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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福不是慈善,法律沒有局外人!

2019-01-04 18:33聯合新聞網 讀.書.人

由法學界青年組成的專業媒體社群,為你拆解被過度包裝、影響人民權益的「假議題」!橫跨現今討論度最高的六大領域:言論自由、婚姻平權、性產業、社會福利、勞動權益與國際關係,將背後的法律爭議用白話文說給你聽。

文/法律白話文運動

「貧窮一定是因為他不努力工作,又不是我造成的,為什麼我要繳比較高的稅來為貧困者提供救助?」社會福利在台灣民眾心中,一直停留在召喚愛心的層次,卻忽略了這樣的制度是為了消除社會許多不平等的現象。其實,國家有義務滿足人民的基本生活,讓每個人都能過得像「人」。

當社會福利走入近代國家:拯救資本市場

2018年8 月,《聯合報》一則報導提到:面對少子化,政府提出準公共化托育方案,保母若與政府簽約加入準公共化服務,桃園將提供加碼補助,但眾多保母認為新制問題仍多,說明會最後仍舊不了了之。

「到底國家給我們什麼福利?」某保母在同報導中抱怨。

為何國家要為人民提供服務?現代法制多要求國家制定政策,提供「社會福利」,以減緩資源分配不均所帶來的秩序動盪;像這樣積極提供福利措施的國家,我們就稱之「福利國家」。同時,不少國家的根本大法「憲法」中,也會設定政府有提供相關給付的義務,確保未來施政能注意「分配正義」。

回首歷史經驗,這卻沒有那麼理所當然。就社會福利制度的演變過程來看,其發展趨勢,深受經濟、政治與社會文化的影響;更由於制度的設計與內涵,會隨著國家任務的變遷而有不同,為了能夠釐清國家為何而戰,以下即針對不同時期的國家理念,探討其與「社福」概念間的對應關係。

警察國家下只有統治者的一念慈善

中世紀時期的歐陸地區,曾浸淫相當長期的諸侯封建統治,到十六、十七世紀,貴族勢力逐漸沒落,提供了王權集中的有利因素。同時,社會也開始轉型,從農業社會慢慢過渡到工商社會,對於個人財物安全,還有維護整體交易秩序的要求,都日漸升高,因為人民希望國家對內能剷除割據的諸侯,還有擄掠的強盜,對外也能抵抗前仆後繼的外國侵略,並圖謀貿易通暢。由於當時人們將國家的行政作用通稱為警察,故稱如此努力的政權,為警察國家。

學者霍布斯嘗試「社會契約論」證立國家如此行使權力的正當性:在一個不存在國家的原始狀態下,每一個人都隨時暴露在被他人襲擊的危險之中。為了結束此一自然狀態,國家即透過每人互相締結協議的方式建立;協議內容則希望所有人必須放棄行使武力自衛的權利,改遞交由一個更高層級的組織行使,也就是國家。自此,就只能由國家行使武力,並藉此強制每一個人須和平遵守秩序。

而國家存立的正當性,既主要植基「守護秩序」,自然發展出「國家萬能」的想法,賦予統治者無限的公權力;可是,正因公權力掌握在少數人手中,福利給付對國家來說,既非來自他律的要求,乃繫諸掌權者的一念慈善之間。面對頻繁出現的人口過多與糧食不足,由於傳統四散的村落結構依舊穩固,透過地緣政治與宗教組織對貧民進行救助活動,仍是主要的福利供給型態。

總之,各項施政若皆繫諸掌權者的一念之間,也容易產生極權統治,致使國家保障人民福祉的目的完全落空,使人民淪為彰顯君主統治慾的工具。失望之餘,在十八、十九世紀開始,遂有以法律限制國家權力行使,並保障個人自由等基本權利為目的的夜警國家興起。

自由法治國家中,慈善是不得已的交換

隨著自由主義思潮逐漸普及興盛,尊重國民的自覺與自我肯定,君權自然不再絕對高高在上,且對王權集中、統治者權力過大開始反思,有別「朕即天下」的認知,人們慢慢發展出「國家與社會」處於二元分離的想像。國家權力的行使應盡量避免對市民社會產生干預,以免壓抑市民自由,限制自我發展,因此人們開始希望把國家任務限於取締社會有害行為,比方說讓私人財產不受侵害、舉辦私人所不能經營之公共事業、保護國土不受鄰國侵略等作為。由於性質與夜間的守衛者有些相似,故被稱作「夜警國家」。

誠如亞當.斯密的著名比喻「看不見的手」,當人人都能把自己顧好的時候,社會秩序就能自動順暢運行,也就不需要依賴社會福利了;甚至他更相信如此運作,富人的消費終究會無形促進窮人的福祉,就如同當今流行的「涓滴效應」(想像一下香檳塔,由上而下倒酒的感覺)說法。

在此一時期,國家發展與福利制度的關係依舊不夠顯著,制度之於國家,主要還是關心如何避免權力濫用,像是洛克即就權力分立,發表如下意見:專制權力隱含著權力濫用的危險,必須透過節制國家權力的方式,確保人民自由;因此,國家權力應分別歸屬於不同國家機構行使,並使其彼此間能互相檢驗與制衡。

書名:《召喚法力:法律白話文小學堂》電子書作者:法律白話文運動出版社:臺...
書名:《召喚法力:法律白話文小學堂》電子書
作者:法律白話文運動
出版社:臺灣商務印書館
出版日期:2019-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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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工業革命後,無論是生產制度或勞雇關係,都是過往農業社會所無,因此當勞工家庭多半生活在貧窮及惡劣的生活中,政治人物或宗教團體雖已注意,仍未徹底以制度化的角度出發,仍限於人道觀點的慈善救助,進行零星的勞動條件規範。

如同自由放任的大將邊沁所主張:每一個人都是最知道自身利益的。所以在常規的市場理,這樣的利己主義會自然產生一種調和,除非運作過程當機,必須透過立法者,另行設計替代性的誘因結構予以匡正,像是濟貧法、工作條件等管制。

到此可以發現,福利還是大致出於一種利他情懷,不能作為一種權利來主張,這可與富人階級的自我維護脫不了關係,因為減緩貧窮的慾望,是害怕大量疏離的窮人階級破壞社會秩序所導致。

此外,就算發放福利,還是會小心注意「個人對自身負責」的最高準則,藉此區別出是否為值得幫助之人,不致使發放條件過於寬鬆,產生依賴文化,創造出一群失去自立自強意識的公民。

然而,過度自由放任既產生前述壞處,人們開始反省市場並非純粹創造獨立與自由的場所。相反地,勞工階級多陷於市場的網羅中,多數時候根本無法掌握自身命運的發展;這些共同流離失所的個人,似乎應共同結合,為彼此打算,這也帶來下個階段的興起。

社會法治國家,你我攜手創造應有福利

正如一九三〇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就使人們真正明白,窮困並非只與道德低落有關,還有可能來自經濟環境與法制結構的牽動,任何人都有可能受到傷害,所以福利逐漸不再被視為慈善的表現,也不再以嚴格要件或僅得糊口的形式供給。

於是人們再次召喚政府,希望公權力干涉國民的經濟生活,由國家適時介入調整,甚或承擔保護義務,使人民真正享有自由,福利國家的姿態也逐漸定型。因為自由的行使,沒有一定物質基礎,便無以為之。

也正因個人意識到,既然難在世道中掌握自身命運,那就把受苦的大家集合起來,透過集體形成之法律規範,分擔照顧風險與成本,塑造一種非源自契約關係,卻更親密的結合。至此,福利提供已從單純利他的慈善行動,轉為一種賦予資格權的形式,人們得以用法令去分配資源,並藉此取得應有的利益。

而這種資格的賦予,終極目的則是為了提升自身的處境,因為社會福利鬆綁了人們的苦痛,增進了人們的自主性,就像是限制雇主強迫勞工訂立剝削性質的契約條文,可以讓後者從不當的勞動環境中解放。

●本文摘自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召喚法力:法律白話文小學堂》

作者簡介

法律白話文運動

由一群致力於散播法治種子的法律人成立的新媒體。對一般人而言,本該為人民服務的法律,因為內容有如文言文難懂,反而離人民越來越遠。於是,我們想透過網路與科技,發揮新媒體的各種想像,提供值得信賴的知識。我們相信,法律是人類史上最重要的發明,它搭起一座理性的橋樑,用共存與共榮連結立場衝突的人們,而法律白話文運動希望帶領讀者走上這座橋樑,思考議題、關懷彼此,和我們一起塑造屬於台灣的法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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