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清領、日治到民國的政權轉移，如何影響臺灣的地名更替？

文｜黃清琦（青刊社地圖工作室負責人）
圖｜黃清琦、國立臺灣圖書館、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關於臺灣的地名沿革，磚塊厚的大書已經一牛車。這篇短文只打算講「清領／日治」與「日治／民國」政權更替之際要怎麼更名，以及這些系統性的操作帶來了哪些影響。

從清國到日本

日本人剛來的時候，沒打算大改臺灣的地名，地名的大改要到1920年，那時候日本已經統治臺灣25年。不過，日本人初期還是對地名做了兩件事：給城垣的所在地賦予明確的名稱，以及將地方地名的用字官方化，為了搭配自然村／行政村的劃定。

什麼是為城垣所在地命名？過往清領時期的行政劃分就有臺灣府城、彰化縣城等城垣城市，但日本人的觀念是必須一地一名，依照清領時期的邏輯，臺北府城同時也是淡水縣城（到了清末還同時是臺灣省城呢），城內到底要叫臺北還是淡水？

因此，日本人一來後，就先把縣城以上的城垣，按前清的各地最高行政等級，去掉縣城（或府城）字樣後，確認了臺北、新竹、臺灣、彰化、鹿港、臺南、鳳山⋯⋯等一批地方行政中心地名。等等，地方行政中心城市怎麼還有「臺灣」？這個城市就是後來的臺中，那是因為清末劉銘傳打算把新省城放在臺灣中部，於是把臺灣府、臺灣縣從臺南遷來。後來日本人也覺得這個城市名會混淆，所以在1896年後就正式改名為「臺中」。

至於地名用字的官方化更是影響深遠。清代的臺灣地名，除了有派官署的地方，因為皇帝老爺下旨，令地名用字得官方化之外；其餘廣大田壤間的地名，普遍都只口傳、有音無字。當要寫成書面語時，你用的字跟我用的字就不一樣了。比如臺南城內有個地方叫「磚仔橋」，這是一般人的寫法，來到文人雅士口中成了「莊雅橋」；臺中的烏日，有人寫成「湖日」。若是有原住民語背景的地名，音譯更不一致，比如恆春半島的qatoro社，清人有寫成射蔴裡、射猫裡、射馬里、紹勞雅、紹猫釐⋯⋯各種寫法，簡直是「貓」、「馬」不分了。

地名用字的官方化，也與日治之後1898～1904年間土地調查、行政邊界的劃定有關。過去臺灣地方的聚落（庄頭）是自然村的概念，到底哪裡到哪裡算是一個庄呢？不一定有明確的邊界。1920年土地調查整併成約3千個街庄時，自然村就成了行政村，在地籍圖和《臺灣堡圖》上框出了明確的邊界；而每個街庄（和更小的土名）的地名用字，就依《臺灣堡圖》為準。地名用字從此就官方化了。

但也必須指出，《臺灣堡圖》中全臺超過1萬4千筆地名用字的官方化過程中，也有一小部分的用字脫離了原意。如今日新北市八里區的「米倉」（里名），在《堡圖》寫為「米清」，然從總督府公文類纂中土地調查的原始資料來看，調查時確實寫作「米倉」，《堡圖》不知何緣故誤植了，直到戰後初期的改名才更正回來；八里另一個類似的例子是「訊塘埔」，按原意是清代設置的汛塘，「汛」字應為水字邊，但在地名官方化後，就將錯就錯至今了。

至於後來1920年（東部要到1937年）全臺大規模的地名改換，因為已有不少研究的文章，這邊只簡略總結：日本50年間對臺灣地名的改換，在平地主要是街庄（相當於今鄉鎮）層級以上的地名，至於大字（村里）和以下地名基本上是未動的；在山地，則確實增改了一些日式地名（如研海、川中島、上野、中野、下野等），但絕大多數的地名，還是以片假名音譯原住民語為主。此外就是八大主要城市的精華地帶，傳統的大小字會改編為日式町名，被劃分為面狀的空間，至於線狀的街道則不再給出正式名稱。

從日治到中華民國

時至戰後，國民政府接收臺灣的心態就是要徹底去除日本「殖民遺毒」，所以一開始就打算把日化的臺灣地名大改一通。但是國民政府一改改過頭，把村里（原大字）以下地名全面改過，幾乎把明清遺留的傳統地名剷除殆盡。反而是日本1920年改定的鄉鎮名（原街庄名），許多是移植自日本地名（如高雄、清水），或者源於日語漢字讀音轉換（如關西、民雄、馬公）卻幾乎保留，豈不怪乎？

國府在平地初編村里時，還是按日本時代地籍的大小字來編組。以當時高雄縣鳳山鎮和仁武鄉為例，可以看出鳳山鎮初編的里名有火房口東里、草店尾北里等名稱，仁武鄉初編的村名有三奶壇第一村、林子邊村等名稱，可知還廣泛保留日本時代地籍的大小字。然而改編後，就變成了三民里、南興里、翠亨村、中里村等名稱，傳統地名的意味全失，全面雅化、二字化和國民黨口號化。

在山地，由於日本時代山地不置街庄，沒有行政編組。到了戰後國民政府統治階段，則基於山地、平地平等的概念，將各地劃編入山地鄉，下再分設各村。此過程中，山地地名就大量被改換為「世外桃源、四維八德、復興中華」的名稱。

以延平鄉突出部鸞山村為例，傳統部落名是Kaminu、Nakanu、Minami，日本時代前期以部落名的片假名音譯為地名，後期改為日式的上野、中野、下野。國府接收後，改為梅山、鸞山、榕山，直至近年部落正名後，原民會才核定並公告回原來的部落漢字名，定為卡米努、拿卡努、米娜咪。

可喜的是，現在山地鄉的正名運動逐漸興起，脫離了黨化教育的教條。比如今高雄市那瑪夏區，原本叫「三民鄉」，底下三個村分別為「民族」、「民權」、「民生」，2008年時除鄉名更改，三個村也分別正名為「南沙魯」（Nangisarʉ）、「瑪雅」（Mangacun）、「達卡努瓦」（Tangaanua）。

但在城市的路名，除了國府傳統教條式路名外，還遺留大量「中國城市」路名，尤其以臺北市舊市區最為顯著，一共用了上百條中國城市路名，按中國相對位置，分布在臺北市「天龍國」的區域。這批路名是在1947年1月命名的，取代了戰後初期短暫擬清代街名的名稱（不可能完全復原，清代很多舊路因日本時代都市計畫拉直，而當時道路無另命名）。這些中國路名繼續衍生新的地標與名稱，比如重慶國中、捷運松江南京站，然而位在大龍峒的重慶國中，跟重慶市有何關係呢？松江省是一個短暫存在於1945～1954年僅僅9年的省分，現在的中國民眾都未見得有幾人知道這個省的存在，臺北市民卻一直紀念著。

結語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政權轉移時，新政權如何將意志貫徹在臺灣地名的改變上，給我們強加多少莫名其妙的地名。然而，威權時代結束，因為政權和平轉移的因素，地名的轉型正義相形之下非常微弱。今日如果有人提倡「改掉中正路」，恐怕負面聲浪會鋪天蓋地席捲而來，什麼「房地產要掉價」、「更改身分證的成本可以換OO份營養午餐」的批評就來了。不過，當年改更大的時候，可沒有人敢評論呢！

※本文出自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觀‧臺灣》第50期「過去的整理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