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威爾親歷西班牙內戰實錄《向加泰隆尼亞致敬》，為勞工階級掌權而戰之後！

文／ 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

巴塞隆納居民對革命普遍漠不關心，這點最令我憤怒又震驚，也讓來自馬德里或甚至瓦倫西亞的人心生厭惡。巴塞隆納之所以氛圍丕變，部分歸咎於此地離作戰現場太遠（一個月後，我在塔拉戈納也觀察到相同的情形）。這個漂亮的濱海城市生活如常，幾乎不受干擾。然自一月以來，全西班牙志願從軍的人數明顯下降；雖然加泰隆尼亞在二月掀起第一波加入人民軍的熱潮，但實際入伍人數並未大幅增加。這場戰爭開打至今不過六個月，西班牙政府卻已必須實施徵兵；若是對外戰爭，徵兵還算合理，但用於內戰則有違常理。社會大眾無疑已對促使戰爭爆發的種種革命企盼感到失望。戰事爆發的最初幾週，工會成員自組民兵團，一路追擊法西斯並迫使對方退入薩拉戈薩，戰果斐然，因為當時他們相信自己是為了「勞動階級掌權」而戰；無奈情勢愈來愈明顯，勞工掌權注定無望，即使如此，我們仍不該苛責老百姓何以日漸心冷— 尤其不該責備對內或對外戰爭皆為軍事主力的無產階級村民。

沒有人想輸掉這場戰爭，但大多數的人都焦慮地盼望戰爭能早點結束；這種傾向不論在哪兒都觀察得到，而「這場戰爭實在有夠糟，是吧？」「到底什麼時候才會結束？」這種無關痛癢的話更是無處不聞。比起對抗法西斯，政治意識較強烈的人更關注無政府主義者和共產黨之間的衝突內鬥；至於一般老百姓最在乎的問題則是糧食短缺。「前線」被視為某個神祕而遙遠的地方，年輕人去了，然後消失；他們有些再也不回來，有些則是在三四個月後，荷包滿滿榮歸故里（民兵大都在休假時領到積欠的工資），而傷者即使拄著拐杖跳回來，也得不到任何特別補償。加入民兵已不再時髦，這點從店家的態度就能明白看出來（商家一向是大眾品味的指標）。我剛來巴塞隆納時，儘管這裡的商店又小又破，卻都設有民兵用品專區，櫥窗亦陳列著步兵便帽、拉鍊夾克、武裝腰帶、獵刀、水壺、槍套等軍需品。現在，這些商店明顯裝修得更漂亮時髦，也都把戰爭塞進不起眼的幽暗角落。後來，我本想在返回前線之前補足裝備，卻發現這裡很難買到前線亟需的物品。

在此同時，城裡開始出現「支持人民軍、詆毀民兵團」的蓄意宣傳，局勢變得頗為奇妙。自二月起，所有武裝力量開始有系統地併入共和部隊，組成「人民共和軍」，而民兵團在名義上亦重整編入人民軍，唯薪餉、軍階等仍有所不同。民兵編入的師由幾個「混合旅」組成，意即部分來自原本的共和軍，部分是民兵，實際上唯一改變的只有名稱而已。舉例來說，原先名為「列寧師」的馬統工黨部隊現在改稱「二十九師」。六月底前，僅少數人民軍部隊抵達亞拉岡前線，故民兵團還能繼續維持其獨立的組織架構及特殊性；然而，共和政府的宣傳打手卻在每一張海報上大聲疾呼「我們需要人民軍」，也在廣播、共黨媒體上不斷攻訐民兵團，有時甚至極度惡質，頻頻以訓練不良、毫無紀律等不堪字眼描述民兵團，提到人民軍時卻總是以「英雄」稱之。

這些文宣大都引人聯想，形成一種「志願上前線可能另有隱情、不甚光彩，留在後方等候徵召才值得稱許」的印象；然此時此刻，苦守前線的正是民兵，而人民軍大都待在後方訓練，故而在宣傳方面必須愈少提到這種情況愈好。民兵團分隊不再以鑼鼓喧天、旗幟飄揚的方式遊街上前線，反而像偷渡一樣，在清晨五點搭火車或卡車悄悄離開。不少人民軍分隊也開始派往前線，唯此刻的他們就如同過去的民兵一樣，隆重遊街出發；不過，由於社會大眾對戰爭的興趣逐漸消退，人民軍受到的擁戴亦略遜於以往。基於民兵部隊名義上也屬於人民軍，因此總被媒體技巧性地當成宣傳工具；一切功勞勛績皆自動歸於人民軍，所有指責非難仍由民兵團獨自承擔，有時甚至發生同一部隊因某事受褒揚、又為了某事受責難的現象。

除了上述情況，社會氛圍也開始出現驚人變化；但唯有親身體會，否則一般人很難理解或想像這種變化。初抵巴塞隆納之際，我以為這裡是一座幾乎不存在階級差異和嚴重貧富差距的城市，至少當時看起來無疑是如此：街上少見時髦打扮，無人打賞也無須卑躬屈膝，侍者、賣花女和擦鞋童人人直視顧客雙眼，直稱「同志」。當時我並未意識到，這只是希望和偽裝的綜合體— 勞動階級衷心相信這是一場已經開始但尚未貫徹的革命，中產階級則因為害怕而假扮成勞動階級。革命最初幾個月，想必有成千上萬的人刻意換上連身服、高呼革命口號，藉此保身避險。但現在一切再度回歸正常。時髦餐館和飯店滿是大啖昂貴美食的有錢人，然而對勞動階級來說，糧食價格暴漲，薪資卻未相對調升；食品貨品樣樣都貴，還經常缺這缺那，不用說，窮人肯定比富人更受衝擊。飯店餐館在採購時頂多碰上一些小困難，可是勞工區內購買麵包、橄欖油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隊伍，經常動輒數百碼長。

先前我在巴塞隆納沒看過半個乞討者，震驚萬分，現在隨處可見；不少打赤腳的孩子常等在蘭布拉大道前段的熟食店外，待賓客踏出店門即一擁而上討點吃食。人們不再使用「革命式」稱謂：陌生人不再互稱「你」或「同志」，比較常用「您」或「先生」；而「日安」亦逐漸取代「你好」。侍者再次套上漿挺的襯衫，店員回復卑躬屈膝的態度。我和妻子某日來到蘭布拉大道的針織品店買襪子，店老闆頻頻鞠躬哈腰、揉搓雙手— 這在二三十年前的英國或許還算常見，但現在就連英國人也不時興這套了。小費文化同樣以某種拐彎抹角的方式捲土重來。工人巡邏隊受命繳械，戰前警力重返街頭，而這項改變的結果之一便是原本被工人巡邏隊勒令關閉的卡巴萊歌舞表演和高級妓院，紛紛重新開張。

此外，整個社會再次倒向富人階級的這種情況，或多或少也能從「菸草短缺」這件頗具意義的小事上看出來。菸草短缺對廣大民眾而言是何等痛苦之事，因此街上甚至出現填充碎甘草根的香菸。我自己試過幾次，但多數人試過一次就放棄了。全西班牙的菸草皆來自加納利群島，唯加納利群島已在佛朗哥掌控之下；可想而知，共和政府僅剩的菸草肯定是戰前已有的庫存。鑑於政府菸草庫存極低，菸草鋪每週只能開店一次；你若幸運，排隊排了數小時之後說不定還能分到一小包，即四分之三盎司的菸草。理論上，共和政府禁止直接向海外購買菸草，因為這會降低黃金儲備，而國家資產必須留用於購買武器和其他必需品。

事實上，西班牙國內一直都買得到較昂貴的外國菸（如Lucky Strikes），每每以走私方式穩定供應，讓某些人有機會牟取暴利。你可以在時髦旅店公開購買走私菸，或在街上以半公開方式入手，前提是你得花十比塞塔— 相當於民兵一天的薪水— 買一包菸。由於走私菸品主要是為了滿足富人需求，故相當程度受到默許和縱容；有錢一切好說話，不論你想買什麼、買多少都不成問題，但唯一可能的例外是麵包，麵包配給仍有嚴格限制。這種顯著的貧富對比在幾個月前完全看不到，當時，整個社會仍由勞動階級掌控（或看似如此）；不過，若要把這種現象完全歸咎於權力移轉，其實並不公平。巴塞隆納的生活之所以相對安定，原因之一是除了偶發的空襲警報外，此地鮮少讓人想到目前仍處於戰爭狀態。去過馬德里的人都說，此地氣氛截然不同：在馬德里，危機無所不在，促使人人皆萌生不分階級的同志情感。胖子大啖鵪鶉，孩子們卻在一旁討麵包屑吃，這種景象肯定令人不齒；若四周槍響不斷，自然比較不容易發生這種情況。

●本文摘選自貓頭鷹出版社出版之《向加泰隆尼亞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