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偉雄／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座他的安娜普納──導讀《靈魂的征途》

文／詹偉雄（臉譜meters山岳文學書系總策畫）

風，是最駭人的對手，它摧毀你的心、你的身體、你的靈魂。

─克里斯．鮑寧頓（Chris Bonington），一九三四～

這本書所描繪的，是一九七○年英國隊遠征安娜普納南壁的故事，一趟靈魂的壯舉。

雖然是半世紀前發生的事，但它對人類的心智史，具有著轉捩點的意義。十九世紀以降，西歐人蜂擁攀登高山，由海拔四千的阿爾卑斯來到八千雲端的喜馬拉雅，但在安娜普納南壁遠征之前，登山者總是尋找最容易趨向山頂的路來爬山，自此之後，人類轉過頭來，開始尋找最困難的路來攻頂。卓越登山家爬山的理由，不再是因為「它，就在那兒！」（二○年代前輩喬治．馬洛李面對記者詢問為何要爬聖母峰時，一句膾炙人口的回答），而是「它，非常困難」。

安娜普納海拔八○九一公尺，是世界第十高峰，位於尼泊爾境內，聖母峰以西三百公里。一九五○年，法國人莫里斯．赫佐格（ Maurice Herzog）與路易斯．拉修納爾（Louis Lachenal）由北面山壁完成歷史上的首登，也是十四座八千公尺以上巨峰被人類足跡踏上的第一座。在接下來的十四年間，所有八千高山都被登山家攻克了，累積的焦慮一舉宣洩殆盡。如果人們全都踩上了世界最高之處，那麼人還要做哪些努力？

於是，「安娜普納南壁」便被創造出來了！

現代人與傳統人最大的不同，是他們會發明一些「創造性的困難」（creative obstacle），這些難局並非生物物種延續所必須，甚且會危害到生命的延續，但放大歷史格局來看，這些起初看來毫無經濟價值的挑戰，卻在時間、空間之外的某個當下，激勵起了某些人，讓他們在具備各色產值潛能的領域裡，帶來翻天覆地的改變。而即便在那些看似無價值的唐吉軻德式奮鬥中，我們後世者也讀到了興味盎然的故事，感到文明並非淺薄酸腐，而是有一種雋永、豁達、深邃的興味穿梭其間，覺得身為人類，有其幸運、光榮、超脫塵俗的一面。

有兩個向度可來理解「創造性的困難」，第一，它並不來自前人的設定，而是當下的我們所發現、選擇、標定，並且賦予意義的，換言之，全屬創造；第二，它更大的創造性在於：它不僅對吾人此一世代有意義，它還影響了後代更多的行動者。如果世界是一張密密麻麻連結起大多數人的網絡，這個「創造性的困難」的被提出與被克服，便是那網上陣陣引發回響的巨大漣漪。

而為何現代人要去發明這些困難，傳統社會的先人卻不會這麼做？從社會變遷的角度看，現代社會的勞動分化，使個人的產值遠大於生存所需，相較於前人，現代人擁有更多可支配時間，而且現代人還具有一種獨一無二的氣質─反思性（reflexivity）。在《現代性的後果》（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一書中，英國社會學家安東尼．紀登斯（Anthony Giddens）指出：人們不再依據傳統經驗來生活，而是靠著新的知識及資訊，隨時隨地對於生活經驗做出評價和修正來過日子。在反思性的生活裡，個人天生具有某種懷疑的習慣，以及隨之而來要透過經驗中的體驗，去確證某些心意嚮往的未知，和自身心性是否契合的行動慾望。紀登斯強調，這種主動出擊的行動，是構成現代人自我的重要敘事環節。人們總是選擇大大小小未曾經歷過的困難，在冒險犯難中，探尋著「我是誰、我從何而來、又該當何去」的意義線索。從外在角度看，人的一生因而是開放的，人可以發明自我，藉著選擇和經歷挑戰，歧路亡羊般的─走向傳統人難以想像的人生軌道。

由十八到十九世紀，在「現代人」這類新物種逐漸形象浮凸的時代場景裡，「創造性的困難」成為許多歷史主角的天命：庫克船長必定要指揮奮進號來到太平洋（他的名言是：「不僅要抵達前人到過之處，甚而要去到人所未及的遠方」）、亞歷山大．馮．洪堡德也一定得要在南美洲奧里諾科河遭遇巨鱷、達爾文多方波折後終究來到他的應許之地─加拉巴哥群島中面積只有一．三平方公里的「達爾文島」（這當然是多年後《物種源始》出版後才取的名字），而珍．奧斯汀連續寫出《理性與感性》和《傲慢與偏見》與羅曼史小說一刀兩斷。抱著這種發明情懷的英雄人物還包括貝多芬，今天我們聽他和莫札特音樂的差距，難以想像兩人年紀只差十四歲。

因而，當一九六○年，鮑寧頓擔任一支英國、印度與尼泊爾聯合遠征隊的隊員，登上安娜普納山塊中的二峰（海拔七九三七公尺，位於主峰東方二十英里處）時，他在山頂向西一望，安娜普納主峰下的壯大南壁赫然在目，不禁心頭一凜，那是一段長度超過五公里，垂直高度超過三千公尺的浩瀚大岩壁，在底下的冰河之上，有著陡峭的岩脊、高懸的冰塔與晶亮岩溝中不斷滾動奔落的雪崩，在海拔七千一百公尺之處，更有一整塊橫貫的巨大岩階，在陽光中閃著金色光芒。多年以後，這個場景和畫面總是揮之不去，隱約浮現，鮑寧頓內心明白，這個山岳史上最著名的「創造性困難」，終究是要被他「發明」出來。

一九七○年三月底，由鮑寧頓籌組的遠征隊，經歷各種波折，終於抵達安娜普納南壁的山腳下，兩個月的時間中，八名攀登隊員與雪巴協作在惡劣天候與危險路徑上接力運補，終於在五月二十七日稀有的天氣窗口，由攀登隊伍中最強勢的兩名攻擊手唐．威廉斯（Don Whillans）與道格爾．哈斯頓（Dougal Haston）成功登頂。原本兩人還要在第六營上架設第七營，但他們攀上最後一道岩階後，赫然發現山頂在望，他們拋下裝備，徒手登峰，取出攝影機相互拍下攻頂畫面。五天後，這批膠卷經過基地營的野跑信使、公路快遞和航空接駁運送，抵達倫敦的電視台，在黃金時段播出，引起英國社會的狂熱興奮。這本書便是由鮑寧頓主述，加上隊友們的日記做為立體觀點的登山報告，書成之後，立刻成為大岩壁攀登的敘事經典，鮑寧頓因此成為當代登山教父，擘劃著一條條更加艱難的喜馬拉雅遠征路線，隱隱然引發了登山史上「後八千年代」的盛世。

安娜普納南壁引發的漣漪，迄今歷久不歇，這些故事有人覺得悲愴，有人覺得崇高更多於憾意，如同歷史或夜晚中的星河，值得長時間捉摸玩味。

一九八四年，年方二十五歲的瑞士青年登山家埃哈德．羅瑞坦（Erhard Loretan）與同伴諾伯特．朱斯（Norbert Joos）結伴攀登安娜普納，他們選擇的路線是無人走過的東脊，這意味著他們要在平均海拔七千五百公尺以上的稜脊跋涉足足七公里。在他們的左邊，是直下三千米的安娜普納南壁；在他們的前面，是數不盡的岩稜山頭與副峰；環繞在他們四周的，則是四面八方捲起冰晶的颶風。在登頂前的整整四天，兩位阿爾卑斯式登山家承認：天與地之間，只剩下全然又徹底的孤獨，在《怒號八千米》（Les 8000 Rugissants）這本書裡，羅瑞坦這麼寫道：「我從來沒有如此覺得─離活著是如此的遙遠，而離死亡卻又是這麼的逼近。」

一九九二年，四十一歲法國登山家皮亞利．貝金（Pierre Béghin），帶著二十七歲學徒項－克里斯多福．拉法葉（Jean-Christophe Lafaille）來到南壁的山腳下，他們找定一條不同於英國隊的路線，打算運用和瑞士前輩一樣的阿爾卑斯式攀登法，正面對決這面大岩壁。之前成功登頂的英國隊與日本隊都是採用大團隊接力運補、包圍式的攻頂策略，讓固定繩上的隊員能在當日先鋒攀登行程結束後，回到各個高地營帳內休息，行程末段，再由領隊挑選體能最強的隊員前後衝鋒攻頂，即使最終決定撤退，也有一條安全的繩索可資憑藉，協助大家快速返抵基地營。由羅瑞坦倡行的阿爾卑斯式攀登法強調的是另一種路數：在低溫的夜間攀登，而在高溫的日間休息，因而不必攜帶帳篷、睡袋、氧氣瓶甚至繩索，大幅減低負重，提高速度，將置身死亡之區的時間縮到最短，但也相對要求隊員的技術攀登技巧與耐受力。在羅瑞坦遠征安娜普納的那個年代，他們信仰這種攀登法，但也沒有把握能直上這麼一片巨大岩壁，故而改從東邊脊梁攀上安娜普納稜線，用橫渡來取代大岩壁攀登。但不多久後的一九八六年，羅瑞坦與他的另一位瑞士同伴吉恩．特羅耶（Jean Troillet）自身就寫下一個傲然的紀錄，他們僅僅花了四十三小時，就完成了世界最高聖母峰北壁的攀登，其中由峰頂回到基地營只用了五小時。

六年時間過去，阿式攀登法戰功豐碩，貝金覺得時機成熟，可以一試，遺憾的是：他和拉法葉爬到七千四百米，遭遇颶風，不得不撤退，下撤過程中，貝金的一隻單凸輪下降錨從岩壁脫出，讓他直直摔落南壁，瞬間命喪，驚魂未定的拉法葉抱住一塊巨冰，沒有跟著滑墜，但他失去了同伴也沒有繩索，還被落石砸斷了右臂膀，全賴他卓越的技術攀登能力，花了五天才下降到基地營（這段過程被後來的登山史家譽為「喜馬拉雅攀登史上最完美的自救」）。他說在岩壁上艱難下撤的過程中，最絕望的莫過於看見底下村莊中走動的人，以及夜晚健行客們的頭燈明滅著，但都無法對他施以援手，「無時無刻不想著：算了，就加入和皮亞利一齊吧。」當他返抵基地營，才知道山下的其他隊伍都相信他已經死了，有人誤認歸來的他是個鬼魂。

接下來幾年，拉法葉受困心中陰影，無法攀登高山，覺得自己是個「安娜普納的囚犯」，他於一九九五、一九九八兩度回到南壁，都無法爬上山頂，一直到二○○二年，他和西班牙巴斯克登山家阿伯托．伊努亞特吉（Alberto Iñurrategi）循著東稜脊，走上瑞士人羅瑞坦當年的橫渡之路，才登上安娜普納主峰頂，「此時，安娜普納終於不再是一個陰影數字，或代表生命墜落的地方，她終於成了一位『豐饒的女神』（Goddess of Abundance，「Annapurna」在梵語中的原意），」他說。拉法葉恢復信心後，決意完成世界十四座八千公尺巨峰的完登。二○○五年冬天，他打算以世界第五高峰馬卡魯（八四八五公尺）的冬季首攀做為他的第十二座功勳，在荒蕪寂寥的世界邊緣，他獨自運補物資，風雪中屢敗屢戰，最終在七千四百米的一處雪巖營帳打給妻子的一通衛星電話後，就此消殞於世間。

二○一三年秋天，有「瑞士機器」稱號的登山家烏力．史特克（Ueli Steck）來到南壁之下，他為當年法國二人組的奮鬥故事所感動，計畫循著當年貝金與拉法葉爬上七千四百米的同樣路線，攻頂安娜普納，做為一種致敬。在十月八日那天，他和同伴來到冰河裂隙的起登點，隊友仰望山巔後決定撤退，史特克只好獨攀直上，沒想到他一路快馬加鞭，居然只花了二十八小時就完成了整趟南壁的上下，這趟不可思議的壯舉，為他贏得了當年度法國夏慕尼《山岳》雜誌頒發的年度金冰斧獎。史特克是阿爾卑斯式登山法的當代見證者，他的家就位於瑞士阿爾卑斯山區著名的艾格峰之下，曾經以兩小時四十七分鐘寫下艾格北壁的速攀紀錄，也因為曾經是十九世紀天險的艾格北壁做為他的訓練場，他才能以這麼快的時間，讓人類的氣息得以片刻的─對峙於宇宙洪荒般的安娜普納南壁。

這是多年來陸續得見的故事，這些安娜普納故事的主角，一代啟發著一代。悲劇的是，這些厲害的登山者一個接著一個消殞在山峰之間：瑞士人埃哈德．羅瑞坦是踵接義大利人梅斯納爾和波蘭傳奇庫庫奇卡之後，第三位完成世界十四座八千巨峰攀登的人。二○一一年四月，他帶著一位女性客戶攀登瑞士阿爾卑斯山區一座四千米的山峰，客戶不慎滑墜，引動羅瑞坦跟著滑落，當時他的訃聞遍及各個語言的主要報紙。二○一七年四月，烏力．史特克來到尼泊爾聖母峰的基地營，他打算在攀登季節裡由困難處處的聖母峰西稜，順著洪賓雪溝直上峰頂，然後橫渡到隔鄰的世界第四高峰羅玆峰，再往南走稜線到七八六一公尺的努子峰，完成史無前例的「馬蹄形聖母峰縱走」路線。因著他過往的功績，當時幾乎沒有人會懷疑這條路線的可能性，在YouTube上他的贊助商每日都發布衛星動態，但就在正式出發前的高度適應練習中，他從努子峰壁面摔落一千米下的冰河，不可思議的死亡，社群粉絲在五月一日的早上看到網路新聞，震驚到說不出話來。

在本書一個個發散英雄氣息的主角中，伊安．克勞福（Ian Clough）是最悲劇的一員，當五月二十七日隊友成功登頂，他在興奮中下山，卻於第二營下方，隊友們暱稱為「達摩克利斯之劍」（Sword of Damocles）之處，被斷裂的冰塔引發雪崩吞沒，當場身亡。達摩克利斯是希臘傳說中的一位朝臣，他頗得君王信任，也羨慕國王權傾一時。有天主人跟他說，且讓你坐幾天君王之位，體驗滋味，達摩克利斯快意的坐上帝王之座，不料抬頭一看，卻見一巨大利刃受馬鬃懸吊於頂上，他大驚失色，趕忙推辭。原來國王怨敵頗多，此劍提醒著：即便權傾一時、大局在我，仍應時時留心冷不防的意外。伊安之死，是被頭頂上巨大的兵劍擊落，帶著微妙的警世意義。

安娜普納是世界十四座八千公尺高山中，登頂成功與喪命者比例最高的山峰，平均每三位登頂者，即要對應著一位殉難者，幾乎每一趟面向南壁的遠征，都必須呼吸著死亡的黑色氣息。為何登山家們如此的向死而生？二○○五年冬天消失在馬卡魯峰高地的項－克里斯多福．拉法葉曾經這麼評價：「我發現這星球迷人之處，是仍有地方現代科技拯救不了你的，在那裡，你萎縮到最基本與最核心的自我。大自然創造了艱困的處境，帶來痛苦與死亡，但也產生了狂野的內在豐富性（wild interior richness）。最終，這兩方的衝突是無法和解的，我能做的就是存活於兩者的邊緣，在那個狂喜與恐怖間的狹縫裡。地球上的每件事，都是一樁平衡的行動。」

鮑寧頓在這本書裡，引用了首登者法國人赫佐格說過的那句燦爛的話語，做為終曲─「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座他的安娜普納，不管是對登山家，還是在生活中奮鬥的人。」但細數後來的諸般漣漪，我們自當公允的說：是這本《靈魂的征途：安娜普納南壁》，才真正的創造了萬千人心目中，獨屬自己的安娜普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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