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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百年】王德威/沒有五四,何來晚清?

2019-05-04 06:01聯合報 王德威

《文化‧思想‧歷史──五四@100》書影。(圖/聯經提供)
《文化‧思想‧歷史──五四@100》書影。(圖/聯經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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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晚清,何來五四?」是我論晚清小說專書《被壓抑的現代性》(Fin-de-siècle Splendor: Repressed Modernities of Late Qing Fiction, 1997)中文版導論的標題。長久以來,文學和政治文化史上的晚清一直被視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對立面,集頹廢、封建於一身。相對於此,五四則代表現代性的開端;啟蒙與革命,民主與科學的號召至今不絕。

這樣的二元史觀其實早已問題重重,但因學科建制和政治論述使然,學界始終不能攖其鋒。在《被壓抑的現代性》裡,我重讀太平天國以來的小說,企圖藉此重理晚清文學文化的脈絡,並挖掘「被壓抑的」現代性線索。我處理了狹邪、公案、譴責、科幻四種文類,視之為現代情感、正義、價值、知識論述的先聲。我認為在西學湧進的前夕,晚清作家想像、思辨「現代」的努力不容抹煞。

始料未及的是,因為「沒有晚清,何來五四?」這一命題,《被壓抑的現代性》中譯本在大陸出版後(二○○五)引起許多討論,至今不息。爭議最大的焦點在於,五四所代表的中國「現代」意義空前絕後,豈容與帝國末世的晚清相提並論?更何況「沒有」、「何來」這樣的修辭所隱含的邏輯先後與高下之別。批評者或謂此書譁眾取寵,解構正統典範,或謂之矯枉過正,扭曲五四豐富意涵;等而下之者則刻意羅織線索,謂其反毛反黨反馬列。論晚清而反黨反毛,如此學術文章果然證明「厲害了,我的國!」

晚清文學一向被視為現代邊緣產物,如能因為一己並不算成熟的研究引起矚目,未嘗不是好事。但另一方面,部分論者所顯現的焦慮和敵意暴露「文學」在當代中國作為政治符碼,畢竟不能等閒視之。無可諱言的,直至今日中國官方歷史仍然在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的框架下展開,因此近代、現代、當代的劃分有其意識形態基礎,不容逾越。在這樣的論述下,五四具有圖騰意義,它必須是「新的」文學和歷史的起源,是啟蒙和革命的基礎。

我在書中強調,「沒有晚清,何來五四?」與其說是一槌定音的結論,不如說是一種引發批評對話的方法。我有意以在前現代中發現後現代的因素,揭露表面前衛解放者的保守成分,更重要的,我期望打破文學史單一性和不可逆性的論述。五四和晚清「當然」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時代,從政治、思想到文化、生活範式都有天翻地覆的改變。但這不必意謂兩者之間毫無關聯,更不意味歷史進展只此一家,別無分號。回顧每一個歷史節點,我們理解其中的千頭萬緒;必然與偶然,聯關與突變都有待後之來者的不斷思考定位。

對《被壓抑的現代性》的爭論多半集中在史料史實的辯駁,而忽略更深層次的批評動機。論者往往強調晚清的「發現」是由五四首開其端。但以此類推,五四的「發現」豈不也總已是後見之明?在過去與現在之間不斷折衝,正是歷史化「歷史」的重要步驟。我使用「時代錯置」(anachrony)、「擬想假設」(presumptive mood)方法看待晚清與五四的公案,目的不在解構傳統而已──那未免太過輕率虛無。恰恰相反,我希望以此呈現現代與傳統異同的糾纏面相,以及「俱分進化」的動力。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有言,革命歷史的神祕力量恰恰在於召喚過去,以古搏今,爆發成為「現在」(jetztzeit)的關鍵時刻:「呈現過去並不是將過去追本還原,而是執著於記憶某一危險時刻的爆發點。歷史唯物論所呈現的過去,即過去在歷史一個危險時間點的意外呈現。」

這帶向第二類批判:晚清是否果然具有現代性,或如何被壓抑和解放,也成為討論熱點。事實上一九三○年代嵇文甫、周作人分別自左右不同立場,將中國現代性上溯到晚明;日本京都學派更將宋代視為中國現代的起點。這類追本溯源的做法可以無限推衍,但也恰恰是我希望打破的迷思:我們不再問晚清或五四「是否」是現代的開端,而要問「何以」某一時間點、某一種論述將晚清或五四被視為現代的開端。倡導托古改制、微言大義的「公羊派」經學曾經沉寂千年,何以在晚清異軍突起,成為維新者的托詞;百年之後,「公羊派」又何以成為後社會主義論述支柱之一?換句話說,我們的問題不再是發生學的,而是考掘學的。

除此,識者亦有批評:小說作為一種文類,是否能承載被壓抑的現代性?我認為梁啟超一九○二年提倡小說革命,不僅是文學場域的突變,也是一場政治事件,一次敘述作為歷史載體的重新洗牌。梁啟超認為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改變人心。如果穿越時空,他或許可以與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產生共鳴。鄂蘭強調敘述──說故事──是構成社會群體意義的根本動力。她更認為革命的精神無他,就是激發出前所未有的新奇力量(pathos of novelty)。馮夢龍《古今小說》序曾有言,「史統散而小說興」。斷章取義,我要說相對於大言夸夸的大說,是小說才承載了生命的眾聲喧譁。晚清如此,今天更是如此。

《被壓抑的現代性》出版已逾二十年。許多未必完備的論點已有後之來者的補強,而曾經被視為末流的晚清現象,居然引領當代風潮。二十一世紀以來科幻小說勃興,甚至引起全球注意。回顧晚清最後十年的科幻熱,彷彿歷史重演。而歷史當然是不重演的。將過去與現在或任何時間點做出連接比較,劃定意義,本身就是創造歷史的行動。

延續「沒有晚清,何來五四?」的命題,我們甚至可以推出又一層辯證:「沒有五四,何來晚清?」五四的意義座標如此多元,從中我們可以看出許多新舊知識分子的掙扎問難,從而理解他們來時之路的曲折。也正是因為五四所帶來的啟蒙思想,我們才得以發揮主體「先入為主」的立場,重新看出埋藏在帝國論述下無數的維新契機,被壓抑而復返的衝動。五四可以作為一個除魅的時代,五四也同時是一個招魂的時代。

梁啟超在五四前後歐遊,之後轉向情感教育與倫理美學,比起當年倡導小說革命的豪情壯志,他的思想是退步了,還是以退為進?魯迅的變與不變一樣耐人尋味。曾經號召以文學「攖人心」的摩羅詩人歷經五四,轉而成為死去活來、「自抉其心」的屍人。這是徬徨頹廢,還是置之死地而後生的召喚?歷經哲學美學轉向的王國維此時傾心考古和文字學,最終自沉而亡;眼前無路,他以此調動了反現代性的現代性。而晚清的章太炎在革命與保守之間劇烈擺盪,並以唯識佛學作為超越起點。五四之後章成為風雲時代的落伍者;五四百年之後章證明他才是「鼎革以文」的先行者。同樣的,沒有對五四的期望或失望,我們何來對晚清或任何其他時空座標的投射?

當代學者與其糾結於「沒有/何來?」的修辭辯論,不如對「文學」,或「人文學」的前世與今生做出更警醒的觀察。在五四百年以後的今天,如果我們仍然希望發揮五四啟蒙、革命的批判精神,豈不應擱置天天向上的樂觀主義,見證啟蒙所滋生的洞見與不見,革命所帶來的創造與創傷?這是和諧歲月,也是維穩時代。我們奉五四之名所嚮往的眾聲喧譁是否實現?抑或我們不得不退向晚清,重新想像魯迅所召喚的「真的惡聲」?

在眾多質疑「沒有晚清,何來五四?」的論述裡,似乎未見對問號這樣句式的討論。事實上新式標點符號就是五四的發明。一九一九年秋,馬裕藻、周作人、胡適、錢玄同等提出〈請頒行新式標點符號議案〉,次年教育部頒行採用。在眾多標點符號中,問號的語義學其實複雜多端,可以是詮釋學式的求證、哲學式的探索、解構式的自嘲、政治式的先發制人。在不同的情境和時期裡,問號指向疑問、詢問、質問,甚至天問。面向過去與未來,五四是一個提出問號的時代。一百年以後紀念五四,我們仍然有前人的勇氣和餘裕,對新時代提出百無禁忌的問號麼?

(本文選自王德威、宋明煒主編《文化‧思想‧歷史──五四@100》,聯經出版)

教育部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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