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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曉風/有些感覺, 我以為我忘了

2019-07-11 06:03聯合報 張曉風

台大醫院──老的那一棟。(圖/本報資料照片)
台大醫院──老的那一棟。(圖/本報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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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在大廳裡。

啊!那是一棟多麼古老典雅的仿歐式的建築啊!其素樸端麗,用現代人的眼光看,嗯,很適合拍婚紗照呢!

但,為什麼?此刻我站在這挑高的潔白的穹頂下,一顆心卻惻惻痛痛地酸楚了起來,而且慌亂,而且,焦慮無助。

這些感覺,是半世紀以前的感覺,我以為自己早就已經忘記了──不料,它居然還在,並且,在某一剎那,忽然陰魂不散似地現了身。

這裡是台大醫院,正式的稱謂是「西院」,如果叫車,跟司機形容,一般都說:

「台大醫院──老的那一棟。」

老的台大醫院,是日本時代留下來的故舊建築,和總統府、台北賓館彷彿三姊妹。

此刻,我站在這裡,時間是民國九十五年夏天──而我上一次前來就診,是民國四十一年。這其間,相距長達五十四年之久。其實這段時間,也有兩、三次我曾前來探朋友的病,但探病來去匆匆,沒留下什麼印象。不料,此時此際,也許因為是夏天,也許因為濕度或風向,我覺得自己竟準確地嗅到民國四十一年的夏天我曾聞過的味道,而那氣味令我哀傷。

其實,醫院和醫院的味道應該都差不多,隔了五十四年,憑什麼我又自認為重陷進當年的氣味裡?這個,我也說不清──而且,明顯的,現代的味道要比當年淡了很多,當年的醫院是沒有冷氣設備的。

但紅磚的建築依舊,迴廊依舊,格局依舊,中庭的棕櫚植物也依舊。般般件件,都讓我想起當年十一歲的我,孤單絕望地徘徊在這無限森嚴也無限決絕的地方,內心充滿不安和恐懼。

十一歲,生了什麼大不了的病必須勤跑台大醫院?而且,為什麼必須兩天去一次?為什麼小小孩子要穿過當時的大半個台北城前來就醫?為什麼都沒大人陪著?

原來,當年,我小學畢業,那時代沒有聯考,各校各自為政。至於學生,也各自掂掂自己的斤兩。成績優秀的,就只考一間自認為最好的,成績不好的,就只考最容易考的。像我,自認是不好不壞的,便只好多花些報名費,於是便報了四個學校,校方當然也都很聰明地錯開了考期。不過,在那年頭,女孩子小學畢業以後不升學的,其實反而是多數,雖然我就讀的中山國小已經算是明星學校了。

我當年考的四個學校分別是靜修女中、市女中(即後來的金華女中),以及台北商校(即現在的台北商專)和北一女。這四個我都考上了。我自己並不覺得什麼,只認為這像跳高欄,既然跳過了一米五,一米四的紀錄也就不必去提了。倒是父親,逢人就講一遍,但他那兩年不得志,也沒多少人好去「逢」。他的說詞如下:

「這孩子啊,讀書真沒讓人操心,考學校,考四個就中四個哪!」

然而,晴天霹靂,我去北一女報到,簡單的體檢中我被判為「砂眼犯」,一位不知何方權威大聲對同學宣判說:

「你們有砂眼的同學如果不在暑假中把砂眼治好,就不准入學,否則傳給同學怎麼得了?」

我驚恐萬分,什麼?千難萬難才考上的北一女,還未入學就已遭判退學了?何況,其他三個學校我已放棄,我能到哪裡去呢?只因我犯了罪,我有砂眼!

砂眼,砂眼,它是什麼東西呀?所有有砂眼的同學都說他們是被傳染的。(難道還會有人是自己生下來就帶著砂眼的嗎?)而現在,學校已視我為罪魁禍首,理當「排擠在外」。砂眼應該不像肺病,會空氣傳染,我又不跟同學共用毛巾,為什麼學校說我會傳給同學呢?小小的我又嘔、又自卑、又自憐、又憤怒、又哀怨,人生無常,考上四個學校的我,卻很可能立刻面臨失學……

其實,已經沒有時間自我哀悼了,只好立刻決定去台大醫院眼科。暑假只剩一個半月了,我不知道這生命中的第一場災劫我過不過得去?

張曉風。(圖/本報資料照片,九歌提供)
張曉風。(圖/本報資料照片,九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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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住在民權西路防癆協會附近(當時還沒這個單位),那個眷村叫明德新村,其中有兩個人物我至今記得,一個是同輩的田文仲(電視人),一位是氣質幽雅的前輩文人左海倫,光是她的姓、她的名字,已足夠令我神往──我一向很恨自己姓張,土裡土氣的,姓左,是多麼好啊!但,對這種事,你又有什麼辦法呢?又不能去改姓。總之,人生不如意的事太多了……

從明德新村要走路去中山北路,等那久久才來一班的10路或17路公共汽車,到火車站東站,然後再走路去台大醫院。這麼漫長的周折,這麼大的七月太陽,這麼擁擠的看病隊伍,唉,可憐啊,生命怎麼會有這麼多的磨難呢?

媽媽會陪我去嗎?嘿,這種事想都別想,她剛生完妹妹,肚子裡又懷上一個,哪有空管我?就算沒有懷孕和生產這種麻煩事,那年頭,大人才不會「陪」小孩去做什麼,那太離奇了。爸媽沒叫我像別家女孩那樣成天在家背妹妹,已算我好命……

醫療過程本身也很難受,其實身為小孩的我也很清楚,醫院有的也無非那兩招,第一招是「洗眼睛」,護士拿把長嘴玻璃壺,將涼水(鹽水)往眼睛沖下去,沖不好,連鼻腔也是水,十分酸楚。沖完了,第二招便是擦一管小小的黏黏膩膩的藥膏,我猜,那不過是金黴素。不知道那時候是不是這種藥非常矜貴,不懂為何不叫我們自買一管回家自己擦。

也許是往來奔波的辛苦,加上盛暑之際的種種隨時曬到發昏的痛楚,以及內心深處的疑慮悲傷,讓我對這一個多月的就醫過程彷彿遭人烙了印,不能忘記。

從前,夏日的白天,好像比現在更熱(晚上相反,現在比從前熱,可能因為現在大家都開冷氣家家都在散熱的緣故),因為那時代大房子不多,我們必須走在沒有騎樓的街道上。那年頭也沒有陽傘或太陽眼鏡,必須直接接受日曬。但好在間或也有「良性記憶」,可供我在多年後用來安慰自己。譬如說,小學四年的時候,學校說要上游泳課,學校裡其實並沒有游泳池,也沒有會教游泳的老師,同學也沒有游泳衣,所以只好由中山國小出發,一路步行到五公里外的東門國小。到了以後,換穿運動褲下到池子,泡泡水,上岸,再換上乾衣走回學校。為什麼要跑到東門國小去呢?幾十年後才有位民俗學者告訴我,他當年的游泳課也是這樣上的,原來因為東門國小在日據時期是日本小孩和皇民小孩(像李遠哲那種人)才能讀的貴族學校,才配擁有游泳池設備。那天游泳課在我看來實在只是健行課──而我說的「良性記憶」,發生在我走回學校時,走到中山北路今天國賓飯店的位置,我焦渴枯竭,便偷偷違反校規,在路邊一位老人的推車上買了半杯加了冰塊的「古早味的老紅茶」(因為錢不夠,只能買半杯),那種甜涼芳香和冷冽沁人,讓我從昏熱中乍然復甦,真是至今難忘。我婚後自己曾在家中試做多次,居然都不成功,只好放棄。

但醫療砂眼這件事,卻是毫無「良性記憶」可以用來平衡一下,純粹就只有傷感、繁瑣和卑屈、羞恥,加上一個小孩對人世種種不堪事件的茫然不解。

是因為當年的極度挫傷和蔑辱嗎?否則我怎麼會把一股氣味像記仇似的把它記上五十多年?法國小說家普魯斯特在《追憶似水年華》中記住小時候家中的茶和點心的氣味,那小小的用蛋白、麵粉為主要材料的瑪德琳娜。

但點心和茶都有其形狀、顏色、觸感、滋味和溫度,比較有跡可循,而氣味這東西卻完全看不見抓不著,很難指認──可是,真是如此嗎?張愛玲〈半生緣〉中的曼楨發現房中藏有男人,是嗅出來的──只是來不及了。但她從第一次偶聞那奇特的男人香水味,到第二次重聞,中間差的時間不多。而我的這番重聞,卻有五十四年之久。

記憶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那味道難道早已滲進這棟建築物的鋼筋水泥和一年年粉刷的塗料裡去了嗎?

那氣味基本上是鬱鬱蒸蒸的悶味,加消毒水,加酒精,加某些奇怪的藥味,加人身上的汗味、呼吸濁味,彷彿在什麼地方有一柄大湯匙,把這些味道胡亂攪和一氣,混為一體。對了,不知道是不是出於某種幻想,我覺得那其間也夾有一種跟台北市當年「不加蓋的水溝」中冒出的帶著泡泡的臭味。不過那種水溝雖臭,卻能養活大批紅通通的,亂動亂扭如萬千絲絮的紅蟲──而如今你要紅蟲,得到釣魚店花錢去買了。

砂眼的事,後來不知怎麼回事,竟不了了之,不知為什麼,學校再也不曾提起此事了。我順利穿上第一屆的「為了躲共匪轟炸」的防空綠制服(那學校的地理位置太敏感),並且入了學。

一年後,我信了基督教,把一切從前以為委屈的倒楣事,也都「不予追究」了(說得好像我多「寬宏大量」似的,其實也只是把「雞毛蒜皮」不值一提的事,重新定位為「雞毛蒜皮」而懶得再去理會罷了),「砂眼事件」則是因為健忘,不久也就全然忘得乾乾淨淨而無影無蹤了。然後,就搬了家,搬去台灣的「南極屏東」,砂眼的事看來已全然不在我記憶裡了。

但是,奇怪啊,我自以為已經刪除的不存在的記憶,怎麼竟隨著一縷嗅覺又自己悄悄地完整地回來了?嗅覺不憑語言,沒有文字,卻能那麼耐久,真是不可思議。有些感覺,我早以為我已將之徹底歸零了,孰不知,它只是一時潛伏,原來,它還是在那裡──等著向我展示一段五十四年前的一個小女孩的遭人認為「健康不正確」的哀痛,其嚴重性,應不下於「政治不正確」或其他種種奇怪的「不正確」吧!

啊!人世間帶著「少年時代的舊傷疤而活著」的中年人和老年人,想來絕不止我一個!

●後記:我五十四年來沒再到這間醫院就醫,是因我在一間醫學院教書,所以經常「順便」就在我們的「教學醫院」榮民總醫院看病。然而,我六十五歲屆齡退休了,所以想以後要到離家近些的醫院看病,於是便去了台大醫院。沒料到卻在此再度嗅聞到五十四年前的難忘氣味。我想,這種我所搞不懂的事,我就胡亂將之歸類為人體中的「神聖奧祕」吧!

台大醫院建築北一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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