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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作家巡迴校園講座──台中一中場】如果小說是一趟搭火車

2019-05-11 06:00聯合報 吳佳鴻╱記錄整理 本報記者黃仲裕╱攝影

▼作家駱以軍(前排左二)、宇文正(前排右二)與台中一中學生合影留念。
▼作家駱以軍(前排左二)、宇文正(前排右二)與台中一中學生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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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台積電文教基金會、聯合報副刊、台中一中

時間:2019年3月29日

主講人:駱以軍 主持人:宇文正

黑暗中,光線照亮身材寬大如龍貓、笑嘻嘻獨坐中一中講堂舞台上的駱以軍,一開場就先解釋:「對不起我要拿外套遮著在前面,我剛剛才知道要這樣坐在台上,但是我這件褲子褲襠剛好破了一個洞,很像我的個性齁!」若說《匡超人》的「洞」,是可以在黑洞破孔中,既幽黯吞噬敘事可能性,卻又弔詭翻滾出不同層層故事,駱以軍的外套,則是他施展魔術的布兜,在笑聲中悄悄吸引聽眾緩緩走入小說的摺痕、現實的裂縫與說故事的(不)可能性。

當光漸次熄滅

「雖然我們家的小孩,我哥、我姊和我都有人渣的性格,我爸卻是非常正直、且非常嚴肅的人,我以前上學時他都會穿著老兵內褲送我到門口,一生卻幾乎沒抱過我。」父親的愛既彆扭又單純,既是老兵內褲、也是駱以軍「人渣」時期揮打在他身上的木刀,但在故事的一開始,父親就已經死去。

駱以軍簡單陳述在《遠方》中曾細緻敘述的救父之旅,經歷四年後,父親終於走到終點。「我父親其實是太陽坐命、身高一百八十幾,非常高大的一個人。」駱以軍口中的父親,始終顯得既莊嚴又卑微,既是極為正派、於大學講授中文學科的外省老教授,卻又是退休後隱遁於永和平房小小院落種植各式盆栽,像胖孩童般喜孜孜走上「蘇東坡旅行團」,終於因病癱瘓,步入死亡之境的老人。家中從蕪亂的庭院,到屋中收容久癱病人的角落,都朦入深深暗影之中。

父親臨走的最後一晚深夜,在永和深巷中,護士從救護車上推下父親的軀體,「那時我覺得時間在倒流,我爸的眼睛中魂魄好像散光了,就只剩下淡淡的藍色。弄子裡各家院子種了很多樹,夜燈下樹影在臉上晃過去,我就在流動的影子下安慰他:爸不要怕,快到家了。」一切來得突然,母親未來得及面對父親的突然倒下,只好臨時撐開摺疊的藍白帆布海灘椅,放上父親的軀體。回憶拔管的瞬間,小說家對記憶產生遲疑:「不可能有那麼長的管子,但我覺得好像從我爸脖子裡拔了很久,最後『啵』一聲終於拔出塑膠管時,灑出一注鮮豔,彷彿出自少女身體的粉嫩鮮血。」

在最濃稠的黑暗之中

深夜拖著疲憊身軀,在老家外的小巷抽菸時,看到七、八個阿婆走來,駱以軍想:「媽的,是死神的使者嗎?」結果是母親信仰多年宗教團體的「師姊們」。駱以軍回想起多年前才二十多歲,但已一頭深埋入世界最頂尖的文學大師卡夫卡、杜斯妥也夫斯基、井上靖……等的小說中苦讀抄寫的自己,曾「誤上賊船」陪著母親參加朝山行程,回程卻困在載滿整台遊覽車阿婆師姊的高速公路上,而在那七個多小時無止境的漫長等待中,所有師姊們豁命爭搶麥克風,並且把每首流行歌的歌詞都唱成「阿彌陀佛」。滿座哄笑聲中,小說家搖搖頭笑著佯怒「欸我爸死了你們笑屁啊!」

由於替逝者馬拉松式誦念八小時佛號,可以幫助往生者走向西方佛境,於是一身黑衣的師姊們一一肅穆列隊出現在家中。因長時癱瘓,早已在某種意義上失去父親的駱以軍,仍在最後告別父親的關頭不自禁哭出聲。在這個瞬間,阿婆們立即制止,她們以充滿力量的聲音說:「嘜哭!」以免逝者因而不能得入佛境。「那一天其實我很累,打瞌睡睡著,還把口水ㄍㄜˊ在我爸屍體上,但阿婆超有紀律,在那個濃稠、好像人世間所有光都無法穿透的永和深巷房子裡,是她們的念佛聲和敲罄聲撐住了、架住了我。」

現代主義與遠古時光

駱以軍回憶,那一陣子作家阿城剛好到台北進行了一場不公開的演講,內容是關於商代的青銅器刻紋。阿城認為,在那些青銅器上的紋路其實是樂譜記號,可以分為兩大類,分別是代表低音鼓的波浪紋與高音的螺旋紋。就如同搖頭店中鼓動心跳的電子音、嗑藥後狂歡的哨子鳴響聲一樣,阿城認為商代時巫師會帶領部落一起服食興奮劑,然後在混合鼓聲與高音的樂音中,全族族人感受到混融一體、天人合一的幻覺與快感。說著說著,駱以軍右手虛握拳型懸在空中,「碰、碰、碰、咻……」模仿祭司祈禱的樂聲,小說家的幻術,瞬間將眾人拉回到遠古的巫筮部族。

「在那樣的傳統社會,你做什麼事情都有人陪伴你、監視你。」駱以軍說明,傳統社群的人際關係緊密,所有的身分轉換,都伴隨他人的監看與認可。除了巫筮文化外,駱以軍也舉自身的成長經驗為例。出身外省第二代家庭的自己,對於許多傳統習俗皆懵懂,也不諳《紅樓夢》或張愛玲式大家族中人與人之間的細微階層張力、暗縫插針的人際祕術,自然也就不再有傳統社會的「陪伴你、監視你」經驗。

透過學習西方現代主義大師,走入文學孤寂之境,而在三十多歲時自認已經成熟,可以在文學中承受各種人類不可思議之苦難、悲哀、大屠殺與滅絕苦痛的駱以軍,在父親離去的關口,卻感受到「你其實無力去承擔那樣一個龐大的劇場」,但在孤絕失語、無力承受的現代情境中,卻是仰賴了師姊們前現代般、儀式性的陪伴與支撐。這當中的孤寂,既是最現代主義的體驗,又可能是外省第二代共通的海島身世。

抬棺人:說故事作為投名狀

因為外省家庭,小家族中男丁無法支應喪禮的抬棺人力,於是駱以軍找來了六個鐵哥們擔當「抬棺人」協助喪禮,協助他支撐起父親的棺木。第一位「盧子玉」,對於駱以軍的讀者而言或不陌生,從各個不同場合的演講,到小說如《第三個舞者》中,皆頻繁現身的盧子玉,可說是駱以軍青少年時光廢柴哥們的形象代言人。

當駱以軍開始夸夸其談盧子玉如何倒楣之前,他面對著台下的中一中學生們,卻先感嘆說:「像你們這樣好學校的學生,或許很難像我們這種流氓人渣、有幾個真心相挺的鐵哥們、好兄弟吧」;或如,提起陪著當時仍是女友的年輕的妻及她博士班的學姊學妹,在前往東北中蘇邊境,那趟漫長、拘謹又無聊沉悶的鐵路經驗,駱以軍慨嘆:「如果是和我那幾個廢物哥們,那這趟火車一定是最棒的唬爛、說故事時光。就像是西方偉大小說中,男人們遇到就會彼此炫耀經驗:『我曾經手刃好幾個寇讎』、『我曾姦汙了我的嫂子』」,說故事對於駱以軍而言,或許被想像成遠途的旅人意興勃發炫示故事的時刻、視為異性兄弟間如男性盟誓的儀式,是離開遠古社會後,允許屢屢遁入孤寂時光的駱以軍,得以找到他人認同支撐的重要因素。

於是當駱以軍一路鋪梗,敘述關於盧子玉的笑話奇談,乃至於他「又再一次」在盧子玉家的廁所中踩爆馬桶時,隨著舊瓷片、冰荔枝與汙水一起四處迸流的,也就不只是滿座學子的笑聲,也是駱以軍對於「我輩廢柴」哥們的聲聲召喚。

當「父親」的名字缺席

故事以父親之死展開。父親那一輩的大逃亡經驗、繁複家庭關係或人際網絡,在外省第二代的駱以軍身上已經失落了,而他發現自身其實無力說父親的故事,「即使把我爸死亡的畫面搬到前景」還是無法敘述,當深陷說故事的不可能性之際,他卻有「六個抬棺人」,可以協助他「一起把故事抬到讀者面前」。

父親的缺席或許也可視為文學性的隱喻。駱以軍作為台灣文壇最重量級的小說家之一,當他一開始就選擇以我輩廢柴的低姿態,出現在台中一中的少年少女前時,他預先將可能成為文學「父親」的自己塗銷了。他不願成為文壇中高大的父親,而選擇在未來的創作者身邊,扮演他們的廢柴哥們或「抬棺人」。當光漸次亮起,座中的駱以軍徐徐起身,他連說兩次「我發誓我說的都是真的」之語雖然言猶在耳,但真假與否的疑問,或許早已在他小說囊中魔術的迷人兜轉中,被無限延後了。

駱以軍老兵旅行團紅樓夢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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