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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相對論11月 二之一】王榮文vs.封德屏/我輩編輯人,出版夢

2019-11-04 06:00聯合報 王榮文、封德屏

●封德屏

韌性不認命的軍人家庭

1951年春日,屏東空軍醫院。長廊上父親抱著一袋雞蛋,急步走向產房。剛到門口,護士迎面而來:「恭喜封先生,你太太生了兒子!」不由分說,父親將手上雞蛋推給護士,掉頭就跑。護士滿頭霧水,臥榻上的母親一點不訝異:「他趕著打電報給我婆婆!」

祖父這一房單傳,祖父早逝,父親又是獨子,15歲就離家從軍。1949年初,國共內戰正熾,父親隨所屬空軍三大隊轉戰各地,只好將3歲的大姊、1歲不到的二姊送往老家廣西容縣。

國民政府撤退來台,剛開始兩岸還能通訊。祖母在容縣鄉間,殷殷盼望媳婦生兒子,可以在封家祠堂點燈,每逢節慶,還能收到一份米糧及幾塊豬肉。此刻天從人願,堪慰老人家對母親連生兩女的失望。收到電報沒幾天,兩岸從此斷訊。

母親帶來竹籬笆的春天

到台灣後,生了哥哥,又接連生下我和妹妹。生養四女一男,一家七口擠在十幾坪的眷村宿舍。父親士官長待遇微薄,母親聰明能幹,負起改善家計的責任:承攬美軍官兵衣物的清洗、在家編織髮網、開雜貨店兼賣泡菜、擔任降落傘縫紉技師……

家裡門廳小,客人卻很多,通常都會留下用餐。有爸爸單身的同袍,哥哥、姊姊討論功課的同學,或是我合唱團的夥伴。沒有參、鮑、翅的珍貴食材,都是母親拿手的家常菜:泡菜炒牛肉、麻婆豆腐、紅燒魚、回鍋肉……

母親早年因婆婆極端重男輕女,飽受委屈,雖然之後也生了男兒,但心中早已起誓,要讓每個女兒一樣爭氣,鼓勵我們讀書上進,不輸男丁。之後家中子女都謹遵母諭,再艱苦也要完成學業。靠著帶職進修,我們姊弟妹五人,二個博士、三個碩士。

文字誘惑和文學啟蒙

小學三年級,我開始瞞著媽媽,冒險幫兩個姊姊偷渡租書店的小說。姊姊入迷,我也沒閒著,很快由從犯竄升為主犯,幾個暑假生吞活剝了金杏枝、禹其民、瓊瑤的所有「名著」。

小學四、五年級,我兩次代表學校參加台中縣作文比賽,獎品是東方出版社少年叢書的「世界偉人傳記系列」。第一次得到《孫中山傳》,第二次是《林肯傳》,那是我首度接觸租書店以外的課外讀物。

升初中那年暑假,大姊男友從台北來拜訪,伴手禮是一套四巨冊作家馮馮的長篇小說《微曦》!正式開啟了我閱讀文學作品的大門。

鎮上有一、二家文具行兼書店,參考書外,有大眾雜誌,不見文學類書。高一暑假,參加救國團台中縣分會舉辦的「澄清湖文藝營」,六天五夜,認識了台中商專的白慈飄,僑光商專的張惠信,台中一中的陳信元。因為多次參加縣府舉辦的語文競賽,被選為「中國青年寫作協會台中縣分會」會員,這時候認識了陳千武、張彥勳、谷風等知名作家。

披星戴月,遙迢求學路

營隊結束,對文學有了更多憧憬嚮往,卻苦於無路可循。自覺身處邊緣,條件又不如人,一顆因文學熾熱的心,不知安放何處。周遭親友、同學談的都是大專聯考,而我對學校能力分班,對月考試卷分級,都十分反感。緊要關頭,別人拚命衝刺,我卻和文藝營認識的文友頻繁通信,活躍於合唱團、土風舞社。結局是大學落榜。

我沒有退路,因為沒學籍就沒軍人子女補給。考取淡江中文系夜間部後,開始了披星戴月、半工半讀的生活。

18歲,在迪化街布商處工讀。1972年春天,到教育部《海外學人》工讀。主編是鄧維楨,聽他提起呂秀蓮、韋政通……常聽到在電話中談論刊物內容。19歲的鄉下姑娘,怎知竟日面對的,會是七○年代台灣重要出版社遠景、長橋的主要創辦人?

正式踏入雜誌、出版社

1974年,升大三暑假,應徵籌備中《女性世界》助理編輯,百餘人闖關。最後面試由副總編輯、總編輯、社長把關。社長結束的問題:「喜歡什麼運動?在校時參加什麼社團?」我回答流暢。正式錄用後,忍不住問社長:「公司要成立球隊或社團嗎?為何口試時問這麼清楚?」社長大笑說,這是他決定錄取的關鍵之一。他認為喜歡團體活動的人,與人有共識、能共事,一加一大於二;他要的工作夥伴,不能只是能力強,卻單打獨鬥,無法與人合作。

《女性世界》籌備半年創刊。三個月後我升任編輯,受命採訪劉墉,完成生平第一次採訪。接著採訪詩人羅門、蓉子夫婦,登臨燈屋,與他們建立四十年的文學情誼。

創刊就獲好評,立刻籌辦《男性世界》。《女性世界》出四期,《男性世界》才出創刊號,投資者已不堪虧累,急於脫身,團隊解體另尋伯樂。

籌備三個月,《儷人》雜誌成立。創刊號的「名人與名曲」,我專訪〈綠島小夜曲〉主唱紫薇,另外負責專題「她們的模特兒生涯」,第一次接觸社會性議題,深入訪問五位專業人體模特兒。多年後仍感佩她們因環境、理想進入這行的勇氣,難忘她們堅毅秀美的臉龐。雜誌出刊三期,經營者生變,又作鳥獸散。

1975下半年,與彭坤進、丘鎮平、王百祿籌辦《夏潮》雜誌。由台大鄭泰安醫師出資,編輯方針仿效《讀者文摘》,關懷鄉土為主旨。我上圖書館,查閱資料,拜訪許多昔人舊事:天一出版社創辦人朱傳譽,蟄居嘉義梅山寫梅畫梅的蔣青融,為治療台灣烏腳病奉獻生命的謝緯醫師……籌畫半年,1976年三月創刊,封面、封底都是席德進的水彩畫。但叫好不叫座,出刊兩期,總編輯彭坤進離職,鄭醫師堅持下,出了第三期,兩個月後我也離開了。

多麼痛的領悟——雜誌、出版業的觀察

這種發生在我輩編輯人,做一家倒一家的常見現象,我在闖蕩一段時日後,總算理出點頭緒。

當年台灣經濟起飛,許多人不了解文化產業,尤其是雜誌、出版的特性,就紛紛投資看似風光的財經、婦女、旅遊類的雜誌或出版社。但很快發現:賺錢遙不可及。

原來:出版,要不斷注資推出新書,用以結算、請領之前的未收款,而暢銷書十不得一;雜誌,靠零售進帳有限,難成氣候,看似有賺,其實是訂戶預收款的周轉,不是真的盈餘,管銷費用卻已吃掉大半。

無可避免的,兩者都有可觀的庫存、退書,形同大把鈔票換成滿屋廢紙。燒錢很快,回收很慢,業主沒有願景只看眼前,趕緊踩煞車抽回資金。於是,如雨後春筍一家家開張,又很快如秋風掃落葉一家家收攤。

●王榮文

出身嘉義義竹的農村囝仔

妳生在眷村,我長在農村。我是嘉義義竹人,1949年1月4日生,肖鼠,算命仙說我屬於冬天躲在穀倉好命的老鼠。3月2日才報戶口,因此外人以為我雙魚座,其實我不缺摩羯性格。父母生了五男四女,我排老七,下有弟妹各一。我父親是農夫,也是溫和聽話的獨子,祖父王安1945年10月12日過世,彼時36歲的母親才開始有機會發揮持家才能。

據我所知,75歲得到模範母親大榮譽的她,一生立了兩個大志向。第一個志向是要從我祖父留下的七分薄田變為五甲地,讓五兄弟每人未來分得一甲。父兄辛勤農忙之餘,增加砍竹賣竹副業,母姊更是不畏勞苦、養豬養雞養鴨增加收入。第二個大志向更難。除了大哥已被留下幫忙種田,她要培養其他四個兒子都讀大學。原因是1949那一年她背著剛出生不久的我,從義竹走15公里的路到朴子地政所,受到公務員摔稅單羞辱:「妳不會自己看字啊。」可以想見孤獨的15公里回程,受挫的母親背著我如何暗中立志:「你欺負我這一代沒讀冊青瞑牛,我決定呼後代能讀多高就多高!」

我就生長在這樣的家庭。排行和生辰已經注定我比兄姊幸運。原來我的好命,就建立在父母兄姊的庇蔭和貢獻之上!

德屏,我們都有一個聰慧、好強的母親,決定了家族命運與周遭鄰居不同。不過受限於時空氛圍,我媽媽努力的目標始終偏重五房男丁,不像妳媽媽超越了婆婆重男輕女受過的委屈,鼓勵女兒一樣爭氣,終使妳們家姊弟妹五人有二博士三碩士。

最近我讀了梅琳達‧蓋茲所寫《提升的時刻》一書,很有感覺。非洲和印度的女性,受到許多不平等待遇,包括無薪工作和沒有教育機會。蓋茲基金會倡議「當你提升女性,也就提升了全人類」,梅琳達身體力行,相信女性地位改變,社會就會跟著改變。台灣社會現在男女地位頗為平等,我們算是見證一個時代的提升。

從漫畫到《文星叢刊》的知識啟蒙

小學時代,我印象最深的是算術老師黃耀家,他上課前一定先講一段《西遊記》,每天5分鐘,這樣講了兩年。國語老師蔡鴻鞏,字寫得漂亮,對我很好。課餘時間有時跟著爸爸到中山堂看布袋戲,有時自己去看戲尾,「大俠百草翁、虎兒道祖、半混沌……」音樂和劇情現在都還迴蕩在心頭。加上那時葉宏甲《大戰魔鬼黨》的漫畫盛行,每節下課時間同學就扮演起諸葛四郎、真平、笑鐵面、哭鐵面,無厘頭廝殺起來,有一次我這個四郎還掉進防空壕雨水溝裡,急著跑步回家換衣服。

夏天的夜晚,多才多藝的三哥偶爾會開講《七俠五義》,當然也是章回連續劇。媽媽的娛樂是一面工作一面聽收音機裡教忠教孝的歌仔戲,這也是她一生價值觀的主要養成來源。我童年最快樂的回憶是冬季去田裡抓蟋蟀、鬥蟋蟀。現在的孩子一定不能體會那種快樂:捉到一隻稱霸群雄的黑龍仔蟋蟀,分享牠勝利昂揚的歌聲!

雖然我長妳四歲,不過我們從鄉下租書店所讀到的書都差不多。禹其民《籃球情人夢》、馮馮《微曦四部曲》,以及金杏枝、瓊瑤的言情小說,還有陳定國、陳海虹、葉宏甲的漫畫。當時大家窮,租書店採取「五角無限本」策略,只要坐在店裡,什麼書都可以看。記得六年級不小心拿到一本書,扉頁寫著:「人生最快樂事莫如閉門雪夜讀禁書。」哎喲,原來是黃色小說。

我小學成績不錯,縣長獎,保送縣嘉中。丟臉的是甲、乙、丙三個班長保送,只有我沒考上省嘉中。讀初中印象較深的是,我很認真讀報、剪報,找讀書方法(像大一讀的《知識誕生的奧祕》),記得洪炎秋有篇〈願人人死後都做肥料〉,還貼在我的卡片筆記上。當時胡適提倡喪禮改革,洪炎秋文章很前衛。事實證明五十多年後他的主張實現了,現在最時髦的是樹葬禮儀。

初中時期,我用郵購買了吳怡的《人與路》、《人與橋》散文集,也跟反共服務社買了攝影指導和便宜的相機,可惜沒發掘出有什麼藝術天分。

高中聯考考進台南二中。我很快又「考進」南二中青年校刊社,當年編輯考試是當場寫一首新詩。高中時,從南一書局讀到許多胡適、李敖、柏楊的書。我也用胡適寫日記的風格寫了好幾年的日記。高中時寒暑假,我除了和好友騎腳踏車環島,也認真參加救國團活動:玉山登峰隊、橫貫公路徒步旅行隊。幸好高三導師鄒莘耕苦口婆心勸我收心,我也認真準備聯考,運氣不錯,考上了政大教育系,開始了我的出版人生。

1967年9月我生平第一次來到台北城。第一個文化震撼是峨眉街的文星書店。書店櫥窗是龍思良設計的,用一籃新鮮的雞蛋呈現播種者胡適和他的新書。不久之後,文星書店關門大拍賣,《文星叢刊》每冊8元,我買得不亦樂乎。蕭孟能《出版原野的開拓》在我心中埋下了一顆種子。

一生沒有當過上班族

從考上政大教育系,到後來成為出版人,其中的因緣際會、水到渠成,除了說自己運氣好,不知還能說什麼?

因為高中當過校刊編輯,大二在選系刊總編輯時,我脫穎而出。當了系刊總編輯,我有機會探討系裡的課程和老師好壞以及同學期待,更重要的是從校友的成就中尋找認同。當時我發現在紐約教創造力和玩劇場的吳靜吉是學長,我跟他約稿,從此以後他成為我一輩子的師友。

1976年,鄧維楨(左起)、康寧祥、王榮文、沈登恩合影。(圖/王榮文提供)
1976年,鄧維楨(左起)、康寧祥、王榮文、沈登恩合影。(圖/王榮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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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因為我聯考差三分沒進新聞系,為圓記者夢,我大二還去教育部《海外學人》月刊社應徵學生記者,在那裡認識了我出版學思歷程中的第一個貴人鄧維楨。他在二十幾個學生記者中最欣賞我,叫我整理許多文章並幫我潤稿,我也從忐忑不安的採訪當中,了解自己並不一定適合當記者。這使我乖乖地安頓在教育系領域,並摸索未來人生的可能性。

大三升大四時,鄧維楨問我未來想幹什麼?我從思考自己的五個可能性中,告訴他我要做出版。後來我去服預官役,退伍前半年,他寫信給我說他準備好了,「我們一起來做出版吧!」

我和妳不一樣,一生沒有上過一天班,鄧維楨就Push我當了《太平洋》雜誌發行人,不久又合夥當起遠景出版社老闆,1975年又Push我創辦遠流出版社。迄今,遠流似乎還有機會轉型創新、源遠流長。

(圖/王榮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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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榮文

出版人,創辦遠流。矢志打造「沒有圍牆的學校」、「理想與勇氣的實踐之地」。出版業經營網路書店的先驅,成立智慧藏、線上百科與數位知識庫。擔任台灣文創發展基金會董事長,經營華山1914文創園區。曾任台北書展基金會董事長與華文朗讀節發起人等。

(圖/封德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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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德屏

編輯工作是一生的志業。現任文訊雜誌社長兼總編輯、紀州庵文學森林館長。長期推動台灣文學出版、史料保存及研究工作。獲金鼎獎最佳編輯獎、圖書特別貢獻獎、台北文化獎。著有《荊棘裡的亮光》、《我們種字你收書》等。

創刊婆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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