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B話題】莫言晚期風格的開始:王德威談《晚熟的人》

書名:《晚熟的人》
作者:莫言
出版社:麥田出版/城邦文化
出版時間:2019年08月27日
書名:《晚熟的人》
作者:莫言
出版社:麥田出版/城邦文化
出版時間:2019年08月27日

2012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中國作家莫言招徠各種褒貶酸捧,然而文學愛好者關心的莫不是他創作的持續力。近日推出得獎後首部短篇小說集《晚熟的人》,收錄的12篇作品或寫於得獎前,或為新近完成,恰可一窺莫言8年間的變與不變。

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講座教授王德威在本書序文中,對莫言的創作脈絡有深入精闢的解析。Openbook特於新書出版前搶先刊出,以饗讀者。

文/王德威(哈佛大學講座教授)

2012年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成為當代中國文學的大事。自從改革開放以來,「諾貝爾」一直是文壇甚至社會念茲在茲的圖騰,莫言獲獎,儼然完成了全民心願。

莫言崛起於1980年代的尋根、先鋒運動。他的小說從《紅高粱家族》(1988)、《酒國》(1993)、《豐乳肥臀》(1996)到《檀香刑》(2001)、《生死疲勞》(2006)、《蛙》(2009)等,多以故鄉山東高密為背景,狀寫一次又一次奉「現代」、「革命」、「國家」之名的歷史風暴中,凡夫俗婦的困境與掙扎,屈辱與反抗。他的敘事雜糅傳統說故事人的世故、現代鄉土文學情懷、以及拉美魔幻現實小說的奇思妙想,不僅顛覆了社會主義八股,也突出文學眾聲喧譁的力量;榮獲大獎,可謂實至名歸。

諾貝爾獎也可能是不可承受之重的榮譽。莫言得獎後各種褒貶紛至沓來,謂之為國爭光者有之,名過其實者有之,遑論種種藉機攀比附會的怪現狀。面對這些得獎後遺症,莫言緘默以對,一如他的筆名——莫言——所示。與此同時,更令讀者關心的是他創作的持續力。莫言如何證明自己?是否有所突破?都是想當然爾的話題。

《晚熟的人》是莫言得獎後首部結集出版的短篇小說集。12篇作品或寫成於2012年得獎前,或為新近完成,合而成書,很可以一窺莫言8年間的變與不變。莫言作品向來大開大闔,篇幅越長,越能顯現他那種妙想天開、兼容並蓄的氣魄。在新作中,他似乎有意擺脫這些特色,風格轉為內斂,時而懷舊,時而嘲諷,顯露一種若有所思的節制。短篇的形式也不容許過分複雜的情節和人物發展。

對莫言的粉絲而言,《晚熟的人》乍看未必是驚豔之作。寫過各種題材,如今作家頗有返璞歸真的姿態;在盛名之下創作,想來也有不得不然的理由。但仔細閱讀各篇作品,我們仍然可以看出他的企圖,甚至會心一笑。關鍵之一,正是書名《晚熟的人》。

* * *

相對於「早熟」,「晚熟」之於莫言有著複雜的意味:既可能是大器晚成、後勁十足,也可能是後知後覺、恍然大悟,甚至不計一切、後發制人。無論如何,「早」、「晚」之間出現的時間落差,使得和諧社會的順時鐘不再可靠。而在政治人類學的詞典裡,「生」、「熟」之間的學問大矣。一回生、兩回熟,熟能生巧,熟門熟路,熟極而爛。「熟」是文明的現狀,也是生存之道。從「晚」與「熟」意義各種可能的排列組合裡,莫言觀察當代中國形形色色的現象,也思索後社會主義本身是否也是晚熟症候群的一端。

(圖/莫言提供)
(圖/莫言提供)

《晚熟的人》基本圍繞兩類題材展開:一類關於莫言近年返鄉、重新認識當年人事風貌;一類關於莫言對文壇眾生——包括自己身為「作家」——的觀察。這兩類題材的交集恰恰在於他對「晚熟」這一關鍵詞的體會。藉著回顧自己來時之路,不論是困窘的童年生活,或者是進入文壇後的是是非非,作家與其說有了恍若隔世的感嘆,不如說忙不迭的跟上時代,辯證「生」、「熟」,甚至不無「起了個大早,趕了個晚集」的困惑。

還鄉小說是鄉土文學的大宗,可以回溯至魯迅的〈故鄉〉,莫言成名作如〈白狗鞦韆架〉等也循此方向展開。遊子重返故里,回顧童年往事,體認城鄉差異,感嘆時移事往,這些都是我們熟悉的主題。然而莫言新作裡的返鄉之行證明這套公式已經過時。〈地主的眼神〉裡的老地主,經過無數清算和運動,竟熬到壽終正寢,在村人圍觀中風光入葬。〈鬥士〉的無賴受盡村人羞辱,以他的後半生貫徹毛主席「階級鬥爭」;「他的仇人們,死的死,走的走,病的病,似乎他是一個笑到最後的勝利者,一個眥睚必報的兇殘的弱者。」〈天下太平〉裡的農村早已經成為環境污染的淵藪,腫瘤的魚、變態的鱉、各懷鬼胎的村人,共同活出一個太平盛世。〈等待摩西〉裡的紅小兵文革中狠批他篤信基督的祖父,30年後自己成了狂熱基督徒,並以此行走江湖。命運的輪盤嘩嘩的轉著,負負得正,一切 「都是歷史的誤會」。

更突出的是〈紅唇綠嘴〉、〈晚熟的人〉。前者寫莫言的一個小學女同學多年屢仆屢起,進化成家鄉網路時代的恐怖分子,以五個手機、兩個公眾號買賣謠言,操弄民意。她食髓知味,儼然以莫言經紀人自居。「在網絡上不能講仁義道德,越無恥越狠毒越好!網路真他娘的好啊!」後者寫莫言的一個鄰居同樣歷經革命洗禮,新時期搖身一變成為地方名流,藉著莫言獲獎牟利斂財。小說高潮,莫言看著《紅高粱》景區愛國狗血擂台賽,被操弄的懷疑自己身在何方。

莫言在這兩篇作品中都以第一人稱出現,看著家鄉巨大變化,嘖嘖稱奇。魯迅式的故鄉憂鬱症早已過時。新時代的鄉親父老耳聰目明,何其機靈;他們不需要莫言之輩的同情或矯情。他們猶如〈天下太平〉中基因突變的魚鱉,已經成為一個新品種。套句《白毛女》的名句,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果如此,後社會主義社會又把人變成了什麼?

晚熟和早熟差別何在?「有的人,小時膽小,後來膽子越來越大」;「有的人,少時膽大,長大後膽越來越小。」莫言的鄰居如此解釋著。換句話說,小時了了,大未必佳;不,龜兔賽跑,後來居上。只是這樣的「晚熟」充滿鋌而走險的投機,無所顧忌的盲動,還有,完全扭曲的正義邏輯。20世紀的革命、啟蒙運動不乏路線之爭,畢竟有起承轉合的線索。莫言早期《紅高粱家族》、《酒國》拆解卻仍依違歷史大敘事,即使中期《生死疲勞》和《蛙》退一步以輪迴想像作為現實的解脫,也還投射某種因果秩序。《晚熟的人》中的各色人等趕上了(革命)歷史末班車,卻要後發先至,昨是今非:「我們晚熟的人,要用一年的時間幹出那些早熟者十年的業績。」在這裡,時間成為競技場,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先來或後到無關宏旨,重要的是迎頭趕上,創造「業績」。

「晚熟」徵侯不僅發生在鄉村,早已蔓延成社會的感覺結構。莫言暗示他所置身的文藝界就不乏是類人等。〈表弟葉賽寧〉、〈詩人普希金〉裡,泛泛之輩無才無德,卻能無孔不入,而莫言自己往往成為他們利用或攻擊的對象。〈賊指花〉是篇具有神祕色彩的作品,圍繞一群文壇男女的小奸小詐,而故事核心居然指向偷——偷竊與偷情。所謂文學在此有如障眼法,混淆了生活與創作。這篇作品相當生動,有如莫言與文藝圈牛鬼蛇神交遊多年後的心得報告。而小說最後指向敘事者莫言也有自欺欺人之嫌,不可盡信。這當然充滿後設趣味了。

這神奇的「晚熟」效應讓文學和農村——或整個社會——產生不可思議的連鎖。在〈地主的眼神〉裡,小學三年級的莫言據說因一篇作文〈地主的眼神〉「轟動全縣」,也坐實了那位地主的罪狀。「從此以後,我就明白了,寫作文可以虛構,而且也明白了,作文中的人物與現實中人物的關係。」莫言其實是「早熟」的,但幾十年後他才明白,自己熟成的速度未免過於緩慢。〈紅唇綠嘴〉和〈晚熟的人〉裡,莫言衣錦還鄉,驚覺鄉人早已經把握時機,將他虛構的世界還原為歷史旅遊景點,大發利市。「假作真時真亦假」,人人都能無中生有,大做文章,人人都是文學好手。莫言所能做的,無非是戲上加戲,扮演好名作家「莫言」的角色。

* * *

書名:《論晚期風格》作者:艾德華.薩依德(Edward W. Said)出版社:麥田出版/城邦文化譯者:彭淮棟出版時間:2010年03月19日
書名:《論晚期風格》
作者:艾德華.薩依德(Edward W. Said)
出版社:麥田出版/城邦文化
譯者:彭淮棟
出版時間:2010年03月19日

「晚熟」一詞讓我們聯想到當代文學理論的關鍵詞「晚期風格」。薩依德(Edward Said,1935-2003)在《論晚期風格:反常合道的音樂與文學》縱觀近現代西方文學與音樂大家的晚年作品,注意到一種特殊風格。[1] 一般以為歲月與經驗賦予大師一種「和諧與寧靜」。或與人生難題和解,或成就圓融的智慧。但在貝多芬、史特勞斯等例子裡,晚期風格不僅不見圓融與和解,反而呈現矛盾、孤僻,甚至自我放逐的傾向。這是薩依德所謂逆向反常(against the grain)的創作。在此,時間發生錯置:創作者越過生命頂點,感受到時不我予,反而有了特立獨行、自甘異化的衝動。晚期風格每每引人側目,但在晦澀甚至古怪的作品中,我們感受到藝術家放出奇招,彷彿與時間的必然性相抗衡。

我們無須套用理論為莫言的新作強作解人。但就著薩依德所定義的「晚期風格」,我們仍可探問在莫言創作歷程中,《晚熟的人》所顯示的轉折意義:它是初老的莫言重新出發的嘗試麼?果如此,他如何展現不同以往的「晚期風格」?他在評價當代社會晚熟症候群的同時,如何為自己的創作定位?所謂「晚熟」是飽識時務,是隨波逐流,還是從心所欲——「必」逾矩?

為這些問題定調或提供答案也許言之過早,因為我們期待莫言的創作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即使如此,《晚熟的人》顯示莫言對時間的技術或幻術不能無感。他對「晚熟」或「過熟」不以為然,但也不得不承認,那是當下中國的處境。在社會主義的大機器裡,人人操作進退之道,不論「早」、「晚」,必須爛熟於心,莫言期待從回憶中找尋那些原初(卻也可能早夭)的生命,那些「生」的或「半生不熟」的人和事,從中投射現實的對照。

或許這是莫言對「晚期風格」的試探?因為客觀環境的限制,《晚熟的人》盡量不碰政治,就算揭露社會問題,也缺乏追根究底的銳氣,而代之以嘲諷,對照,或回憶。讀者或謂莫言筆下避重就輕,但他別有所見

引自「莫言—唯一一個報信者」,採訪李乃清,南方週末,2010年2月10日。

一個作家,一輩子只能幹一件事:把自己的血肉,連同自己的靈魂,轉移到自己的作品中去。我在寫作,早期是向外看,對罪惡的抨擊多一些,更多想到的是外部強加的痛苦,想到自己怎麼受社會的擠壓和別人的傷害。慢慢就向內寫了,寫內心深處的惡,儘管沒有釋放出來。

換句話說,主義和教條以外,莫言更關心的是根本的人間倫理。革命的狂飆幾番起落,古老的話題依然打動我們:什麼是虛飾與真實,邪惡與寬容,意圖與責任,暴虐與慈悲?當然更尖銳的潛台詞是,如果社會主義多少年來號稱改天換地,創造了美麗新世界,何以這些話題永劫回歸,歷久而彌新?

《晚熟的人》中諸作提醒我們,性善或性惡俱分進化,莫衷一是。這使得莫言的批判立場變得猶疑,甚至及於自身。最好的例子是〈紅唇綠嘴〉。莫言對家鄉的那個女網紅充滿無奈:「她的智商很高,她的知識面很廣,但她為什麼連一點自知之明都沒有呢?我想,真正可怕的壞人還不是那些知道自己壞的人,而是那些不知道自己懷,反而認為自己很正確很好的人,他永遠都認為別人欠他的。」然而,當他回憶這個女性當年所遭遇的意外屈辱,以及事後她歇斯底里的報復,他網開一面,承認生命無可言說的黑洞。

作家莫言出席「影響世界華人盛典」榮譽的頒獎現場(圖/莫言提供)
作家莫言出席「影響世界華人盛典」榮譽的頒獎現場(圖/莫言提供)

莫言曾經寫道,「只有正視人類之惡,只有認識到自我之醜,只有描寫了人類不可克服的弱點和病態人格導致的悲慘命運」,才能真正產生「大悲憫」。(莫言《生死疲勞》)誠哉斯言。但實踐這樣的表述,談何容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不論是什麼道,什麼主義。只有對生命的複雜性有了敬畏之心,文學的複雜性於焉展開。

這讓我們再思《晚熟的人》中篇幅最長的〈火把與口哨〉。小說中,莫言仍然以第一人稱記敘少年所見的一樁婚姻故事,以及一場人狼大戰的傳奇。故事中的男女因為吹口哨相愛成親,日後丈夫因礦難驟逝,一家四口的生活因而崩坍。悲劇卻剛開始。他們的孩子一個為狼所噬,一個中毒而死。至此,我們的女主人公幾乎重複著魯迅〈祝福〉中祥林嫂的命運,但事實不然。她燃起火把,直奔狼窟,殺死母狼和嗷嗷待哺的狼崽,自己也力盡心碎而亡。

與〈紅唇綠嘴〉開場背景相似,〈火把與口哨〉寫的也是一段文革中期的往事。但莫言所要探討的惡與傷害不僅來自人與人間瘋狂的鬥爭,更來自天地不仁的兇險。故事中的平凡人家一夕間毀滅,令人無言以對。多少年後莫言回顧往事,卻另有發現。時代是這樣紛亂無明,生命何其脆弱。那四口之家剎那間崩塌,徒留淒厲的口哨聲縈繞鄉村。但—比起50年前無限上綱的革命叫囂,50年後呶呶不休的「紅唇綠嘴」,「火把與口哨」反而留下一些純粹的、有如寓言的東西,讓我們反思卑微與執著,惡與悲憫的本質,而不禁心有戚戚焉。

這也是遲來的體悟吧。以此,莫言賦予「晚熟」一層相對積極的定義。晚熟是時間的考驗,你我不免,只怕熟斯爛矣,失去本心。經過大風大浪,作家看盡一切。傳奇不奇,他要書寫平常裡的不堪,也要記錄那屈辱裡的高潔。晚熟的作家冷眼觀世,心照不宣,但更可以自行其是,笑罵由人。在這一轉折點上,莫言開始實驗他的「晚期風格」。


本文為Openbook閱讀誌授權刊登於聯合新聞網「閱讀」頻道。原文為「話題》莫言晚期風格的開始:王德威談《晚熟的人》」,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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