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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小說〉】顏擇雅/張愛玲寫1949——析〈相見歡〉與〈浮花浪蕊〉(上)

2019-10-22 06:00聯合報 顏擇雅

張愛玲主題書展。(圖/本報資料照片)
張愛玲主題書展。(圖/本報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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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樵話的相反

〈相見歡〉是張愛玲發表於一九七八年十二月號《皇冠》的短篇。整篇小說就是兩場對話,沒有悲歡離合,只有瑣碎家常,風格迥異於〈傾城之戀〉等成名作。我在二○一二年曾發表一文,將對話中出現的每次明知故問、舊話重提、無言冷場都當作草蛇灰線,推敲出許多言下之意、弦外之音。那次解析,我把它當海明威式「冰山理論」作品:只寫出海面露出的小小山頂,海面下龐大山體需要讀者自己領會。

寫完相當暢快,以為把檸檬汁都擠出來了。沒想到三年後,為了出書,訂正舊稿時把〈相見歡〉拿來重讀,才發現我竟漏了更重要的一條草蛇灰線:聽者如何解讀聽來的故事。這一驚,讓我寫出第二篇分析,這次是把它當作一篇後設小說。

我後來在《向康德學習請客吃飯》後記寫:「小說重點就是壞讀者,竟然我也是壞讀者。那驚嚇,就好像考卷交出去信心滿滿,以為鐵定滿分,發回來卻不及格一樣。」我寫這段文字時,絕沒想到同一篇小說會再讓我驚嚇一次。

這次不是因為我有想到要重讀。等著被讀的名作永遠排到明年,誰會想把自己分析過兩遍的一萬三千字小說再拿出來呢?其實是巧不巧,今年是中共建政七十年,對岸央視的一九四九紀錄片正好被度假中的我看到,看完淮海大戰就是解放軍渡長江,看著看著剎那間,我腦中突然閃現〈相見歡〉好幾個細節,串起來,天哪,又是一條草蛇灰線!

我瞠目結舌,悟出〈相見歡〉根本是一篇政治小說。它是「千古興亡事,一夕漁樵話」的相反。傳統說書的漁樵閒話,是太平時代與政治不相干的老百姓在大聊政治。〈相見歡〉則是殺伐興亡當下,即將被政治碾壓的老百姓啥都聊了,就是沒聊政治。

殺伐興亡當下就是一九四九。這條草蛇灰線之所以難以辨識,一大原因是張愛玲並沒明白寫出時間設定。第一場對話有選日曆的情節,荀太太期許「明年日子好過」,還計畫年三十要吃青魚,可知是年底,問題是:哪一年?

抗戰已結束一年以上、內戰還在北方、上海資本家已遷廠去香港,這個年底不是一九四七,就是一九四八。

我上次解讀成一九四七,原因是小說開頭伍太太就問荀太太有沒接到兒女來信,荀家兒女在北平,兩位太太則在上海。我從前以為平津戰役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開打,北平圍城長達四十天,上海與北平兩邊應該斷郵,因此推斷張愛玲寫的是一九四七年底。

央視紀錄片卻讓我想起小說給的另一個線索:「北邊打仗,煤來不了」。其他寫內戰時期上海的作品,都寫一九四七年就有金融失序、通貨膨脹、滿街飢民、學生「反飢餓」遊行。〈相見歡〉卻沒寫這些,因為場景伍公館是大富人家,吃穿用度都極好,唯一缺乏的物資就是煤。尋常人家鬧煤荒,是通貨膨脹的副作用,張愛玲卻特別指明伍公館省煤是因為「北邊打仗,煤來不了」。所以,時間設定一定是煤源供應被戰事切斷之後。

上海用煤當時走海路,運煤船從秦皇島出發。傅作義放棄秦皇島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港口馬上被國軍封鎖。憑這點,就可以證明小說開頭的時間點是一九四八年底。

那要怎麼解釋,小說中的荀家前不久還跟北平通過信,寄過錢呢?

史料顯示,北平圍城是十二月十三日開始,陸路不通,航空是通的。美國人費慰梅《梁思成與林徽因》就有記載,林徽因從北平寄去美國的最後一封信是十二月中旬寄出。史學家鄭天挺亦回憶,圍城開始的十天,北平與南方尚可通郵。由此可知,就算平津戰役開打,荀太太也不會感受到斷郵。

第一場對話是一九四八年底,那第二場對話是數月後,「天氣暖和了,火爐拆了」,就是一九四九年春了。「久坐有點春寒」,可知不是三月就是四月,正是上海即將風雲變色之際。其實,張愛玲並不刁難,讀者完全沒必要去查證「北邊打仗,煤來不了」的時間,因為小說近尾又給了一個線索:「打仗的時候燈火管制」。

燈火管制表示隨時可能空襲。早一年戰事還在東北,上海不需要擔憂空襲,可見小說結尾一定是一九四九年春。

解放軍在長江對岸集結的時間是三月底,四月二十三攻入南京,五月十二上海戰役開打,兩周後上海淪陷。讀到這樣的一九四九大事記,今人不是最常連結到「大時代的生離死別」那些畫面?港口、車站千千萬萬個驚惶臉孔,搶著擠上船、擠上火車,為了逃去香港,逃來台灣?充滿亡國感的畫面。

這種畫面卻不見於〈相見歡〉,而且張愛玲不是亂掰。荷蘭籍學者馮克在《解放的悲劇》一書就如此描述當時的上海:「風暴即將來臨,全城不痛不癢。共黨迫近,市民似乎漠不關心,還是熱鬧過日子,照常賭錢、跳舞、上酒吧、做買賣。」

這就是〈相見歡〉要呈現的上海人心狀態。角色之間話題頻頻更換,換了近二十個,你以為張愛玲想寫的是荀家婆媳問題,是伍太太希望荀太太交男友,是苑梅受不了表姑把釘梢講兩次?

才不是。張愛玲想寫的重點完全沒在對話裡,而是藏在最奇怪之處。就好像福爾摩斯探案〈銀斑駒〉的名句:深夜小狗在該吠的時候沒吠,就是大有蹊蹺。〈相見歡〉也是類似:啥都聊了,最該聊的怎沒聊呢?

第一場對話的時候是北平圍城,荀太太還有家人在北平,怎沒流露一絲有關時局的不安?第二場對話是上海變天前夕,不該一起擔憂未來嗎?眾人卻百無聊賴,荀太太才會把幾個月前講過的釘梢再講一遍,讓苑梅「幾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

這句「苑梅幾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根據宋以朗二○一四年公布的張愛玲信件,曾是小說的創作初衷。寫信時間是一九七七年十月三十一,小說發表前十三個月,應還在構思階段。在信裡,張愛玲「幾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的經歷發生在一九五二年春,這段素材帶給她的震動是「可見人與人之間的隔膜」。

可是,一旦時間改成一九四九年春,小說中最足以使讀者震動的隔膜就不再是人與人之間,而是人跟自己命運之間。因為一九四九這條草蛇灰線的重要細節,都跟角色命運大有關係。為了不同原因,四個角色都在差不多時間錯過離開上海的機會。倘使沒做出某種無關政治的選擇,他們此時應該去了美國、台灣或香港才對。

應該去美國的是苑梅。新婚不久,丈夫就拿到獎學金,婆家卻沒錢讓她一起去。「最氣人的是如果沒有結婚,正好跟他一起去--她父親求之不得,供給她出國念大學。這時候只好眼看著弟弟妹妹一個個出去,也不能眼紅。」也就是說,她如果聽父母的話,別急著結婚,這時已經人在美國了。

應該來到台灣的是荀太太及夫婿。荀先生本是故宮人員,曾護送國寶去重慶。依據史料,一九四九年國府遷台相當匆促,政府單位都是自求多福,唯有故宮受到最妥善安排,因為要運送國寶,不只有專屬軍艦,人員還可以攜家帶眷,第一艘早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就安抵基隆。也就是說,荀先生如果沒「鬧意見賭氣不幹了」,小說開頭已經帶妻小來到寶島了。

至於伍太太沒跟著先生去香港,是因為伍先生只想帶新歡去嗎?張愛玲有著墨伍太太對先生的畏懼:想剪頭髮怕他生氣,留學時期做紅燒肉被他嫌難吃,害她困擾至今。但雖然「這些年來吵得太厲害了」,夫妻亦有相敬如賓的一面:香港那邊按月寄家用來,上海這邊的家產與銀錢往來都歸伍太太打理,兩人通信互稱「二哥」與「四妹」。

因此,伍太太沒去香港的最重要原因,應該不是伍先生不帶她去,而是她自己不想。「政治地緣的分居,對於舊式婚姻不睦的是一種便利,正如戰時重慶與淪陷區。」看來當時普遍覺得男人逃難沒帶正室,是為婚姻好。「她倒很欣賞這提早退休的生活,」張愛玲如此描述伍太太的心境。

四個角色各自錯過離開上海的機會,卻不能說他們留下來等著「被解放」是命運所逼。張愛玲雖沒寫兵荒馬亂,卻刻意在小說中安插一個兵,給荀太太釘梢的那名和平軍。《秧歌》第十二章有寫,抗戰時被和平軍拉伕的農家少年如果活著,戰後就是編進國軍或解放軍。可見,當年給荀太太釘梢的兵此時也可能正要打進上海,或撤退去台灣。但荀太太把那個兵講兩次,聽者卻沒危機感。

沒危機感,才是四人待在上海的真正原因。他們完全不知自己命運即將因為政治而改變,錯過了可以擠上火車、擠上船的最後機會。竹幕落下後,伍家房產勢必充公,伍太太名分將被香港「那婊子」取代,苑梅的先生在美國也勢必另娶,荀先生的南京、重慶資歷在將來的一系列政治運動中也可能帶來後患無窮。

有些人總覺得政治事不關己,即使在政治已張開血盆大口撲來之際。〈相見歡〉正是要諷刺這點。所以說,它也是一篇政治小說。

她不過想走得越遠越好

〈浮花浪蕊〉發表時間比〈相見歡〉早五個月,刊登在一九七八年七月號《皇冠》。開頭,洛貞在香港搭上開往日本的船。中間除了船上見聞,還穿插許多回憶。最後一句是她的內心世界:「漂泊流落的恐怖關在門外了,咫尺天涯,很遠很渺茫。」

尚未抵達日本,小說即結束。可見小說就是寫洛貞離開中國。什麼樣的未來在等著她,讀者不會知道,也不是重點。

離開過程倒是很清楚:申請證件,乘火車南下,廣州換車,徒步走過邊界,香港待一陣子,獲得去日本的機會,上船。很平凡,無一絲懸疑,顯然也不是重點。

那為什麼要離開,總該是重點了吧?問題是,張愛玲亦沒寫出具體事由。

有寫的,是一九四九當下,別人在逃難了,洛貞想:「有錢就走,沒錢就不走。」她聽姊姊說:「在裡面反正大家都窮。一出去了就不能不顧點面子。」

後來怎麼改變想法?兩三年後,洛貞領悟道:「光是窮倒好了。」除了窮還有什麼?小說只明寫一點:猖狂的性騷擾,張愛玲用語是「釘梢」。

釘梢在〈相見歡〉近尾亦有出現,還只是跟蹤,那是解放軍打來上海之前。但到了〈浮花浪蕊〉,釘梢就變成一路糾纏,還會「像傍晚半空中成群撲面的蚊蚋」,一個個陌生男子故意過來撞女人胸部。

難道,想離開是受不了釘梢?

也不是。釘梢不管在〈相見歡〉還是〈浮花浪蕊〉,都是張愛玲寫末日感的一種曲筆。她如此描述洛貞對釘梢現象的解釋:

「她想是世界末日前夕的感覺。共產黨剛來的時候,小市民不知厲害,兩三年下來,有點數了。這是自己的命運交到了別人手裡之後,給在腦後掐住了脖子,一種蠢動蠕動,乘還可以這樣,就這樣。」

釘梢者跟洛貞一樣,同是天涯淪落人,一起承受恐懼。下一段:「恐懼的面容也沒有定型的,可以是千面人。」意即共產黨來了後,上海人承受的恐懼除了釘梢,還有九百九十九種面容,〈浮花浪蕊〉全省略沒寫。

可以說洛貞想離開是出於恐懼嗎?問題是香港並沒釘梢,怎也非離開不可?結尾還寫說下船後等著她的是「漂泊流落的恐怖」,去日本不就是迎向另一種恐懼?(上)

上海張愛玲香港解放軍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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