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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憶似水年華──1960年代 2】陳芳明/交錯的路口

2019-07-22 00:05聯合報 陳芳明 

我從來不是早慧的那種人,只能在閱讀中靜靜摸索,也在書寫中尋找精神出口。閱讀終於成為我生命裡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大約都是在大學時期慢慢自我薰陶。歷史與文學之間的距離到底有多大,我從來未曾估計過。只覺得這兩個領域帶來了雙重視野,也帶來了雙軌思考。凡屬閱讀,我自然而然便耽溺其中……

輔大地標中美堂1970年啟用。(圖/本報資料照片)
輔大地標中美堂1970年啟用。(圖/本報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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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達台北那年,是一九六五年,剛剛從高中生變成大學生。從來不知道那年對我生命所產生的強烈暗示,也不知道跨過那年之後,整個文學追求也全然兩樣。在成長過程中總是要穿越許多啟蒙的階段,從文學啟蒙到政治啟蒙,那是非常漫長的跋涉。必須站在道路的盡頭,回望自己所穿越過的門限,才知道自己的歲月是如此蜿蜒、如此崎嶇。那年走入台北新莊的輔仁大學校門口時,才訝然發現大學校園是那樣廣闊,而且每個學院的建築是那樣亮麗。與我高中時代的學校比並,那確實是完全不同的氣象。

一九六五年,是完全不具任何意義的一年(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黃仁宇寫《萬曆十五年》時,便是使用「沒有意義的一年」來定義萬曆這個年分。而跨入學院的門檻,只覺得那是高中教育的延伸。如今進入晚境時,才知道那是具有相當分量的一個關鍵時期。對於一位高中畢業生,歷史或文學到底意味著什麼,可以說完全處於無知狀態。生命中有太多重大的事件發生,在錯身而過之際,完全沒有真實的感覺。必須過了那麼久之後回首瞭望,才察覺有多少事件默默發生,並且在靈魂深處留下刻痕。如果可以穿越時光而旅行到達那年秋天,將可發現自己坐在校園圖書館的靠窗位置,正在捧讀未曾接觸過的雜誌與書籍。

《文星》雜誌。(圖/本報資料照片)
《文星》雜誌。(圖/本報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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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南部上來的青年,完全無法察覺當年的文化氣候正在迴旋轉變。遠在高中時期就已經風聞李敖與《文星》雜誌,卻未曾有機會接觸。那時在圖書館書架上發現《文星》九十五期,怦然心跳,情不自禁取下閱讀。從下午坐到黃昏,我是那樣專注把每篇文章細細讀過。那年十二月,《文星》九十八期遭到查禁,我更是如飢如渴讀完每篇文章。其中有三篇文章,對我後來的生命過程產生極大衝擊。一篇是郭松棻所寫的〈沙特的哲學〉,一篇是彭明敏所寫的〈全體主義的迷惘〉,最後一篇是葉石濤所寫的〈台灣的鄉土文學〉。那年的時光,已經徹底消失無蹤。然而那三篇文字的閱讀,卻為我放射出無窮的意義。

跨過舊曆年之後,就聽到文星書店即將被關閉的謠傳。後來證明那不是謠傳,而是不折不扣的政治事件。國民黨受不了李敖對黨國大老謝然之的批判,藉機查禁雜誌,又更進一步關閉書店。消息傳來時,所有的大學青年彷彿是朝聖那般,湧入台北市峨眉街的書店。那家書店的格局不大、空間有限,李敖主編的「文星叢刊」完全銷售淨盡。每當對大學年代投以回眸時,文星書店彷彿升格成為一個聖地,那是記憶裡的一個重要象徵。在那苦悶年代找不到任何精神出口時,閱讀《文星》雜誌與「文星叢刊」,是唯一逃逸的途徑。在充滿禁區的那個年代,從來都不敢輕言反叛或抗議。而只能在禁書閱讀中,獲得一點背叛的快感。

知識啟蒙與政治啟蒙,無疑是一種靈魂的寧靜革命。那時並未預見郭松棻、彭明敏、葉石濤在我生命裡的分量,必須過了中年以後回望,才知道這三位作者其實已經投射了龐大影像在我生命底層。他們所帶給我的暗示或啟示,對一位歷史系的學生而言,其實是相當強烈而龐大。我後來會走上文學道路與政治道路,似乎與那年自己在圖書館窗口的閱讀息息相關。一九八○年代以後,我在海外被捲入政治運動,就是因為讀了彭明敏所撰寫的《自由的滋味》。我在一九九○年代發誓要寫出一部《台灣新文學史》,也是因為早年讀過葉石濤〈台灣的鄉土文學〉。我後來開始解讀郭松棻的小說作品,才察覺自己在大學時代與他不期而遇。

嵋街上的周夢蝶。(圖/本報資料照片,莊靈提供)
嵋街上的周夢蝶。(圖/本報資料照片,莊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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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在整理文學史的資料時,才驚覺一九六五年的意義並不尋常。那年瘂弦出版詩集《深淵》之後,便從此封筆。在詩的國境漫遊之際,我從未釋懷的是,周夢蝶舊書攤所帶來的寧靜衝擊。他的書攤是在武昌街明星咖啡店的門口,而我住在漢口街的長巷裡。從住處穿越城中市場到達明星咖啡屋,大約只是五分鐘的時間。周夢蝶並不知道我是誰,只覺得我常常從他前面走過。從大學一年級開始,便對現代詩產生迷戀。稍後我經過他的書攤時,才發現書架上擺的都是詩集。在那裡我尋獲鄭愁予的第一本詩集《夢土上》,也發現洛夫的詩集《石室之死亡》,稍後才又發現他有相當完整的《現代文學》期刊。如果在學院外有所謂的文學教育,應該都是從周夢蝶的書攤開始出發。

身為歷史系的學生,從來並未預期自己與現代詩擦身而過時,竟然迸出火花。我所捧讀的第一冊詩集,竟是余光中的《蓮的聯想》。穿越過它,整個文學道路就全然兩樣。那時我才知道,余光中會走向新古典主義,完全是因為他與洛夫發生過「天狼星論戰」。為了追索整個論戰煙火的始末,我開始蒐集《現代文學》期刊。在那段時期,周夢蝶無意之間變成了我的文學導師。他知道我在尋找文學期刊,每次經過書攤時他就對我招手,指著書架上最上面的格子。走近時才發現,又有我遺漏的期刊。許多絕版的詩集也陸陸續續填滿我閱讀的缺口,方思的《時間》、方莘的《膜拜》、羅門的《死亡之塔》、敻虹的《金蛹》,都是由周夢蝶推薦給我。每次回望一九六○年代,總會有靈光一閃的時刻。那些零散而毫無秩序的閱讀,卻是一步一步把我帶進與歷史訓練全然不同的道路。

開始撰寫詩評時,我已經是大學三年級的學生。那年也是我生命轉變的關鍵時期。在歷史研究的學術道路上,我決定以宋代歷史為目標。在文學方面,我反而對現代詩有一種無法定義的迷戀。這樣的雙軌追求,使我的大學時期顯得特別明亮而燦爛。我從來不是早慧的那種人,只能在閱讀中靜靜摸索,也在書寫中尋找精神出口。閱讀終於成為我生命裡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大約都是在大學時期慢慢自我薰陶。歷史與文學之間的距離到底有多大,我從來未曾估計過。只覺得這兩個領域帶來了雙重視野,也帶來了雙軌思考。凡屬閱讀,我自然而然便耽溺其中。那時養成的脾性,即使到達向晚的今天還是覺得無可分割。

一九六六年同時發生兩件大事,一個是中國文化大革命爆發,一是中南半島的越戰也次第發生。在資訊遭到封鎖的海島上,年輕的心靈完全無法理解那是怎樣的事件。美國年輕歌手巴布狄倫(Bob Dylan)與瓊拜茲(Joan Baez)的歌聲,也在那時傳播到台灣。那時並不知道他們所唱的都是反戰歌曲,台灣的大學生也跟著一起哼唱,而我也是在那行列裡。尤其巴布狄倫所唱的〈風中吹送〉(Blowing in the wind),瓊拜茲所唱的〈我們一定勝利〉(We shall overcome),都變成大學生之間的共通歌曲。沒有人知道那是非常反戰的旋律,更不會知道那些歌曲就永恆存留在我的記憶。只要在什麼地方又聽到這些旋律時,那年悶熱的台北盆地,以及一位苦悶的少年影像,又再度生動浮現。

在那些年代,整個地球每個角落都在騷動。一九六八年美國華府決定要升高越戰,開始在北越領土撒下大量枯葉劑。凡是飛機穿越之處,地上所有的樹林一夜之間枯黃,再也找不到綠葉跡象。那是非常殘酷的絕種手段,使綠樹不可能再度生長。這種不人道的戰爭伎倆,必須要到現場才能真正理解。身為台灣學生的其中一員,全然相信國民黨的宣傳手法。為了親美,美國所發動的越戰都被形容為正義行動。尤其在歐洲也發生了一九六八年的學潮運動,無論是知識分子、中產階級以及純潔學生,都從歐陸各大城市匯集到巴黎的香榭大道。那場學運不僅改造了歐洲的政治版圖,也改造了西方的文化風景。只有台灣學生完全不知道,只知道在那場遊行裡有所謂的毛派(Maoist)。彷彿生活在世外桃源,整個地球的動盪都未曾波及台灣。

戒嚴體制的蒙蔽,使台灣的純潔學生好像活在無菌室裡。而我正是其中的一名,在熱門音樂與現代詩之間持續研究歷史。當時輔大歷史系邀請李邁先教授開授俄國史,甫從英國留學回來的王曾才教授開授英國史。大三那年同時修了這兩位教授的課程,其實已為我的生命歷程投下強烈暗示。學習這兩門課之後,我才分辨清楚什麼是改革(reform),什麼是革命(revolution)。我後來一直很慶幸自己修這兩門課,一九七四年到達美國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我的兩門副修(minor field)便是以英國史、俄國史為主。透過這兩門學科,我才迂迴認識了馬克思,也認識了列寧。許多早年的暗示身歷其境之際,從來並未察覺必須經過多年的折磨與鍛鍊,才慢慢覺悟生命中的一些奇遇。

時間往往帶來許多記憶的過濾,有些沉澱留下來,有些則付諸流水。那種選擇性的記憶,往往是支離破碎的狀態。只是有些微微的光,卻從來沒有消失。尤其升上大學三年級時,有時坐著當時稱為公路局的汽車孤獨回到台北,只為了趕上余光中與一些詩人在耕莘文教院的詩朗誦。那種獨特的偏好,似乎在同儕之間找不到可以分享的對象。從來不會忘記,走入耕莘文教院的廳堂時,幾排活動椅子圍繞著台前的燈光。那時聽眾稀稀落落坐在那裡,我安靜走進去,選擇比較後排的座位,聆聽不同詩人的詩朗誦。那主要是由台大外文系的教授來主持,我第一次看見余光中與王文興兩位作家,就在朗誦的現場。

那是我一直揮之不去的記憶,當時余光中的兩冊詩集《敲打樂》與《在冷戰的年代》還未出版,卻在現場聆聽詩人朗讀〈或者所謂春天〉。對於一位大三的學生,其實無法理解詩中的嘲弄與自我調侃。尤其聽眾之間泛起了笑聲,我還是似懂非懂。王文興教授走到台前,稍稍解釋了詩的內容。我才發現王文興的聲音非常好聽,似乎與余光中一樣帶著一些磁性。現在才明白,有太多事件都是經過篩選。那些被汰換掉的,也許就是自己不想留存下來。那年我二十一歲,彷彿已經成年卻還帶著稚氣。

遙遠的中南半島,戰爭依然劇烈。對岸的亞細亞大陸,文化大革命正熱鬧進行。看不見的歐洲版圖,正在消化巴黎學潮發生過後的遺緒。身為台灣大學生,我卻為自己感到慶幸。在最安定的生活氛圍裡,以為自己才是幸運的一代。那些騷動的政治事項,都必須等到一九七○年代到達西雅圖時,才訝然發現自己受到了蒙蔽。我不知道如果早一點察覺台灣的處境,後來會不會選擇出國留學,到今天也還是沒有確切答案。

但是在歐洲的學生運動裡發現沙特的名字,卻覺得有一種奇怪的感應。沙特是我在一九六五年進入大學才發現,而且是存在於郭松棻所寫的文字裡。這是非常奇妙的際遇,早年的知識啟蒙又在生命迴轉之際再次相遇。從郭松棻經過沙特,我才到達西蒙波娃。而從此似懂非懂,認識了所謂的女性主義。終於完全明白時,我已經在地球的另一端。一九六○年代有時是黯淡無光,有時是熠熠發光。全程走完六○年代那十年,似乎是我生命中極為複雜的路口。通過之後,我人生道路的雛形似乎已經鋪成。

余光中大學生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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