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生的孤獨或不悔的任性？郭強生全新散文集《作家命》9/16閃亮登場！

以作品列排命盤，字句間掐指流年，敢問自己是何種作家命？是一生的孤獨？還是不悔的任性？
第八屆聯合報文學大獎、金鼎獎最佳文學圖書獎、臺灣文學獎金典獎、臺北國際書展大獎得主──郭強生，最新散文力作《作家命》即將於明日（9/16）上市！這是郭強生繼『人生私散文』三部曲後，回望文學時光最深情無悔的告白──（編按）

文／郭強生

回顧人生，我的工作只有一個，就是關心文學、文字與文化。只是我同時會站在不同的位置，有時候是在教室裡，有時候是在研究室與圖書館。也嘗試過用劇場傳播，有時候還透過廣播節目，更多的時候，我在從事自己的創作。

從十六歲發表第一篇小說作品至今，我應該是員文壇老將了。但是很神奇的，我一直感覺還有太多還沒嘗試過、或等待我去發掘的題材或想法。

人們說，權力是春藥。

我要說，文學是回春聖品。

下一本書還在等著我，不管是等著我去閱讀還是去完成它，我怎麼能老呢？

太早以前的文學履歷不用報告了。先從我如何扮演文學評論這個角色說起。因為，如果不是從文學評論中，我重新體認到文學對我的意義為何，我可能無法在學院打拼十多年後，有一天再回到創作的領域。

對我來說，評論這個角色在所有的位置當中，它是一個很重要的黏著與聯結。評論帶給我一個多元的觀察角度，對創作也好，教學也好，評論式思考幫助我抽身去看待問題。我的評論文章，也反映著我個人的成長，尤其面臨台灣解嚴之後，我身為文化人如何自我調整的過程。

比如說最早的《文化在咖啡報紙間》，那時候台灣剛解嚴，進入一個資訊爆炸時代，所有的報紙增張，資訊比以前多了很多，但是綜藝化、腥羶色的東西也順勢而起。《文化在咖啡報紙間》的寫作期間，我人在美國求學，我便介紹自己經常閱讀的《紐約時報》、《時代雜誌》等這些國外的報章媒體，借鏡它們處理一些議題的方式，看它們如何在新聞中帶進文化的觀點，希望提供一種他山之石，並跟當時的台灣媒體做一些對照。

《在文學徬徨的年代》（2001）這本書很特別，是因為我在2000年回國任教，那時候的台灣社會跟我離開時已經非常不一樣，第一次政黨輪替所帶來的衝擊，讓整個社會起了很大的質變，甚至斷裂。

徬徨，是因為當時台灣面臨很重要的一個轉型時期，但是既然回國了，我就要面對這些文化上的遽變。於是，我給自己列出了十八個疑問，對於大家很關心的身分認同、台灣的角色、本土文化、如何跟國際接軌等等問題，都直接攤開來檢視，試著藉由文學介入那樣的徬徨，探討那些議題背後的焦慮感。

所以這也是給自己的一個任務，為未來幾年在學院裡，自己所期待所扮演的角色，規劃了某種目標跟藍圖。

之後在2005年出版的是《文學公民》，它有一個英文的標題，叫做「Response and Responsibility」，回應與責任。

當時我就提出來這個觀念，但是到這幾年網路社群興起後，大家好像才比較重視這個課題。在英文裡，responsibility是從「response」這個字衍生出來的。所謂的「回應」、或所謂的「批評」，連帶著都有它後續所應負起的「責任」。現在進入網軍時代，這個「回應與責任」的倫理問題愈發顯得迫切。評論意見，不是講出來、發洩過了就結束了，相對的責任，這是一種公民的素養。

2005年，台灣的PTT、部落格貼文大興其道，我在那年決定將《慾望街車》這齣西方經典搬上台灣舞台，也帶給我一個新的認知與文化衝擊。大家開始大量在網路上討論，我就發現一個有趣的事情，我的戲都還沒有上演耶！哪裡跑出這麼多評論？

這個問題到現在還更加嚴重，就是先入為主、未審判帶風向、人云亦云的網軍文化。

對於創作者來說，這是一次震撼教育。以前是書出來了、發表了、電影上演了，才會有評論。如果這個時代大家不需看過內容，就可以來褒貶捧酸，創作者要如何自處呢？跟這些網民又該保持什麼樣的關係？是若即離還投降迎合？

我最後的決定是，不為所動。所以我從來沒有開過臉書帳戶，不知道怎麼加好友與打卡，也不需要經常按讚。

一個創作者在追尋自己的藝術時，他決定要站在什麼樣的位置是很重要的。所以某方面來說，創作中斷的那幾年，我一直在思索是自己要站在什麼樣的位置，才可以保持創作純粹性。

●本文摘選自聯合文學出版即將於九月上市新書《作家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