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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戈/牛排的滋味

2019-02-10 00:00聯合報 許戈

「什麼是台式牛排?」次子邊拿起刀叉,眼睛邊盯著面前滋滋作響的鐵板,問起了店門口斗大招牌上的宣傳海報。

我反問他:「這家店和我們在大飯店吃的牛排有什麼不同?」

「嗯,牛排用的是鐵盤而不是瓷盤,鐵板上有顆蛋,還有麵條。」他迫不及待地拿起刀叉開始切牛排,回答得有點心不在焉。

我點點頭,孺子可教也,雖不中亦不遠矣:「你有沒有發現,鐵板上的牛肉淋了蘑菇黑胡椒醬,而不是用小碟子裝海鹽、玫瑰鹽和竹炭鹽,而且配菜是冷凍的玉米青豆紅蘿蔔?」

次子不再答腔,只是低頭津津有味地大啖牛排。看著他狼吞虎嚥,我的思緒就這樣飄到從前,自己小時候在台北橋頭延平北路三段夜市吃的牛排,一樣是滋滋作響的鐵板,一樣是老闆娘隨手抓起來的油麵,熟練地打上顆蛋,鋪上一片薄薄的牛肉,再淋上濃稠醬汁,就成了兒時的天下第一美味。

出了社會,為了營造酒酣耳熱的場合,多了杯觥交錯的應酬,只要台北市叫得出名號的國際或本土牛排餐廳,多有涉足。眼界大開後,已非吳下阿蒙,當然有能力分辨牛排品質的好壞。不過,最讓我揪心的牛排經驗,反倒是高中時期的一場意外。

已是初夏,在即將要參加大學聯考的那年,某個上半天課的周六,早上十點鐘下課的空檔,鄰座同學信步晃到操場曬太陽行光合作用,就在教室前椰子樹底下,撿到一張千元大鈔。

複習一下當年的物價,大概是這樣子:溫州大餛飩湯二十元、一個主菜的自助餐三十元、牛肉湯麵加蛋三十五元、裝潢高級一點的咖啡店雞腿飯套餐七十元。這是民國七十四、五年間,寧波西街、南昌路附近店家的一般消費水平。撿到錢的同學捧著皺巴巴的千元大鈔,雙手微微顫抖,不知道該怎麼處理這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現在回想起來,如果隨便在街上攔一個小學生,考他們:「路上撿到錢怎麼辦?」一定能得到標準答案。只是,這群明星高中第三類組、立志要穿白袍行醫濟世高三同學,應該是讀書讀到腦子燒壞了,大家圍成一團,就是想不起來該怎麼處理。

「要交給教官?」終於有人良心發現。大家你看我、我看你,總覺得這個答案太平淡幼稚了些。空氣凝固了半晌,終於有個聲音答腔:「教官哪會知道是誰掉的?」大夥兒點頭如搗蒜,開始你一言我一語的,很快達成了共識,都同意與其肥了教官,不如肥自己。不知道是誰提議的,就在中午下課後,一群人走到和平西路羅斯福路口的牛排店,共同分擔這不義之財的罪孽。

說「一群人」,其實不夠精確。因為那個提議交給教官的同學,在大夥兒興高采烈走出校門時,突然停下了腳步,凌厲的眼神掃過每張雀躍的臉,對我們搖搖頭,從齒縫間冷冷地迸出:「我還是覺得這樣不對,所以我不去了。」之所以對這天發生的事情還能記得這麼清楚,是因為那天正午的陽光如此燦爛刺眼,而他的表情卻又如此堅決,像是指出國王新衣的孩子,說出了每個人都知道的道理。

那天的牛排,食之無味。

前兩年要開高中畢業三十周年同學會,同學們從各種社群團體職業工會,肉搜在慘綠青春朝夕相處的同窗下落。我從搜尋引擎查詢了這位同學的名字,出乎意料地跳出來一連串社會新聞:學業事業有成的他,居然當了小王,和美貌的人妻曖昧,還在對方有婚姻關係下孕育了愛的結晶,所以被前夫提告,民事官司賠償了幾十萬云云。

坦白說,看到新聞的這一刻,我頓時得到解脫,多年來心頭的桎梏枷鎖終於放下,整個人輕鬆舒坦起來。因為經過這麼多年,我終於確定了一件事:在道德的高度上,原來我們並沒有太大的差距。不過,我倒是陷入了另一個魚與熊掌的千古難題:沒有做到拾金不昧,和搞大人家老婆肚子這兩件事,到底該如何選擇?

我那天真不該去吃那鬼牛排的,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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