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好政治的代價──被十萬比特幣懸賞人頭的模範市長霍爾斯坦

當假訊息、農場文經過漸趨成熟的「真相製造」產業鏈，以新聞、資訊的形式呈現在你我眼前，有多少人能夠辨別真假？這些半真似假的事實對你我的認知造成什麼影響？網路、社群風行的今日，政治、經濟、金融等各種領域內，假新聞、另類事實正在對你我進行一場有目的性的認知作戰。
《真相製造》本書作者劉致昕從訪問傷心卻不絕望的聖戰士媽媽開始，帶著我們深入真相製造在不同國家造成的致命效應，橫跨比利時、法國、印尼、德國、中國與臺灣，不僅有第一手的採訪，透過這些國家呈現真相產業不同面向的威脅。（編按）

文／劉致昕

從歡迎變成恐懼，德國人對於難民的心理轉折

相較第一線居民的快速反應，二○一三、一四年，難民議題根本登不上德國主流政治議程，大部分來自非洲、中東地區的難民，即使湧向歐洲，也停留在南歐的希臘、義大利、西班牙，德國政治人物深諳這些非洲、伊斯蘭背景的難民背後代表的政治風險，即使人道組織再三發出警告，難民議題仍進不了德國政治的優先處理名單。像霍爾斯坦這般積極處理難民融入議題的政治人物，是異類，他只能試著和其他德國市長、希臘的地方官員組成合作聯盟，交換彼此的需求跟經驗，「我們要回饋給上級的決策者，看大家（歐盟、德國、希臘）該怎麼合作，否則希臘撐不住。」

歐盟處理難民議題的政治意志，遲遲等到敘利亞男童屍體趴在希臘海灘的照片，才真正浮現。

「照片實在太驚人，那種景象竟然出現在歐洲，那種畫面是你不想傳給下一代的，這是歐洲殘酷的一面，我覺得做為政治人物，雖然只是一萬七千人的市長，與歐盟這麼遙遠，但我是有責任的。」這份責任感，也與霍爾斯坦的德國國籍有關，「難民的社會融合是西德過去三十年都在做的事情，一波、一波的不斷來到，這是我們本來就在做的，只是數量從來沒這麼多。」接收難民是本來就在做的事，這是事實，卻極少從德國政治人物口中聽見。因為兩次世界大戰，德國人與難民並不陌生，許多人為了躲避戰火逃往國外，甚至敘利亞也曾接收過德國難民。冷戰之後，德國一分為二，人們開始在自己的國家內當難民，東德人在發現經濟無法持續、人權迫害愈加嚴重後，想方設法以難民身分逃往西德。當初共產東德之所以建立一百多公里的柏林圍牆將西柏林完整圍起，就是為阻擋東德民眾投奔自由。這些德國人共同擁有的歷史經驗，應該更能對難民同理，但為什麼演變至今，談到難民卻避之唯恐不及呢？

霍爾斯坦回憶，在政治口水投向難民議題前，在阿爾特納市市議會裡不分左右、顏色的各政黨，是以再平常不過的口氣、就事論事地討論難民議題的解方的，這讓他們有機會協助難民成功融入，逆轉小鎮人口老化的趨勢。長年來，阿爾特納的學校、醫院、商店一直關，公車班次愈來愈少，若不是有難民成為新住民，最後一間幼兒園也要關了。霍爾斯坦因此向其他城市推廣「阿爾特納模式」，並爭取更多難民配額。他想，一萬七千人的市鎮如果能成功幫助超過百位難民融入當地，人口八千萬的德國如果有更多地方展開這樣的嘗試，造福更多新住民與德國總體發展的機會必定存在。可惜，其他地方政府、聯邦政府不是不信，就是因為官僚體制的僵化擋下了霍爾斯坦的建言。二○一五年，因為遲遲無法引進更多難民，霍爾斯坦甚至受到市議會責難。

二○一五年夏天後，霍爾斯坦所代表的德國社會包容力，卻經歷了致命轉變。東歐、南歐國家不堪負荷，一路把難民隊伍送往德國國門，加上德國國內的人道壓力，讓德國總理梅克爾半被迫宣示，德國將繼續人權價值的立國精神、貫徹歐盟的邊界政策，不會關起德國國界，將盡可能接收需要協助的難民。隨後，光是一五年，德國就有百萬難民湧入、有近九十萬人提出難民申請，受考驗的不只是德國陳舊的行政系統和硬體設施，更包括民眾的心理。德國社會在一個夏天內，對難民從歡迎變成恐懼。一五年十月，我在德國，看見在零下氣溫中難民們因不堪一週、一個月的排隊而跳樓自殺，也看見一起德國女童失蹤案，快速捲起對難民的敵意浪潮（此案後證明為德國籍嫌犯所為），在網路上，極右派建立數位地圖，標明即將成為難民收容所的地址，並搭配難民就是恐怖分子、他們是來吃垮德國等不實資訊與論述，讓恨意與恐懼先於難民在德國國境散布，收容所都還沒開張，就被破壞。

二○一五年至一六年的跨年夜，決定性的事件發生。科隆火車站發生大規模性侵，主要為移民背景者在跨年夜近乎占領式地在火車站建築內，隨機性侵路過女性，加上警方的遲緩和無能反應，造成大規模傷害，種下人們對難民及體制的不信任。整個社會的風向不再樂觀，加上一六年歐洲多起由伊斯蘭國恐怖分子發起的恐攻，每次攻擊後，極右派和AfD再狂發不實資訊，一路順風收割，收穫茁壯至今。

難民議題從此不再是當初市議會裡人們看著數字、就事論事的議題，數字背後，是國民的情緒及對體制的信任問題。「我記得很清楚，兩個難民家庭在我休假前來到阿爾特納，他們來我辦公室時，我還告訴他們，他們住的是很好的街區。」霍爾斯坦回憶二○一五年十一月，火如何燒向阿爾特納，「隔天，我在假期中收到消息，兩個難民家庭的家都被放火了。」調查結果說明，兩名縱火嫌犯被社群網站激化採取行動，他們的手機裡有希特勒的照片，「我沒看過人們這樣叫囂，」那是霍爾斯坦首次看見，自己認為的典範之舉，在另一些人的世界裡卻是罪行。

阿爾特納陷入困境，提出增加收容難民名額的申請該繼續嗎？投入官方、民間心力的跨部門計畫，各方意見是否如初？霍爾斯坦說明當時他堅持繼續推動社會融合的理由：「我覺得政治人物必須堅定，因為人心總是不定，這是我們的責任（堅持執行對的政策），民眾的權利和角色，則是透過民主制度監督我們，或是下次就不投給我們。」「民眾有權利要你停止，但你也有責任帶領人們走過不確定、實踐所承諾的政策。」

霍爾斯坦不是第一次推行不討喜的政策。過去，因為人口老化、減少，他為了維持財政健康，關閉兩間學校、一間市政廳的酒吧、減少公務員的數量，還犯大忌地減少對老人運動社團過多的財政補貼。其中，酒吧一事惹來三千五百個民眾連署要市長收回政策。霍爾斯坦細數自己不受歡迎的事蹟，「他們每五年有一次機會，不喜歡我就不要選我，我只是想在這小小的鎮上改變一些事情，我只想在鏡子看見的我，是我能夠認同的那個人，我必須是能抬頭挺胸走路的自己啊！」一九九四年是霍爾斯坦第一次參選，以五十票之差落選後，一九九九年他再被基督教民主黨推為代表，以五八％的得票率意外當選，二○一四年，他拿下六九％得票。

雖然得票數一直上升，但他說政治不該看民調做事，政治家是「有脊椎」（有原則之意）的人，真正好的政治是不同意見的黨派能互相溝通，贏取大眾的信任，而後為大眾而服務。「對政治人物來說，你就是得把你的頭放在桌上，選民不滿意就可以殺了你，這就是現實！」他所指的是民主中的可責性概念，只是我注意到他不時撫摸頸上的疤，用「殺」這個字，對霍爾斯坦來說，絕不是誇張。

兩年前，他從市議會開會完，如往常一般，前往土耳其餐廳吃飯。嫌犯直接衝進土耳其餐廳，看見霍爾斯坦就問「你是市長嗎？」正在跟老闆聊天的霍爾斯坦知道這句話代表什麼意思，但他不知道對方背包裡有一支三十公分的利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