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將數據放入公共空間，代替地方、動植物倡言？

《數據與人性：當代數據藝術先鋒最深刻的第一手觀察，探索科學、人文、藝術交織的資訊大未來》這是一部發人深省的著作，作者以「所有數據都是建構出來的，它們是人類行為的結果」為主軸，「資料是新石油」的價值觀，闡述我們存在於數據無所不在的當下，在資訊視覺化的爬梳過程中，雖能觀測不易發掘的真相，但亦同時深受這些結果的影響。本書以感性而生活化的角度詮釋數據的影響力，讓讀者們能對如何面對數據主宰的世界有所省思。（編按）

文／傑爾．索普（Jer Thorp）

2017年5月，直升機把我和一支小團隊送到可以在哈蒙的照片中看見的雪地上，就位於冰川南緣的山峰旁。我們大半個早上搬運數百磅重的電池和其他設備，搬到一年前找到的崎嶇石灰岩山脊上。我們倚靠在能擋風的岩石旁快速吃午餐，之後設法鑽出一些夠深的錨栓孔，蓋好感測站的框架。

然後，暴風雪降臨。

正如哈蒙和弗里曼所熟知的，高山天氣瞬息萬變，原本晴朗多風的天氣說變就變。風帶來雨，雨變成雪。在冰川淨白山脊上方翻滾的雲朵，和岩石一樣呈深灰色。任何大雪都會讓我們面臨雪崩危機，加上能見度差，讓工作變得困難又危險。我們盡快把裝備收納在篷布和防潮箱裡，然後展開九十分鐘的雪鞋徒步旅行，到達一座空蕩蕩的高山小屋。這棟建物剛映入眼簾，暴風雪就席捲了我們。

接下來兩天，我們都待在室內。我望向窗外，柴堆上有厚厚的積雪。狂風怒吼。我們玩骰子遊戲「快艇骰子」（Yahtzee），設法分配隨身攜帶的那少得可憐的威士忌。隨著分分秒秒過去，我越來越緊張。我們花了將近一年的時間才獲准在公園安裝設備，而那張許可文件一點彈性都沒有。再過一天半，無論能運作的感測站是否已經建好，直升機都會來接我們。只要暴風雪稍微減弱，我就會用小小的紅色衛星追蹤器，猛發訊息給紐約的團隊，但沒有收到回覆訊息。

我徹夜難眠，滿腦子是最壞的情況，心想雪會繼續下，又得再困在小屋一天。我們會錯過直升機到來之前的空檔；雪剛下，徒步返回冰川山脊太危險。我們的感測站會和哈蒙的鴿子一樣在嚴苛地理環境中失效，只不過昂貴許多。正以為自己輾轉難眠時，我醒了。陽光流瀉進入窗戶。

我們吃了早餐，收拾行囊；經過兩小時小心翼翼的雪鞋慢行之後，回到站點。山脊的風吹走了雪，一切都和當初離開時一樣。我們趕緊動工，焊接、連線、安裝、測試，設法把三天的工作量擠在一天完成。隔天一早，我們就透過無線電橋，送出第一則數據到建在6公里外山下的第二處無線電站。我用紅色追蹤器發文字訊息給在紐約市的團隊，幾分鐘後收到回覆。來自冰川的數據送上了雲端，透過我們的API傳輸。我從感測站複製貼上一大塊數據，寫程式碼把數據繪製到筆電螢幕上。沒有多少東西可看，只有長條圖，但無疑是有訊號的。這不是電視雜訊的隨機數字，而是更結構化的東西，感覺⋯⋯嗯，好像是活的。山上沒風的時候，一片詭異的純然寂靜。然而，看著數據在螢幕上捲動，我明白冰並非表面的模樣；表面上的靜止掩蓋了快速而持續的運動。兩小時後，直升機出現來接我們。

我們在冰川旁建立的感測站有三個感測器，稱為地震檢波器，會沿著不同軸（北／南、東／西、上／下）測量岩床的運動。石灰岩的移動會推動懸吊在每個設備內線圈中的微小磁體，這種運動轉換成電，再轉換為數位訊號。感測站的數據透過無線電橋發射4公里，傳送到弓湖邊緣的松貂旅館（Num-Ti-Jah Lodge），然後透過衛星上傳。五分鐘內，冰的碎裂和移動被轉化成聲音，傳送到布魯克菲爾德大樓（Brookfield Place）前的廣場。這棟光鮮亮麗的辦公大樓有五十六層樓高，加拿大最大石油與天然氣業者之一西諾沃斯能源公司（Cenovus）的總部。建築物的入口，一組高大的七個LED陣列，把冰川的數據轉化為一片扭動的彩色線條。到了晚上，燈光投射到廣場的石頭上，那裡有大約七千塊獨特的花崗岩，如此切割是為了描繪冰川冰原的地質力量。在冬日，初雪讓聲音和光線變得柔和。

班・魯賓（Ben Rubin）是我的長期合作夥伴，也是這項計畫的合作藝術家，他為《使者／預言者》計畫（Herald/Harbinger）寫音訊軟體。這項計畫把冰川的地震訊號流轉化成聲音，成為來自冰川的全天候二十四小時廣播。來自冰川的訊號在十六個環場音效聲道播放，掃過廣場。冰汩汩作響、劈啪破裂、砰的爆裂。卡加利以第七大道上經過的東行卡加利輕鐵聲、滿載垃圾車的轟隆聲、通勤者踩著高跟鞋穿越人行道的咔嗒聲作為回應。在LED陣列上，整座城市的交通模式和穿過廣場的人行步道，與來自冰川的數據共享空間，對話永不停歇。通常我們上班時，冰川會沉寂好一段時間，呢喃的訊號在尖峰時間的噪音背後幾不可聞。其他時候，深夜時分，城市安安靜靜，廣場會突然活絡起來，180公里外的冰瀑聲在街道上迴盪。

班和我花了很長時間在卡加利裝置這件作品。我們坐在第一與第七大道廣場中央臨時的辦公桌前，低頭傾聽冰的聲音。我們在一個不應該存在的地方，那裡既是有六千萬年歷史的山脈、高2450公尺之處，也是加拿大成長最快的城市中心。我們坐在公共空間的一處裂縫中，既是在弓冰川冰層的邊緣，也在眾多玻璃帷幕摩天大樓中間，到處是雄心勃勃的石油天然氣公司主管和礦業工程師。我們一腳在更新世，另一腳在人類世。

有一張弓冰川的照片比哈蒙拍的照片更早，那是1902年一位來自費城的業餘攝影師暨登山家喬治・沃克斯（George Vaux）在度假時拍攝的。這張照片隨興多了，前景什麼都沒有，但眺望點幾乎和哈蒙一樣。那裡有湖，有林線，冰川兩側有兩座山峰，還有那巨大的冰塊。1924年，冰川剛好停在林線上方，只是這張照片的冰川向前傾流，在山谷的低矮之處繼續挖鑿。你可以看到照片右下方有薄薄一片白色，即使在溫暖夏日，冰也幾乎到達湖邊。

這張照片拍攝後幾乎整整百年，喬治的孫子亨利走到這座湖邊，拍下另一張照片，盡量符合先前畫面的角度和取景。這兩張照片非常相似，幾乎可以在Photoshop裡相互疊圖，進行差異化混合——這項技法是把兩張圖中相同的部分全部隱藏起來，只顯示一個世紀以來發生的變化。在如幽魂般的殘留像素中，是一種緩慢、不可逆的消退。

從亨利拍照至今，弓冰川的冰已退得更遠，而在我寫下這段文字到你讀到它之間的時間裡，又會退得更遠。或許冰川現已退落到兩座山峰後方，或許我們的感測器現在遠離任何冰塊，只能記錄到偶爾發生的落石。或許卡加利廣場幽暗沉寂。這是我們的計畫無可避免的結局，也是根本的目的。在數據中見證弓冰川的死亡。不是以低調、隱藏的頻率，而是公開、大聲播放出最後的遺言，讓人人聽見。

終有一日，《使者／預言者》計畫中，仍存在的冰川的聲音會逐漸消失，廣場上又會只迴盪著我們的腳步聲和車輛的轟隆聲。在那之前，這件作品是一場臨終秀。它提醒卡加利人，儘管五十六層閃閃發光的玻璃擋住了山景，但他們的一舉一動都透過他們喝的水和呼吸的空氣，將他們與岩石和冰連結起來。「advocate」（倡言）一詞源自於拉丁文的「advocare」，意思是尋求幫助。《使者／預言者》計畫為冰川倡言（雖然看似徒勞），繼而又想像如何將數據放入公共空間，代替地方、動植物倡言，否則那些事物無法持久發聲。

每一項計畫都延長了我們與數據相處的時間，擴展了我們能從何處、與誰一起聽到數據聲音的想法。藉由讓數據在更大的規模內訴說，並藉由共同傾聽，我們是否可能更理解、更善加處理今天的緊迫議題？氣候變遷、金融不平等、後資本主義，所有這些都發生在跨越時間和空間的尺度上，即使沒有超越我們想像的極限，也不受限於我們螢幕的邊界。我們需要的或許不只是一次性的論據，而是長久、持續的提醒。

●本文摘選自臉譜出版之《數據與人性：當代數據藝術先鋒最深刻的第一手觀察，探索科學、人文、藝術交織的資訊大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