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瓊恩‧荷里法斯/從敬業的邊緣跌落:過勞倦怠

(圖/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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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瓊恩‧荷里法斯(Joan Halifax)

當我們的投入失衡,工作似乎受到恐懼、逃避現實或強迫的驅使時,我們很容易陷入過勞倦怠──疲憊、悲觀、憤世嫉俗,甚至身體生病等悲慘的經歷,而且我們也會覺得自己的工作似乎對任何人(包括我們自己)都沒什麼好處。

我試圖了解過勞倦怠時,研究了讓這個詞彙出名的人。我仔細研究他的個人歷史時發現,也許佛洛依頓伯格醫生(Freudenberger)並未出現過勞倦怠,但他確實對研究相當癡迷,並寫出了詳細的流程。

赫伯特.佛洛依頓伯格(Herbert Freudenberger)生於德國的猶太家庭。他出生七年後,希特勒掌權,他的家族工廠遭到占領,祖母遭到納粹毆打。佛洛依頓伯格十二歲時,用父親的護照獨自離開德國。他搭船到紐約,與繼姑姑同住。姑姑把他關在閣樓裡,當她發現佛洛依頓伯格的父親無法像承諾那樣支付她照顧孩子的錢時,她要求佛洛依頓伯格坐在一張直立椅上睡覺。十四歲時,佛洛依頓伯格逃離了那個環境,住在曼哈頓的街道上,後來才被一位表親收留。

後來,他的父母來到美國時,佛洛依頓伯格去工廠工作以供養父母。與此同時,他也在布魯克林學院上夜校。他在那裡認識著名的心理學家亞伯拉罕.馬斯洛(Abraham Maslow)。馬斯洛鼓勵他攻讀心理學,並成為他的人生導師。佛洛依頓伯格一邊在工廠工作,一邊攻讀碩士與博士學位。

一九五八年,佛洛依頓伯格開設了成功的精神分析診所。一九七○年代,他開始在東哈林區(East Harlem)與一家免費的戒毒診所合作。他在自己的精神分析診所看診一天後,就去那個戒毒診所義診。在那個免費診所及其他的治療社群中,佛洛依頓伯格觀察病人的治療結果令心理健康與藥物濫用的專家感到沮喪時,所發生的情況。一九七四年,他獲許受到格雷安.葛林(Graham Greene)的小說《廢人》(A Burnt-Out Case)的啟發,導入「burnout」一字。這項研究使他一舉躍升為全美數一數二的心理學家。

佛洛依頓伯格幹勁十足,每天工作十四或十五小時,每週工作六天,直到去世前三週都是如此,享年七十三歲。他的兒子馬克.佛洛德(Mark Freud)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表示:「很遺憾,他始終忘不了早年的際遇。他很複雜,成長過程使他的內心充滿矛盾。他幾乎沒有童年,是個倖存者。」我們不得不懷疑,他研究過勞倦怠時,對象會不會是他自己;或者,他是否能維持健康的敬業狀態。總之,研究過勞倦怠成了他的事業及專業身分。

佛洛依頓伯格把過勞倦怠定義為「職業生活導致的身心俱疲狀態」及「失去動力或動機,尤其一個人為某個理念或某段關係付出,但結果不如預期的時候」。佛洛依頓伯格和同仁蓋爾.諾斯(Gail North)的研究顯示,過勞倦怠通常有一定的故事情節:我們覺得有必要全力投入工作以證明自己的價值。我們對工作太投入,以至於跟家人和同事發生衝突。我們因缺乏睡眠而犯錯。努力工作變成我們新的價值體系。隨著我們的觀點日益狹隘,我們否認出現的問題。別人看到了我們的處境,但我們自己卻看不見。我們抽離深愛的人,變得愈來愈孤立。我們感到冷漠,日益失去人性。為了填補內心的空虛,我們可能開始轉向成癮行為,感到憂鬱,可能出現身心崩潰。在極端的情況下,甚至可能出現輕生的念頭。

誰過勞倦怠?

一九八一年,馬斯勒博士與夥伴合作設計了一項詳細的調查,名為「馬斯勒職業倦怠量表」(MBI)。MBI是衡量倦怠的心理標準,它詢問倦怠者對三個主要因素的感受:情緒耗竭、憤世嫉俗、無效。(這些因素與她用來定義敬業的那些因素正好相反:精力、投入、高效。)

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與職業及生活方式有關。第一個因素「情緒耗竭」容易影響情緒需求高的職業,例如醫療、社工、社會運動、教育。它也會影響社會支援較少的人,例如單身、有潛在憂鬱及焦慮的人。

第二個因素「憤世嫉俗」容易影響理想主義者,包括年紀較輕的人。當現實不如預期時,他們容易幻滅。每個人都很容易受到第三個因素影響:普遍的無效感──例如,即使竭盡所能,仍無法達成目標。從那開始,一切急轉直下,我們很快就相信自己的工作毫無意義。這些都是造成危機的因素,尤其我們的自尊與身分跟工作緊密相連時更是如此。如果我們的工作毫無意義,生活又有什麼意義呢?

我不知道工作造成的無力感、心灰意冷、憤世嫉俗是什麼感覺,但我聽過數百個人被這些可怕的症狀折磨的故事,包括社工、獄警、教師、緊急醫療人員、醫生與護士。過勞倦怠是任何職業、任何國家都存在的一種職業危害。紐約市公立學校教師的統計資料顯示,就職五年內離職的教師中,有四五%可能是因為過勞倦怠。醫界的過勞倦怠相當盛行,導致自殺率高得驚人:男性醫生的自殺機率是一般男性的一.四倍,女性醫生的自殺雞率是一般女性的二.三倍。

過勞倦怠也會影響高壓的企業工作,例如執行長、律師、高科技工作者、金融從業人員──他們每天晚上把工作帶回家,績效壓力很大。如今智慧型手機無處不在,許多人覺得下班也無法擺脫工作,甚至無法睡個好覺。研究顯示,當我們只是為了金錢投入工作,而不是為了更高的價值觀投入時(例如助人或獲得創作滿足),我們往往會更快倦怠。

倦怠是如此的常見,現在已經自成一個產業。在美國,有一整個產業的教練、治療師、顧問、醫生專門治療職業倦怠與工作創傷。

(圖/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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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碌成癮

忙碌一直是大家公認的美德,至少從天主教聖熱羅尼莫(Saint Jerome)那個年代就開始了,他創造了「游手好閒是作惡溫床」這個說法。新教也認為工作本來就是一種美德,其著名的工作倫理強調,生產是一種遠離魔鬼的方式。因為這些因素及其他的影響,工作已經變成現代美國文化與個人身分的一個重要面向。

我們為工作做了什麼、花了多少時間工作、在工作中完成了什麼,是很多人看待自己的關鍵。我們的自我意識與自我價值感都與那些因素息息相關。「您在哪裡高就?」通常是我們詢問初識者的第一個問題,我們對他的看法很容易受到他的回答所影響。

工作對我們很重要,所以工作狂在職場上已經變成一種身分的象徵,同事常互相比較昨晚在辦公室加班到多晚,或週末加班幾個小時。在西方與東方的許多工作與服務環境中,很多人甚至覺得工作狂是理所當然的。這種工作成癮的現象特別難以糾正,因為有社會的默許──畢竟,成效顯著,而且許多人相信工作本身就是一種美德。工作成癮與忙碌成癮已經變成許多人的指導原則,彷彿是一種宗教,但缺乏真正的靈性。

多瑪斯.牟敦(Thomas Merton)寫道:

 

當代有一種普遍存在的暴力,理想主義者最容易屈服於這種暴力:那就是積極行動主義與工作過度。現代生活的匆忙與壓力是一種先天暴力的形式,或許也是最常見的形式。允許自己被許多相互衝突的問題牽著鼻子走,順應太多的要求,投入太多的專案,貪心想要幫每個人做每件事,就是屈服於暴力。我們積極行動主義的狂熱,抵銷了我們為了平和所付出的努力,摧毀了我們內心追求平和的能力,也摧毀了我們努力的豐碩成果,因為它扼殺了讓努力呈現豐碩成效的內在智慧根源。

 

我也很欣賞教授兼作家奧米德.薩菲(Omid Safi)的話:「我們活在一個崇尚活動的文化中。我們把自我意識加以簡化,並把自我意識與工作劃上等號。公開展現『忙碌』是我們向他人證明我們很重要的方式。別人愈是看到我們疲憊不堪、疲於奔命,就愈覺得我們應該是不可或缺的,覺得我們很重要。」

幾年前,我在國會圖書館有一間辦公室,就在喬治.克勞索斯博士(George Chrousos)的辦公室旁邊。克勞索斯博士是專門研究壓力的內分泌學家。我問他,人會不會對自己的神經傳導物(neurotransmitter)上癮。他斬釘截鐵地回答:「會。」他說,神經傳導物的生化性質,很容易啟動多巴胺迴路中對獎勵的強迫性預期與追求,使我們感到壓力很大。

幾年後,我在達蘭薩拉舉辦的一場思想與生活會議上,遇到肯特.貝瑞奇博士(Kent Berridge)。他讓我們看一段老鼠實驗的影片,那些老鼠在研究人員的刺激下,變得渴望鹽水,儘管牠們先天並不喜歡鹽水。老鼠陷入了上癮迴圈。貝瑞奇博士指出,即使鹽水不好喝,牠們依然愈喝愈多。

同樣的,忙碌久了,即使這種強迫性的行為帶來的滿足感愈來愈少,壓力愈來愈大,但忙碌會讓人渴望更多的忙碌。然而,更多永遠都嫌不夠,當我們不斷在這種享樂跑步機(hedonic treadmill)上奔跑時,我們對刺激的無止境追求(甚至是令人不快或有害的刺激)會完全占用我們的注意力,使我們忽略了親密關係與連結。

當工作占據了生活與心理時,我們就像餓鬼一樣。餓鬼是傳統佛教中的一種原型,用來描述在渴望與成癮的享樂跑步機上不斷奔跑的人。餓鬼是一種貪婪的生物,四肢瘦削,脖子纖細,肚子鼓漲起來,嘴巴很小,胃口永遠無法滿足。更令人不安的是,餓鬼放入嘴裡的東西都會變成毒藥。我們對工作的狂熱,使我們變得像惡鬼一樣貪婪,把愈來愈多的工時及無止境的活動塞進小嘴中,使胃裡充滿有毒的倦怠化合物。

 

喝下工作壓力的毒藥

二○一五年的一項蓋洛普民調發現,四八%的美國人覺得他們沒有足夠的時間去做他們真正想做的事。過去的十五年間,那個比率大致上維持穩定。同一年,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一項調查顯示,九十%的職業婦女表示,她們有時或一直都很匆忙。

對有些人來說,這種想要表現的內在壓力,從大學、甚至高中時代就開始了。我們似乎很愛赫曼.赫塞(Hermann Hesse)所謂的「拚命匆忙」(aggressive haste)。例如,卯起來修很多學分,開夜車寫報告,考前臨時抱佛腳。這種模式一直延續到我們進入職場接受培訓的時候,例如住院醫生上夜班或連值兩班。在職涯或服務生涯中,工作時間通常會變長。許多人一開始很喜歡這個過程。專注地沉浸其中,再加上睡眠不足,可以讓人進入一種化境,愈做愈帶勁。壓力會釋放多巴胺,但是當快感逐漸消失時,我們需要再一次的刺激。所以,我們可以輕易理解,為什麼美國有一千萬人每週工作超過六十小時,有三四%的員工甚至連一天假也不休。

書名:《站在邊緣之境:利他、同理心、誠正、尊重、敬業,回歸五種心理狀態本質,在恐懼與勇氣交會處找到自在》作者:瓊恩‧荷里法斯(Joan Halifax)出版社:馬可孛羅/城邦文化出版時間:2020年11月3日
書名:《站在邊緣之境:利他、同理心、誠正、尊重、敬業,回歸五種心理狀態本質,在恐懼與勇氣交會處找到自在》
作者:瓊恩‧荷里法斯(Joan Halifax)
出版社:馬可孛羅/城邦文化
出版時間:2020年11月3日

在古英語時代,「bisig」意指「小心、焦慮」。「busy」(忙碌)這個字的意思後來朝不同的方向演進,但我覺得它仍帶有不少焦慮的成分。我們感到時間緊迫,這種時間的匱乏使我們長期處於匆忙狀態。最終,諷刺的是,那也導致我們的時間效率更低落。人類的大腦對於匱乏有一種特定的反應:當我們覺得自己擁有的某物太少時,會使我們對那個東西更加癡迷,導致其他能力與技能受損。時間匱乏會刺激皮質醇的釋放,那是一種「戰或逃」的荷爾蒙,長時間濃度居高不下對身體有害,例如削弱免疫系統。就像多巴胺一樣,皮質醇一開始也讓人充滿活力,而且速度很快,但它會更快導致疲憊。同樣的,在短時間內,身體對壓力的反應很好,但承受壓力的時間一長,就會導致一系列的健康問題。

長期的工作壓力可能把我們逼到過勞倦怠的邊緣,以及一種類似的狀況:「身心俱疲」(vital exhaustion)。身心俱疲是一系列身體與情感症狀,包括身體疲憊及絕望感。身心俱疲通常是心臟病的前兆,可能也是導致心臟病的原因之一。它也和自身免疫性疾病、憂鬱症、認知障礙有關。

過勞倦怠也常與工作環境密切相關。馬斯勒指出,這包括在幾乎沒有社會支援、自主或控制的情況下工作;在不公正的環境中工作;或為價值觀無法苟同的地方服務;工作提供的金錢、社交或情感回報太少。馬斯勒呼籲大家研究一下工作環境,以及工作環境與職業倦怠的關係。她於一九八二年寫道:「試想,我們探究黃瓜的特質,以發現它們為何變成酸黃瓜,卻不分析它們浸泡的醋桶!」然而,馬斯勒也強調,過勞倦怠通常不僅是制度的「錯」,也是制度與個人之間的契合度問題。

把我們搞得精疲力竭,對職場來說幾乎都是有利的──它讓我們麻木到沒有動力去改變導致過勞倦怠的環境與政策。或者,他們可能會透過支付加班費、最適化、或設定高生產目標(包括醫生看病的人數配額),來獎勵我們喝下工作壓力與快速工作的毒藥。這是一種系統性的壓迫,包括機構及其政策對旗下勞工造成的傷害。

●本文摘自 馬可孛羅/城邦文化 出版《站在邊緣之境:利他、同理心、誠正、尊重、敬業,回歸五種心理狀態本質,在恐懼與勇氣交會處找到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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