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藝術世代」藝術家如何在21世紀的經濟體系中掙扎求生？

在21世紀，創作不僅僅是做作品，藝術家也不僅僅是藝術家。藝術家是品牌、是製作人、是KOL。藝術平台是IG限動，藝術家可以24小時直播帶貨。但是當每個人都可能是藝術家，藝術的功能、場域，甚至定義，是否皆已發生質變？

我們首先有了速食，然後是快時尚，現在則迎來快藝術：快音樂、快文字、快影片、快攝影、快設計與快插圖。廉價製造，匆匆消費。我們隨心所欲，狼吞虎嚥。然而，問題是：

當真正夠好的藝術被免費上架的產品打敗之後，會留下什麼樣的藝術？（編按）

文／威廉‧德雷西維茲（William Deresiewicz）

這是一本探討藝術與金錢、上述兩者之間的關係，以及這種關係的變化如何反過來改變藝術的書；這也是一本關於藝術家的書，包括音樂家、作家、視覺藝術家、電影與電視製作人，探討他們如何在二十一世紀的經濟體系中生存，或者說，掙扎求生存。

以下是幾段小故事：

馬修．羅斯（Matthue Roth）身兼哈西迪派猶太回憶錄作家、青少年小說作家、兒童讀物作家、短篇小說作家、擂台詩人（slam poet）、電玩設計師、部落客、小誌出版人、專欄作家與編劇。他曾與非猶太裔的性工作者交往、在百老匯與「戴夫詩歌擂台」（Def Poetry Jam）一同演出，並成為舊金山女性主義口語表演團體「姐妹嘴砲」（Sister Spit）的唯一男性成員，為暴女們準備安息日晚餐。他的著作包含《贖罪日》（Yom Kippur a Go-Go）、《別甩郭登堡一家》（Never Mind the Goldbergs），以及兒童讀物《我的第一本卡夫卡》（My First Kafka）等。羅斯和藹可親、幾乎像個孩子，他利用前往曼哈頓工作的一小時通勤時間在小筆記本上進行創作，與妻子及四個孩子住在布魯克林。如果在安息日靈感來了（靈感隨時都可能會來），他必須等到天黑才有空寫下。

羅斯做的大部分事情都賺不到什麼錢，甚至完全沒賺錢。他在二○○四年以一萬美元的價格賣出第一本小說時，這筆收入大約是他前一年收入的兩倍。羅斯曾為猶太網站製作影音內容、為教育科技公司製作電玩，也曾為芝麻街工作室‡編寫科學相關小品。二○一六年，他在臉書（Facebook）頁面上回覆了紐約區一個小型遊戲編劇團體的匿名廣告，結果後來發現那是谷歌（Google）底下的工作，職位是創意寫手。他的第一個職位是谷歌智能助理的「個性化團隊」成員，負責撰寫對話與設計「彩蛋」，也就是額外驚喜與笑話。

「我一被谷歌錄取，就有很多朋友說：『喔，你找到很涼的工作了。』」羅斯告訴我，「然後我這個想法大概維持了一個半星期吧。」不過，到頭來，這份工作只是約聘，沒有福利。對他的年輕單身同事來說，這樣的收入很好；不過對一家子整年要在健保上花費大概三萬美元的人來說，可就不是那麼一回事了。根據州法，他的職位每次可續簽三到六個月，總計只能續簽兩年。我們對談時，他這份工作已經做了一年半，也正要面臨另一個臨界點。我問他的年齡，他回我：「差不多三十九歲半。」「我每天都在一點一滴變老。」羅斯進一步把自己比作「概念之海」，也就是薩爾曼．魯西迪（Salman Rushdie）的兒童小說《哈倫與故事之海》（Haroun and the Sea of Stories）中的說書人，總有一天，他的「思源會乾涸」。「我真他媽的有夠怕我的大腦會關機，或是因為太害怕而無法一直想出全新、令人振奮的點子。」他說─然後因為如此，在即將步入中年之際，他在創意產業就要找不到工作了。

……

馬丁．布拉斯特里（Martin Bradstreet）得以實現音樂夢想時，他二十九歲。他在澳洲長大，現居蒙特婁，是搖滾樂團艾列謝．馬托夫（Alexei Martov）的創團人。（最適合他們音樂的形容詞就是吵。）樂團透過臉書宣傳演出，在蒙特婁附近建立了一批粉絲。後來，布拉斯特里在二○一五年決定舉辦巡演。他告訴我，對他這樣的音樂家而言，成功就是「開著廂型車四處巡迴，表演你與朋友一起創作的歌曲」，向完全陌生的群眾傳達某些有意義的東西。

於是，布拉斯特里上網搜尋與他們相似的樂隊，查看數以百計的巡演時間表，找出這些樂隊曾經演出的場地。然後，他到場地資料庫「Indie on the Move」尋找聯絡資訊。他說，如果你帶著完整的節目去找他們，也就是你的樂團再搭配幾個當地樂團，那麼這些場地就更有機會為你安排演出。因此，他大概查找了路易斯維爾（Louisville）的八十幾個樂團、聽他們的音樂，找出最合適的來接洽。他接著說，「你得想辦法在你從未到過的城市、從未演出過的場地，和你不認識的樂團合作，好推廣一場表演。」他這樣做的部分原因是要讓場地提供媒體聯絡方式，如此一來，他就可以直接聯絡後者。

布拉斯特里同意這是個大工程，不過拜網路所賜，只要努力就能巡迴。一開始你會賠錢，他解釋，但錢對他來說並不是重點。（布拉斯特里靠著線上賭博與所謂「其他投資」贏來的錢養活自己。）他希望能更上一層樓，成為樂團公關、歌手經紀、簽訂一紙唱片合約。但是，他說，「外頭還有很多個我，真正有才華的那種。」我們對談之際，布拉斯特里的人生目標已轉往其他方向。「以音樂為生看來確實是一件很棒的事，」他越說越惆悵，「但隨著年紀越來越大，你要把所有事情都安排在一起真的很難，尤其身處現代生活之中。」儘管如此，他並不後悔。他表示，大約五十場的巡迴演出，「在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百個夜晚裡頭，它們占了一半。」

麥卡．凡．霍夫（Micah Van Hove）來自加州奧亥（Ojai），是自學出師的獨立電影人。凡．霍夫沒有念過電影學校，甚至沒上過大學。他告訴我，他的作品「完全藉由網路」還有他在線上所能學習到的資源打造而成。對他來說，如果電視像小說，電影就像詩。「電影是在最短的時間內盡其可能地表達，」他說。「生活中有某些特定時刻看似包羅萬象，或者某事某物的渺小暗示著人類經驗的無限延伸，我一直都對這些時刻感興趣，因為它們出現在最奇怪、最隨機的時間點。」

他告訴我，他透過實踐、透過「跌跌撞撞」來學習。拍攝第一部短片的第一天，他帶來了相機，卻忘了帶鏡頭。他在群眾募資網站「Kickstarter」上集資的第一部電影耗費五年、以大約四萬美元的「微預算」製作。凡．霍夫從小家境貧寒，在過去十年內多半借住在朋友家，現在還是常常借睡地板。他本來很樂意與母親一起生活，但母親比他更窮。「一切取決於你能犧牲什麼，」他說。「我可以犧牲一個能遮風避雨的家。大多數人無法犧牲這件事，使得自己裹足難行。」

我們對談時，凡．霍夫剛完成他的第二部長片，前一天晚上他熬夜剪輯到凌晨五點。他正打算用這部電影去報名盡可能越多越好的影展，只要他負擔得起參與的費用，可能有十到二十個影展吧。「我即將目睹我所學到的一切是否能行得通。」然而，他覺得自己已經準備好邁出下一步─寫出一部可靠的劇本，並湊齊可用的資金，約五十萬美元，「你準備好時，大家感覺得出來。」我問讓他堅持下去的原因是什麼。「我馬上就要三十歲了，」他回答。「九年前我決定把這件事當成畢生的志業。那時我就全心全力投入，現在也是一樣。」如今他要做的，是找出自己能貢獻什麼。「因為我確實把電影視為一種系譜，」他說。「我們觀察前人的藝術，並以我們自己的方式將它分泌出來，作為談論世界與塑造世界的一種方式。」

關於在數位時代以藝術家的身分謀生，你會聽到兩種截然不同的說法。一種來自矽谷及其媒體中的積極擁護者。它會告訴你，現在是成為藝術家的最好時代。如果你有一台筆記型電腦，你就有一座錄音室；如果你有一台iPhone，你就有一台電影攝影機。GarageBand、Final Cut Pro─所有工具都唾手可得。而如果說製作費用低廉，那麼發行也是免費的，亦即所謂的網路，包括：YouTube、Spotify、Instagram、Kindle自助出版。每個人都是藝術家，只要挖掘你的創造力，把你的作品放上來。不久之後，你也可以仰賴你喜歡做的事情來維生，就如同你讀到的那些一夕爆紅的明星。

另一種說法則來自藝術家本人，尤其是音樂家，但也有作家、電影製片與喜劇演員。他們會說，你當然可以把作品放上去，但誰會為此付錢給你？數位內容已經被去貨幣化（demonetized）：音樂是免費的，文章是免費的，影片是免費的，甚至連你放在臉書或Instagram上的圖片也是免費的，因為人們可以（也確實會）直接下載。大家都不是藝術家。藝術創作需要投入多年，而這需要財力支持。如果現況不改變，很多藝術將不復存在。

我傾向於相信藝術家這邊的說法。首先，因為我不信任矽谷。他們有無數理由來宣傳那一套論述，而如今看來很明顯的是，他們並非自己口口聲聲宣稱的那種模範企業公民。此外，數據證明藝術家的論點，畢竟他們也最清楚自己的經歷。

儘管如此，人們「仍」在創造藝術。事實上，正如科技人士所指出的，現在的創作者比以往來得多。那麼，他們是如何辦到的？新的環境條件能讓人生存嗎？能永續發展嗎？網路本該為我們提供「公平競爭的環境」─這些環境是否更加民主？藝術家如何調適、如何抵抗？蓬勃發展的藝術家是如何做到的？在具體的實踐中，作為二十一世紀經濟體系中的藝術家具有什麼意義？

二十一世紀經濟體系，代表的是網際網路，以及它所帶來的一切利弊，但它也代表了飆漲速度比通膨率還要快的住宅與工作室租金。它代表了大學與藝術學校學費飆升，造成學生債台高築；代表零工經濟的增長加上工資的長期停滯，尤其是年輕藝術家長期以來所從事的那種低階服務業正職。它代表全球化：全球化的競爭，全球化的資本流動。我們多半不是藝術家，也都正在或即將面對這些事實，或許應該說我們大多數人皆是如此。藝術家首當其衝，受到的打擊也最嚴重。

●本文摘自 麥田出版 ／城邦文化《藝術家之死：數位資本主義、社群媒體與零工經濟全面崛起，21世紀的創作者如何開闢新局？》；為閱讀需要，部分擷取內容有些許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