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課綱中的世界史》「遺華日僑」的戰爭、記憶與性別

這種大規模人群移動，則於戰爭結束後，遺留許多難解問題，交織著人們的歷史經驗、記憶、情感、性別與認同，進而形成戰後復原或重建時期，不同國家面臨的國族困境。而這並不單指國家重建過程的困難，更是指向因戰爭被迫移動遷徙的人群，每個人的身分和國家認同，都可能因戰爭時期的暫時區隔而產生混淆。（節選自本文之導讀）

五、性別與歸國心態

（一）另一種「他者」

等待遣返日本的國民，大部分等同放棄了戰前自己在海外的資產。當他們回到戰後亟待復興的日本社會，面對社會資源和人際關係的困乏，相當不易就業。據尾高煌之助的探究，歸返回國日裔的主要就業傾向，依序為農業、製造業、零售業、服務業、運輸業和公務員；其中，從事農業的人數占絕大比例。揆其原因，一方面由於百廢待舉，都市不可能容納過多的就業人口及市場；另一方面若從滿洲遣返日裔本身來看，他們擁有的農耕經驗，自然以經營相關的工作最為便利。可以看到，不少遺華日僑有回國「再開拓」的經歷。戰爭結束前曾被徵兵的關島要三，1946年回日本後在山梨縣經營農事。隔年，妻子也順利回國，在與其他有「滿洲經驗」的朋友互勉下，關島決定眾人一起到北海道，從事農耕工作。

然而，關島要三之例其實是比較幸運的；歷經戰爭顛沛流離的遺華日僑，當回到祖國後，農業以外的工作似乎並無想像地那麼順遂。本來擔任鐵嶺陸軍醫院衛生兵的森本勝治，因為個人身負特殊技能，在日本投降時反而被中共軍隊留用，直迨1953年才遣返歸國。但結果適逢經濟不景氣，無法人盡其才，3年半之中一直只能倚靠兄長救濟。甚至另一位女性遺華日僑橋場定美還私心認為：跟戰後返歸時發生糧食極端不足的情況相比，戰爭結束前的滿洲生活彷彿就像是活在天堂一般。

敗戰前的徵兵活動，無疑活生生地拆散了這些遺華日僑的家庭，甚至有的人直到戰後並未團圓。那些被徵召從軍的日本男性，最初絕大多數返抵國門之際，依然企盼能夠見到家人，但後來音訊仍無。以前往滿洲者為例，有人因為妻兒雙亡，只好另組家庭。像筒井茂實，1945年7月被徵召到新京參戰，不久後確知戰敗，隨即又傳來妻子自殺消息。遭到一連串打擊的筒井返回日本，本想領養小孩度過餘生，卻有幸結識了第二任妻子美惠子。美惠子其實也是再婚，她雖無「開拓」經歷，但前夫曾赴滿洲，後因徵兵戰死。還有些人熱切候望妻兒能早日返國，可是消息始終沓然，故決定再婚，結果社會問題因此叢生，一時之間重覆申請辦理結婚登記者甚多。奧山龜次郎徵兵入伍不久，與蘇軍作戰被俘，押往蘇聯西伯利亞地區修築鐵路，歷時兩年勞役才回國。之後，他苦等了6、7年，多方打聽仍未見妻子小林真江的音訊，於是再婚。結果日後輾轉得悉前妻尚在人間，只好通信要求填具退婚書，云若不如此，則新任妻子、孩子將無從辦理入戶登記。

此外語言的問題，同樣使得遺華日僑回國後彷彿成為另一「他者」而存在。不可諱言地，許多遺華日僑固然受到語言限制，無法順利返回「原鄉」；但歸國者勢必將面臨生活適應上更大的挑戰。山田陽子訪問並檢討這群人身處日本社會的生存情況，發現儘管政府設有類似輔導、補救的制度（如身元引受人、自立指導員等），協助他們處理日常生活中的難題，卻仍不能擺脫困境。譬如，因為他們在日語的溝通上發生障礙，往往只能選擇在那些收入低、工時長的勞動環境工作。以製造業來說，遺華日僑幾乎都在具有操作、使用機械的公司裡上班；薪資方面則是受限於日語能力的緣故，往往也較其他同業的人要少得多，乃至無端還被資方解僱。於是學習日語成為遺華日僑歸國後重要的活動，也是他們希望能夠獲取職場雇用的機會，甚至是遭受欺凌時足以對抗的武器。因應社會不平等的待遇，遺華日僑形成「他者」認同，具有千絲萬縷的複雜情感。

至於滯留滿洲的日裔，大多面臨改嫁或孤兒（包括被拋棄的子女）被收養之情形。他們在1953年時，經由聯合國及國際紅十字會協助下，中、日兩國達成協議，由各地公安局外僑科負責辦理手續，申請歸國事宜。不過，卻有人在戰後諸多條件發生變化下，思考日後出路問題。以下分別從相關口述記載探析他們的理由與處境。

（二）性別帶來不同的遭遇及心境

首先是關於年幼遺華日僑的長大與論及婚嫁。許多憶述文字指稱：中國適婚年齡通常較早，尤其女性大部分在20歲以前。被收養的女性面對此一問題，不禁思考究竟是要結婚入中國籍，還是要等待機會返回日本？如中山房治的妹妹，當時便碰到類似情況。當養父母向中山提及婚事，中山還企盼得悉能否歸返日本的問題。嗣後他與妹妹商量後，妹妹說：「還是聽從養父母的話吧」，於是決定與安排的男子結婚。原為日本遺孤的劉秀清也觸及同樣問題，所幸她的養母和先生對此並無刻意要求，沒有帶給她太大的困擾。

至於被收為養子的日本男性孤兒，反而少有難以適應之處。從有限的紀錄來看，他們另有一番特殊經歷。由於身為日本人，文化大革命期間一度被認為是特務，慘遭批鬥，甚至連要結婚的對象也不信任。吉田英行的例子頗為傳奇，很適合作為觀察的個案。他在8歲的時候被中國人領養，改名為蘆永德。讀書求學期間，曾與同校一位日本女孩相戀，惟未得到養父認可，怕「娶個日本姑娘將來拐回日本」，於是16歲時託人另外介紹而結婚。婚後，吉田在建設公司充當工人，由於工作表現良好，得到領導賞識，黨組織吸收為預備黨員。1962年，另一位遺華日僑打算辦理歸國手續，夥同吉田一起商量。這件事無意間被妻子發現，並向法院檢舉，使得「一貫保密的蘆永德是日本人的秘密卻公開了」。結果，黨組織以「對黨不忠實」為由，取消了吉田預備黨員的資格，同時也在工作上認定「不宜用日本人」，而被調任為一般雜勤工作。由於妻子的告密，促使吉田的家庭關係惡化，甚至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適逢文化大革命初起，吉田英行為了要擺脫這種處境，決定自動報名去貴州支邊。同樣有著類似遭遇的日本孤兒胡菊芳，文革時25歲，不懂日語的他亦被認為是日本特務。為此胡菊芳被關進牛棚，鎮日掛著大牌子，不停地遭人批鬥，身心俱受重創，留下陰影。終於在1986年，胡獲得「中國歸國者支援會」幫忙，取得日本國籍，重新展開人生。

其次為返回日本後定居問題，也在性別上產生不同的效應。許多女性遺孤結婚生子後，儘管日本親人規勸留居，但畢竟已有新家庭，難以全然脫離，最後仍選擇留居中國。如被中國家庭領養的佐藤青子，以「根已紮在中國」為由，婉拒日本哥哥的要求。鈴木五三美的情況也是一處代表例證。1950年，她收到生母遠從日本寄來的信，規勸她趕緊辦理歸國手續。但已經結婚的鈴木，由於當時中日兩國尚無外交關係，且丈夫、小孩無法一齊帶去，只好覆信將在適當時機歸返日本。1966年，身為5個孩子母親的鈴木，再度收到生母郵寄的2萬日元及回國手續單，帶著小女兒回到日本。歷經6個月的團聚後，生父執意要鈴木留下，生母卻深悉女兒心意，向父親說：「咱們惦記她一個，不能叫她惦記五個」，於是讓鈴木返回中國。後來幾次的中國、日本往返，鈴木五三美始終都沒有在日本定居下來。

●本文摘自 臺灣商務印書館 出版之《課綱中的世界史：從全球化、文化交流到現代性的反思，縱觀世界的形成與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