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強生／成為我自己──《惑鄉之人》新版序

文／郭強生

在《夜行之子》創作過程中，本來計劃想加進的一個短篇，關於一名少年在老戲院裡，遇見日本兵鬼魂而發展出一段人鬼戀，動筆後就發現這故事很大，不應是短篇的裁幅。因為它牽動了我整個生命裡，離散與歸屬所帶來的哀愁。二○○○年自美返台，一度強烈地感覺到我的「過去」不見了。因為無家所以踽踽夜行成書，但這還不夠，我需要一個家鄉的故事。

故事已非單指情節，那個Story，應該是一種想要更深入理解的途徑。倘若《夜行之子》可視為一次我的覺醒與除魅，《惑鄉之人》就是我繼而層層剝除自己，發現原來我的台灣體質裡，存在著這麼多複雜的層次。

人生第一本長篇小說，橫跨一九四一年至二○一○年，在不同時空中跳接的多線故事，置進各種「身分」：灣生的日本導演松尾森、老兵之子小羅、臺籍日本兵敏郎、日裔美籍學者松尾健二，同時，一部未完成、名為《多情多恨》的電影，則貫穿每一個人的身世，亦與臺灣電影史暗中對位。健二有我的影子，松尾森又何嘗不是我？

從小在幫傭的耳濡目染下，我能朗朗上口許多臺語歌。然而，雖有外省背景，我卻無眷村記憶；由於父執輩留歐經驗，對西方文化啟蒙甚早，後來就讀外文系、赴美留學又經過一番異文化衝擊的洗禮……這一切原本都在體內和平共存，直到那些年，島上的政治鬥爭氛圍激化，本省與外省的對立被挑開，在某種程度上，很像被迫出櫃。

一回，去中部參加一個文學座談，上臺前與另兩位作家寒暄友好，上臺後他們突然開始全程用臺語。我先是傻在那兒，等輪到我發言時，我鎮定下來大方地對臺下觀眾說：「我不會說臺語，那我唱臺語歌給你們聽好不好？」換來一片熱烈掌聲，一曲罷了安可不斷。

這個小插曲卻成為我決定，以外省第二代同志的身分與觀點，寫下屬於我的臺灣的關鍵動力。

純真年代雖無法回返，但對這片土地重新了解之後，我重新看見自己的生命故事，甚至於，更像是開啟了某一種自我精神分析。

寫小說的那個我，化身當一隻鬼。身為一隻鬼的快樂就在於看得見別人看不見的。其悲哀就在於，看得見你的人就看得見；看不見的人，則永遠看不見。

當一隻鬼，空間與時間終於無礙，於是明白：歷史除了因果，還包括機遇與偶然。理解，然後體諒。故事最後，我選擇停留在松尾森拍戲的現場：因為他對這件事有愛──我也需要一本小說，好讓我重新去愛。

《惑鄉之人》意外地為我贏得了生平第一座金鼎獎，也成為我第一本被外譯在日本出版的作品。

如今回想當年，停筆小說多年後重返，未嘗不是人生下半場的一個轉折。當寫作無非只是想留下一種倖存者的回望，每一本書都像在為人生打掉某一道難關障礙。獲獎之後，立刻等待著我的不是掌聲，而是必須成為父親的長照看護，以及三年的留職停薪，是殘破的家等著我去收拾。最後幫助我再一次走過低潮的，仍然是寫作。

年輕的時候讀莒哈絲的《情人》，尚不能體會她說「如果寫作不能穿透事物某種不可說的核心本質，那不過只是廣告文案」的一針見血。那些不可說，說不出口，世人情願你不說的真相，讓我們與自己漸行漸遠。從小說《夜行之子》、《惑鄉之人》到後來的散文書寫《何不認真來悲傷》與《我將前往的遠方》，它們彼此之間其實是同一個生命故事的進行式。

如果文學是生命的映照，不就該像人生的無常，豈能預設類型或標籤？寫作若是生命經驗的沉澱，評論的眼光又豈能與人生歷練脫鉤？

十年過去，我仍然是活到哪裡就寫到哪裡。在許多評論者眼中，我仍然是屬於難以歸類的作者，沒有固定身段，題材多變，理論框架套不進，也少見為自己的作品辯護。但是我很清楚的是，寫作不過就是「穿透事物某種不可說的核心本質」。

寫作，讓我終於成為了我自己。

●本文摘自 聯合文學 出版之《惑鄉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