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臺灣足球隊之夢──1960年代從「港腳」到「國腳」的國足轉型

默迪卡盃賽後,香港球員在總統府前的勝利遊行。(圖/國史館提供)
默迪卡盃賽後,香港球員在總統府前的勝利遊行。(圖/國史館提供)

文|林欣楷、圖|國史館

在過去,曾經有一段由員代表中華民國的年代,被稱為「港腳」時代;但除了比賽奪冠後會來臺遊行並接受表揚,其餘時間這些香港選手卻是只聞其名,難見其人。至於臺灣的本土球員,僅象徵性地在代表隊中參上一腳,以證明這是「全中國」的球隊,關於「臺灣足球」究竟是否存在?則沒有人能回答。

仰賴港腳的足球沙漠

1949年,國共鼎革,國民黨與中華民國政府被迫轉移至臺灣,試圖繼續維持中國法統的地位。與此同時,擔心共產黨統治、或者對國民黨並不抱持信心的人們則選擇逃往香港,在英國的統治下觀望中國內戰的結局。於香港出生的李惠堂,便是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選擇回到香港定居。

李惠堂活躍於1920~40年間的中國足壇,在實力頂尖的中國足球界中獨佔鰲頭,被敬稱為球王、球怪,甚至在上海留下「看戲要看梅蘭芳,看球要看李惠堂」的歇後語。他也曾代表中華民國出席1936年、1948年兩次奧運等國際賽事,是當時中國足球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隨著韓戰和美國的遠東政策急遽轉變,兩岸分治的格局慢慢清晰,雙方從戰場上的對抗轉為政治、國際組織間的角力;在戰前中國相當受歡迎的足球運動,也成為其中一個競爭的場合,雙方無所不用其極地拉攏曾代表過中國的足球運動員,特別是地位最為崇高的李惠堂。幾經衡量後,李惠堂與香港華人足球界選擇與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合作,也讓中國足球最精華的部分被臺灣繼承,使得臺灣在1954年、1958年兩次亞運靠著香港球員順利奪魁。

不過,當時間走進1960年代,在港英國人出現質疑的聲浪,他們問:最優秀的香港球員為什麼不能代表香港?加上香港親共的左派球隊推波助瀾,中華足協對香港選手的徵召開始處處制肘,讓李惠堂意識到事態已逐漸改變。過往將生活重心放在香港的他,開始呼籲一向被認為是「足球沙漠」的臺灣,是時候培養自己的選手了。

1965年,以香港球員為主體的中華民國足球隊在馬來西亞舉辦的國際賽事默迪卡盃順利奪冠,並按照往例,在臺北舉行封王遊行與各項宴會。在華僑救國聯合總會的演講中,李惠堂公開呼籲臺灣政府應重視全民體育,鼓勵民眾多多參與運動,發展民間的運動組織,從國小階段就栽培足球運動員,「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如此便可培育出一支有國際競爭力的球隊。

李惠堂的公開演講得到中華足球委員會的支持,開始著手選拔一支以臺灣各地好手組成的集訓隊「莒光隊」,準備漸進替換香港球員,也讓莒光隊成為國家培訓隊的雛形,是臺灣選手代表中華民國足球的濫觴。

臺灣的陳光雄與中華民國的陳光雄

這樣的時代背景,開啟了陳光雄的足球之路。

就讀忠義國小時的「てる(輝)」陳光雄原本的興趣是棒球,擔任棒球隊投手時也有不錯的表現。在三哥「もり(森)」陳森雄、以及假日聚集在臺南舊市政府操場踢足球的亞航員工的影響下,開始對足球產生興趣。憑藉著速度快、爆發力強、球場意識凸出的體育天賦,陳光雄很快嶄露頭角,在「長榮盃」足球賽擁有亮眼的表現。

參加數次比賽後,陳光雄被過去代表長榮中學赴日、也曾拿下省運冠軍的洪南海發掘,與一群實力同樣出色的足球小將被挖入長榮中學念書,接受洪南海和他過去隊友林榮商的指導。1960年兄長陳森雄與他的球友組成南友足球隊後,陳光雄也會在週末與他們一同比賽、練習。

但在臺灣,想要往運動的路上走,最大的障礙往往都是要求子女專注學業的家長。醫師背景的父親對兄弟倆緊迫盯人,陳光雄與兄長出門踢球時往往要將球鞋藏進包包裡躲避父親的稽查,諜對諜的最終結局是,陳光雄在保證不荒廢課業的前提下,與父親達成繼續踢球的共識。

隨著課業的精進,陳光雄在1965年順利進入臺灣師範大學就讀,也展開足球生涯最精華的片段。在培養臺灣足球運動員的口號下,中華足球委員會決定從青年球員中選拔一批表現優異的選手,集中訓練,並給予最好的待遇,從食宿、升學、就業,到邀請國際教練來臺開設訓練班,一應俱全。

這轉機讓實力突出的陳光雄有了出頭的機會,除了校隊、社會隊之外,更進入莒光隊爭取「國腳」的資格,最後順利與其他3位臺灣選手入選1968年亞洲盃足球代表隊,甚至來到伊朗高原的足球場邊,成為第一位在國際賽中上場的臺灣足球員。自此之後,陳光雄擔任了12年的國家隊隊長,在32歲參加完臺灣區運動會後退休,披上國家隊球衣與摘下8面省、區運動會金牌的成就,是他一生的驕傲。

1966年參加在漢城舉行的中、日、韓三國足球賽的莒光隊。(圖/國史館提供)

故事的餘波

陳光雄與莒光隊的成功,使足球委員會看到年輕球員的天賦,在1971年與香港達成協議,不再徵召香港球員。考量到成年球員球技大多已定型,委員會決定暫時將重點放在組織臺灣青年球員為主的集訓隊。誰料,此舉卻導致一整個世代的成年球員被遺忘;此次選拔,宛如今日足球界的記憶分水嶺。往後,各種政策方針也逐漸以增加集訓隊效率與排除問題為導向。

1968年在臺灣大學體育場舉辦的優秀球員選拔賽。(圖/國史館提供)

將優秀選手集中在臺北的指導方針,為體育運動劃出一道窄門,侷限了運動的目的,也使社會隊與各地的足球人口迅速萎縮。在國家資源的集中挹注下,雖然短期內可收穫與世界水準相符的運動員,不過,一但國家政策轉變,運動員往往成為棄子或犧牲的對象。在解嚴之後,過往維繫體制的資源縮減許多,如今年2月爆發的女足國家隊集訓,選手必須自行請假、或將正職工作辭去才能參加長期集訓,這套「相忍為國」的遊戲規則,至今仍然存在。

※本文出自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觀‧臺灣》第49期「他們的人生主場」。

東亞體育世界的臺日運動交流國際展

特展展期:2021年8月12日~ 11月7日

地點: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展示教育大樓4樓(地址:臺南市安南區長和路一段25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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