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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台灣:花蓮篇5】郝譽翔/一切的峰頂

2019-10-14 00:32聯合報 郝譽翔

那時正值三十歲,文學為我注滿了樂觀的活力,就像是太平洋上的那輪明月般光輝,我相信未來還有無限的可能,就像是花蓮綠意盎然的大地,七星潭波濤洶湧的浪花,以及鵝卵石生生不息的歌唱,這是一座沒有冬天的國度,所以就連黑夜也是無比的光明燦爛……

七星潭。(圖/中新社,本報資料照片)
七星潭。(圖/中新社,本報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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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在我童年時的唯一印象就是山高水遠,容易暈車的我,對於北宜和蘇花公路向來充滿了畏懼,九彎十八拐在七○年代盛行的恐怖片渲染之下,更是顯得鬼影幢幢,所以花蓮在我的心中始終是一塊神祕之地,彷彿是位在台灣之外的另外一個陌生國度,從來沒有想過自己這輩子竟會與它結緣。

但命運總是把我們帶到一條不可思議的道路上去,一九九八年我拿到博士學位,畢業後的第一站居然就是花蓮的東華大學,而且在這狹長的島嶼邊緣一待就是十二年,從我二十八歲到四十歲,可以說是人生中最充滿活力的一段黃金歲月。曾經有位篤信伊斯蘭教的好友告訴我,她旅行的方式就是走到公車站,看有哪一班公車來了,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跳上去再說。我很驚訝她怎麼那麼勇敢?難道不會為未來擔心?她微笑地回答說:「擔心是沒有用的,因為這一切都是真主的安排,該發生的,就是會發生,事前計畫也是多餘。」我非常羨慕她的眼神既清澈又堅定,對於人生的下一秒沒有任何的懷疑,然而回想自己一路走來,不也多是如此?當年毅然決然離開台北,來到人生地不熟的花蓮,不也是抱著一股「看有哪一班公車來了,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跳上去再說」的傻勁?

東華大學。(圖/本報資料照片,東華大學提供)
東華大學。(圖/本報資料照片,東華大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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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移居花蓮,其實也並非全是偶然,反倒是許多因緣巧妙地聚合而成,讓我不得不真的感激起上帝的苦心安排。那時東華大學才剛成立不到三年,負責創立人文社會科學院的是楊牧老師,他特地從美國返回故鄉,滿懷理想要在這兒打造一座人文藝術的烏托邦,也因此吸引了許多志同道合的如中文系的鄭清茂老師、顏崑陽老師、王文進老師,英美系的吳潛誠老師、李永平老師、曾珍珍老師等前來。他們都是學問淵博又熱愛文學創作的師長,共同將這一座位在花東縱谷小而美的校園,打造成一座彷彿與世隔絕的詩人桃花源,讓我不禁深深地為之嚮往。所以也果真是神的安排,東華大學中文系才新成立,亟需要新的教師加入,而我又正好拿到博士學位,天時、地利再加上人和,便開啟了我的花蓮生涯。

那時正是二十世紀末、二十一世紀初,網路剛剛興起,各種關於未來的預言紛紛出籠,有期待也有恐懼,惶惶不安中卻摻雜了更多的興奮和刺激,周圍和我同輩的人大多來到而立之年,正是蓄勢待發,無一不摩拳擦掌,準備在新的世紀中大顯一番身手。然而二十年過去了,我們也都一起又堂堂邁入知天命的年紀了,才恍然大悟當年的天真和愚騃,我們實在是太過小看了這個世界,所以也都各自吃了些苦頭,多曾被大浪打到谷底過,又掙扎著想要重新冒出頭,但一次卻比起一次來得更加認命、安分,也才體會到了自己年輕時極為喜愛,但如今才真正懂得意義的陶淵明〈自祭文〉四個字:「人生實難」。

但或許該慶幸的是,那時正當壯年的我,躲入花蓮的文學桃花源中,竟彷彿秦人避難似的,悠悠過了好幾年不食人間煙火的清靜歲月,也讓我免於過早的衰敗。我深深記得當時楊牧老師的再三告誡,不管二十一世紀變得如何,我們就是要「唱高調」,不隨波逐流、與世浮沉。「唱高調」這三字對現在的年輕人而言,似乎顯得有些刺耳,背離了網路時代通俗大眾的價值觀,然而二十年前的我們如果不是「唱高調」,又如何能在台灣的東部築起一道圍籬,始終堅持對於文學美善的信仰?又如何能讓更多有同樣理想之人:廖鴻基、陳列、須文蔚、蕭義玲、許子漢、許又方、郭強生、向陽、方梓、吳明益、甘耀明、鴻鴻、施叔青、羅智成……太多太多實在無法一一列舉,就如同磁吸效應似的,陸續吸引到這座縱谷之中的文學祕境來。

我也常被人問及,為什麼東華大學能夠培養出那麼多文學創作的人才?坦白說我也不知道,開課、演講、座談或是論文會議,固然經常舉行,但每個大學不也都是如此按表操課,大同小異?因此就我私心而言,收穫更大的其實往往是課餘之後的清談,尤其在楊牧老師的宿舍或是花蓮市區的樸石咖啡館,大夥兒經常聚在一起聊到夜半時分,還流連依依捨不得散去,若用「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來形容,似乎有點自誇,然而彼此相聚時的歡愉光彩,機智的笑語交鋒,不斷擦亮了我們理性和感性的利刃,當時只道是每日的尋常,如今想來卻是人生中何等珍貴難得的緣分。

璞石咖啡館。(圖/本報資料照片,李俊緯Hululee、Lasmor提供)
璞石咖啡館。(圖/本報資料照片,李俊緯Hululee、Lasmor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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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就這點而言,我是無比幸運的,在台大這座自由開放的學府從大學讀到博士,總共十一年之久,畢業後又因緣巧合去到東華大學,一個與台灣西部隔絕,面對太平洋故竟比台大還要更形開闊的新天地,又度過了被海洋和山脈環繞的十二年歲月,與師長同儕們一起盡情編織文學的美夢。幾部大塊頭的文學經典:《追憶逝水年華》、《浮士德》、《尤里西斯》、《奧德賽》、《伊里亞德》……我都是在這幾年中把它細細讀完,更不用說我鍾愛的幾位導演:柏格曼、帕索里尼、荷索、安哲羅普洛斯的電影,也被我用繫年的方式,日日在家為自己一人舉辦小型的影展。過去在台北心情浮躁,總是難以進入這些偉大創作者的深邃世界,而如今來到了花蓮,忽然一切都沉靜下來,竟恍然大悟那些白紙黑字和光點交織成的影像,到底在向我訴說些什麼?

令人泫然欲泣的耳語,當生活的表象全都被一一剝除之後的,赤裸而寂寞的心,原來我讀書寫作了這些年,直到此刻才真正懂得了文學。那時的我住在花蓮港海岸路旁的一棟大廈十樓,每天面對無邊無際的藍色太平洋,而終日埋在這些「唱高調」的文學電影中,還有古典音樂作伴,生活非常的不接地氣,但卻又非常確切地抉住自己幽暗的內心。在花蓮看不到日落,只有日出和月升,而我更偏愛的是後者,每當一輪皎潔的明月自黑暗的海面上冉冉升起,我目睹此一景象,心裡總不禁要默念:「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但究竟要和誰共此明月呢?那時正值三十歲的我其實不太在乎,文學為我注滿了樂觀的活力,就像是太平洋上的那輪明月般光輝,我相信未來還有無限的可能,就像是花蓮綠意盎然的大地,七星潭波濤洶湧的浪花,以及鵝卵石生生不息的歌唱,這是一座沒有冬天的國度,所以就連黑夜也是無比的光明燦爛。

燕子口。(圖/中新社,本報資料照片)
燕子口。(圖/中新社,本報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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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愛夜晚的太魯閣更勝白日,白天是屬於觀光客和旅遊手冊的,而夜晚卻變成了我們獨享的探險天堂,黑夜中高聳的峭壁發出金屬般的冷冽光澤,一輪明月高懸,更照得整條蜿蜒的山路如同鏡子一般發亮。每當我一開車走入燕子口,山壁就忽然唰地低矮下來,而我們就像是落入一個巨人的口中,戰戰兢兢滑行過他崎嶇的齒縫,又像是闖入一座夜間的樂園,搭上雲霄飛車在山巒之間一會兒降落,一會兒爬升,一會兒又加速全力奔馳。文山溫泉總是我們夜遊的終點,好幾次還帶上了火把和蠟燭,在溫泉池旁點燃了一圈小小的火光,彷彿野人獻祭似的。我們裸身浸入滾燙的泉水,等到熱得受不了了再爬起來,跑到旁邊的溪流,躺在河床上讓冰凍的水流沖刷自己的四肢,一抬起頭,便見到了滿天密密麻麻的星斗。

那是我永生不能忘記的,流過太魯閣峽谷的銀河,繁複的星圖從山巒與森林的陰影中浮出,宛如密碼,訴說著神祇對於這片土地的慷慨恩賜。我聆聽著嘩啦啦的溪流聲,忽然想起楊牧老師在《時光命題》後記中的預言:「二十一世紀只會比這即將逝去的舊世紀更壞——我以滿懷全部的幻滅向你保證。」然而也想起了楊牧老師的詩〈花蓮〉:

「你莫要傷感,」他說:

「淚必須為他人不要為自己流」

海浪拍打多石礁的岸,如此

秋天總是如此。「你必須

和我一樣廣闊,體會更深:

戰爭未曾改變我們,所以

任何挫折都不許改變你」

當時我已經隱約預感到,未來人生必經的一連串挫敗與幻滅,但花蓮壯闊的山和海彷彿在向我證明永恆的可能,那不曾改變也不許改變的抽象事物,因為這裡已是一切的峰頂。

東華大學公車台大溫泉太魯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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