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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憶似水年華──1960年代 1】鍾玲/池塘到大海

2019-07-21 00:04聯合報 鍾玲

在六○年代出國留學是一件大事。到松山機場來送別的有家族、親友十三人,方瑜和男友李永熾,東海大學同學七人,浩浩蕩蕩二十多人的送別團。在我們心中有一去不復返的意味……

威大女生宿舍房裡的生日會,左二黑人室友,左三鍾玲,右一瑪麗‧溫。 圖/鍾玲提供
威大女生宿舍房裡的生日會,左二黑人室友,左三鍾玲,右一瑪麗‧溫。 圖/鍾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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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那十年適逢我16歲到25歲,正是成長蛻變的時期,橫跨高中、大學、研究所的歲月,那十年我的活動空間由南部的高雄女中,到台中的東海大學,然後到台灣大學外文研究所,最後到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比較文學系的碩、博士班。環境越來越廣,人際來往的點和面越來越多,一尾小魚遂由池塘游到大海。

我讀的高雄女子中學是全女班。在1960年代初風氣保守到你不能相信。1985年開始高雄女中居然聯合高雄中學年年在澄清湖畔舉辦大露營,對六○年代的我們而言,真匪夷所思,因為我們是不跟男生說話的,班上有不少同學,在高中畢業以前,除了兄弟和親戚,沒有跟男生說過話。童年時期我有幾個男孩玩伴,是通家之好,父親在黃埔海軍官校同班同桌方伯伯的三個兒子,從我六歲開始就一起玩,我讀小學的時候,雙方家長常帶兩家孩子出遊,去過台南安平古堡,並出海遊中洲。他們三兄弟很優秀,都考進高雄中學。當其中一個跟我上了同一輛十九路公共汽車怎麼辦?我們就得裝不認得,連招呼都不打。但兩家有聚會時,一樣開心無間隔。1967年我飛去美國讀威斯康辛大學,方伯伯和他家老大還到台北松山機場來送行。因為老三雅好文物和文學,我們到今天都是文友。

1967年聖誕節第三天,鍾玲(左)在聶華苓家。 圖/鍾玲提供
1967年聖誕節第三天,鍾玲(左)在聶華苓家。 圖/鍾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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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中同學心目中的理想女友當然是雄女學生,我們那個年代也不例外。十七、八歲的男孩子總會採取行動的。他們的行動就是盯梢,也大都止於盯梢。記得我們女生是清早在體育場(舊市政府對面)站下公共汽車,然後沿愛河邊走到高雄橋,過橋進女中。在體育場站旁邊,常常會站著一列十多個男學生,都瘦刮刮的,黃卡其布制服。他們心知自己是盯哪位女同學的梢,但是女同學卻不知道哪一位正盯著她。等他目送心儀的女同學在河邊的拐角消失,才趕忙搭公車去雄中。偶爾有一兩個大膽的,會趨前攔截心儀的女同學,遞一封情書給她。女同學心惴惴地,生怕給別的女同學看見自己收了情書,因為情史會傳遍全班。上個星期才跟兩位高雄女中同班同學相聚,我們很懷念女兒國的中學生活,我想是因為我們當年的情誼純粹而甜美,不會情迷心亂,也不會牽扯到占有慾的糾葛。

進了東海大學,同儕多了一半人:男同學。對來自南部的我們,就面臨社交震撼了,那時我們不知道自己經歷了震撼,只覺得有男生在場會不自然。我們外文系來自台北以外地區的女同學在同樂、郊遊活動中,都跟別的女生黏在一起,儘量不跟男同學交流。的確,台北來的女同學比較大方和自信。因為我那時個性外向活潑,認得的同學多,參加不少活動,自然認識不少男同學,所以不會害羞。但是一遇到所謂追求,因為沒有男女交往的經驗,還是一樣僵硬和尷尬。

在六十年代東海大學是一個小社群,我們全校學生只有八百人。一有風吹草動,人盡皆知。如果某位男同學到女生宿舍的交誼廳,邀到一位女同學出去散步,十天內散步三次,大家就認定他們已經是固定男女朋友了,沒有過渡期。所以答應散步或約會,是非常嚴重的事。在這種環境下,我傾向如果對這個人沒有意思,就斬釘截鐵地拒絕,以免他誤會我只是害羞。正因為男生艱辛地下決心追求某女生,某女生也慎重考慮才答應約會,所以成功率還不低。到二年級我們的室友是自己選擇的,我的室友全都是中南部人,三位來自高雄,一位來自南投。她們四位中有兩位都是在校期間跟一位東海男同學交往,畢業後結婚,相守到老。

讀高中的時候,老師是我們服從的對象。在我們心目中每位老師都具有鮮明的特色,像是教國文的莊紉琚老師,傳授我們《論語》裡表現的透徹人生觀,她講課會熱切到喘不過氣來。教歷史的程心敬老師,口若懸河,自負自得的風度,是想像中五四運動青年長為成人的樣子。進了大學,老師成為思想深度的楷模,是求教的對象。外文系的老師中,教美國文學的Lawrence Buell後來任教哈佛大學,成為世界聞名的環保文學研究專家。教我們法文的Sheldon Severinghaus後來任亞洲協會代表,以台灣鳥類的研究和保護著稱。教我們翻譯的齊邦媛老師後來成為台灣學術界和文壇的巨擘。

中文系的課我幾乎不是選修過,就是旁聽過。更常跟著中文系同學晚上在相思葉的絮語中,散步到徐復觀教授、蕭繼宗教授、梁容若教授家裡去喝茶,問思想的、學術的問題。我們外文系大一中文課是由陳曉薔老師負責,她的家更是我流連之處,畢業後我們發展成密切的姊妹情誼。我們在東海的老師家裡獲得沙龍式的思想啟發,也感受到家庭的溫暖。五十年以後我在澳門大學任鄭裕彤書院創院院長時,就努力再創東海大學這種散發溫馨和智慧之光的氛圍。

東海大學話劇社演出《來自鳳凰鎮的人》,左起:鍾玲、羅文森。 圖/鍾玲提供
東海大學話劇社演出《來自鳳凰鎮的人》,左起:鍾玲、羅文森。 圖/鍾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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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大學的頭兩年,幼稚的我像以前一樣,很愛出鋒頭,愛聽掌聲。在一個師生才一千人的校園,出名很容易。我是聯考時,以東海大學為第一志願,全屆最高分考進來的,這引起師生們的好奇,所以在校內知名度很高。我又喜好戲劇,四年裡演出四齣戲,包括演姚一葦《來自鳳凰鎮的人》之女主角,和英劇“The Matchmaker”的女主角。在六十年代東海大學校園孤立在山上,話劇演出是少數的娛樂之一,於是我變成大名人了。直到三年級下學期同班同學陳弘明患急性肝炎過世,那時才知道之前兩年他對我很好,以他默默的方式,他的死亡令我變得內向、沉潛。

1966年畢業於東海大學,那年台灣大學招考第一屆外文研究所碩士班學生,收生十名,其中錄取了三名東海外文系的畢業生,孫康宜和我都進了台大外文研究所。在高雄女中孫康宜是我六年的同屆同學,她是我東海大學外文系同班同學,又是台灣大學研究所同班同學,十一年同窗,真是難得的緣分。她當年由高雄女中保送東海大學,我則是第一志願考進去,可以說我們兩人都是少數放棄台大的學子,但是當時候到了,我們又一同進了台大。

走在台大的校園中,我真有點迷失。在東海,舞台聚光燈打在我身上;在台大,我是近萬個學生之中平淡無奇的一個。幸虧在大三快讀完時,我已經開始沉潛下來,在台大這一年可以認真地吸收學識,思考未來,認識自己,學習做一個平凡的人。那年高雄女中的好友方瑜在準備考台大中文研究所,我們幾乎天天在一起。我跟著她旁聽葉嘉瑩教授、葉慶炳教授的課。也就是在這一年,我選了余光中教授的英詩選,寫了批評老師作品的〈余光中的《火浴》〉一文,余教授不止把此文交給《現代文學》發表(38期,1967年八月),還依照我的評語把詩改寫了。他的確心胸寬闊,又熱心提拔後進。

讀台大研究所期間,我申請了幾間美國設有比較文學系的州立大學。因為威斯康辛大學麥地生校園給我免學費優惠,該系的劉紹銘教授又幫我申請到研究助理助學金,我才在1967年順利出國留學,真是幸運已極。在六○年代出國留學是一件大事。到松山機場來送別的有家族、親友十三人,方瑜和男友李永熾,東海大學同學七人,浩浩蕩蕩二十多人的送別團。在我們心中有一去不復返的意味。都因為父母是1949年渡海來台的一代,他們前半輩子在逃亡的驚恐中度過,一路逃到台灣,再逃就只有跳海了。要是下一代能出國留學,在海外安身立命,就是最令他們安心的出路。

一踏上美國土地,我進入一個動盪的國際場域。威斯康辛大學麥地生校園是全美國兩個最激進的校園之一,另外一個是加大柏克萊校園。因為那時美國捲入越戰很深,所以校園內常常舉行反戰遊行,還有黑人覺醒運動、婦女平權運動也進行得如火如荼。學生們課也不上了,一星期有幾天都上街遊行。我們比較文學系的研究生很多來自歐洲,只有我和一位泰國女生是亞洲人,大家倒是拚功課,用心上課。但下了課,我也會去看熱鬧,常常惹得淚水汪汪,因為空氣中飄著員警發射的催淚彈。

此外我到威斯康辛大學讀書時,美國青年逆向的文化運動 Counter-Culture Movements已經持續十六、七年了,由五十年代的疲憊求解脫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經歷六十年代中期的花孩運動Flower Children,已經進入嬉皮Hippie時代。迷幻藥很流行,第一年我住在大學學生宿舍,第二年住進學生經營的國際舍,常常有大麻的味道由同學房間飄出。性濫交也流行,我的黑人女室友會帶男友進房過夜。我向她抗議才沒有再犯。在美國頭兩年我經歷到太多的文化震撼,第三年我在外租房,那棟房子裡面住的全是女生,大多數是台灣來的,來自女子高中的我終於找到能夠心安的住所。

高三時,擔任班長的鍾玲(站窗外)帶同學清掃。 圖/鍾玲提供
高三時,擔任班長的鍾玲(站窗外)帶同學清掃。 圖/鍾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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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最激進、最開放的校園,種族歧視依然存在。我在威斯康辛大學的第一年住大學宿舍,在頂樓第十二層,住的都是女研究生,有外州來的美國人,也有國際學生,兩人一間房。我分派的室友是讀英文系的博士生,三十多歲的美國黑人,她人非常好,待我像妹妹。其實其他白人女同學對我也很好,我生日那天晚上有人敲門,六個人擁進來,除了兩位南亞學生,其他四位都是美國同學,他們買了蛋糕來為我過生日。美國白人同學們對外國學生很關愛,但是學校當初分配黑人跟我做室友,就明明是種族歧視之舉,這種歧視是暗藏在大學學生事務部門的制度裡。

美國的聖誕節晚餐就像我們的吃除夕團圓飯一樣隆重。我在美國的第一個聖誕節不算寂寞,女生宿舍的同學瑪麗·溫請我到她在愛荷華州一個小城的家裡去過聖誕節,並住兩天。他們一家四口包括父母,和讀研究所的哥哥。在他們暖和的兩層樓白色洋房裡,房子外面覆蓋無際的白雪,我穿上母親幫我做的正式橙色洋裝,跟他們一家人吃豐盛的聖誕大餐。在聖誕節第三天,瑪麗和她哥哥開車送我上灰狗車,去愛荷華城探訪聶華苓。東海大學四年級時,聶華苓來中文系開文學創作課,我曾去旁聽過,所以受聶華苓老師之邀在聖誕節後去她家住幾天。

在1967到1970年,我去聶華苓家住過三次,剛巧遇到往來愛荷華大學作家計畫的港台詩人鄭愁予、溫健騮、瘂弦。也看過在愛荷華大學念碩士的林懷民,在舞台上跳現代舞。他們竟然都認得我,原來作家們是透過作品相認彼此的。那時我已經在《文星》發表過小說、《中央日報》副刊、《純文學》發表過散文、《現代文學》發表過詩歌評論和現代詩了。從那時起,我找到珍貴的同溫層,華人作家圈成為我一輩子精神上的家園,一道道溫泉水在我們寫作者之間流動。

東海大學台大室友聖誕節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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