灣的「要求權利的民眾運動」，在「民情」尚未成熟的時間落差的設定中，還未具備資格的參照。

甘地在殖民者眼中，變成了一個親英主義的殖民協力者，並且被比附為日本殖民地當局所培養的臺灣協力者辜顯榮。這樣的類比，在審判的進行中，立即遭遇到辯護律師與被告的反駁，除了在法庭中表示反對之外，也成為在法庭外臺灣人諷刺殖民者與協力者的題材。例如《臺灣民報》立即以「最近我們臺灣也出了一個

顏智，但是印度的真顏智，乃是自由神，臺灣的假顏智，卻是太平犬」加以諷刺。同時民間輿論也有「辜顯榮比顏智／蕃薯簽比魚翅／破尿壺比玉器」呈現醜陋與崇高對比的熟語流傳。

環繞在三好一八檢察官長的控詞中提出的「印度甘地＝協力者＝臺灣辜顯榮」成為治警事件中的一個語言行動的插曲。這一個語言行動，表面上看起來與原先的起訴目的違反結社禁止令無關，更不單單只是殖民者對「甘地」事蹟與形象擇其所好的挪用而已，其目的在於更進一步地爭奪已經在臺灣反殖民運動的政治論述中，作為反抗者形象而被尊崇的「甘地」此一符號，在殖民地的論述空間中的表述意義。換言之，「甘地」變成了日本人與臺灣人互相競爭其所代表意義的場所。殖民者希望在「印度甘地＝反殖民運動」的臺灣人反抗政治論述中，以「印度甘地＝協力者＝臺灣辜顯榮」這種透過直喻的語言效果發揮轉喻功能的語言行動，試圖在論述中透過符號意義的否定對抗性置換，推翻臺灣人反殖民運動的論理。

「弱小民族」的自覺

此外，這個插曲之所以成立，是建立在臺灣人反殖民運動自1920年代初期以來，透過對其他同屬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弱小民族」的關注，而形成的同屬世界弱小民族的自我認同，與同命運的位置的歷史自覺，「甘地」正是呈現這種弱小民族的世界史位置的自覺的參照座標之一。

類似的人物或是弱小民族的符號，在當時臺灣人的政治與社會論述中，常見的如孫中山、列寧（Le-Leng=Lenin，禮寧）、凱末爾（Kemal，ケマル）等人物，或是土耳其、波斯、愛爾蘭（Ai-Lan=Ireland，愛蘭）、菲律賓、朝鮮、中國等地方或民族。

臺灣的反殖民運動中，一個認同自己與同樣命運的弱者的「弱小民族」論，就在這樣的歷史情境中登場。

臺灣人反殖民運動在1920年代展開的社會政治運動中，從聯合戰線到分裂成左右派，進一步形成各自有不同解放構想的政治社會運動團體，從要求地方自治，到無政府主義運動乃至組織臺灣共產黨等，在短短的十年內百花齊放。運動團體雖因種種因素而分化，運動所要求的目的也未必完成，但這些跨越左右光譜的結社與運動，可說都是臺灣人在當時追求一個更好的未來的摸索與嘗試，更也是立基於世界的「弱小民族」的自覺、訴求同時間的政治的不同表現形式。不論其達成是在帝國範疇之內要求平等的公民權的改革（如設立臺灣議會、民眾黨或地方自治運動）；或是試圖達成空間上在目前帝國政治經濟體系之外，與時間上在當下時間點之後的獨立與解放（如無政府主義與臺灣共產黨）。

1920年代的臺灣人反殖民運動不單只是臺灣的地方事件，而是具有世界史意義，作為全球「弱小民族」一份子的解放運動。除了治警事件中的「甘地」插曲外，當時在《臺灣青年》刊物上也有用英語寫下「As Japan is the England of the Far East, so is Formosa the Ireland of the Far East.」（KC生，1923年）的宣言，直指若日本是東方的英國，則臺灣是東方的愛爾蘭，表現了在諸帝國與各殖民地換喻比較中自覺的臺灣位置的世界想像。更重要的是，在當時展開的社會與政治論述中，頻繁地將臺灣的現狀與世界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諸「弱小民族」情況互相參照比較的同時代性。

臺灣的未來想像

在100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衝擊與戰後秩序的重建中，從臺灣議會請願運動與臺灣文化協會的成立開始，開啟了當時臺灣人作為「弱小民族」一系列不斷地追求新的時間與新的世界的改造構想與嘗試。100年之後的今天，臺灣早已不在帝國的統治體制之下，雖也從「弱小民族」逐漸變成一個民主國家，但仍存在於戰後長期的東西冷戰對峙的前沿地帶，甚至位處於諸帝國的夾縫中，更有全球資本主義，以及持續擴散的全球疫情的衝擊。

當代的我們，似乎又面臨了舊的世界已成廢墟、未來的世界樣貌仍未明朗的狀態。而這似乎也應驗了百年前臺灣文化協會對於世界改造的歷史性預示：「世界上百般的制度，都是進化上的過程……（中略）個人、國家、社會都是很不完全不固定的東西。那麼今日想的很合理的事情，明日或者就不合理了」。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未來與新世界的想像是什麼呢？百年前曾經有過的作為弱小民族的臺灣的思想與行動的實踐，對當代的臺灣以及之後的未來，或許會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吧。

本文根據作者先前研究改寫，見陳偉智，〈台湾における「顏智」：一九二○年代台湾反植民運動における国際主義の契機〉,《中国 21》36（2012），頁：209-226。

陳偉智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領域為臺灣近代史、歷史與社會理論、歷史人類學，著有專書《伊能嘉矩：臺灣歷史民族誌的展開》。

※本文出自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觀‧臺灣》第51期「起造新世界：臺灣文化協會特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