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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百年】汪榮祖/五四的浪漫本質

2019-05-01 00:00聯合報 汪榮祖

作家們在新文學的大旗下,感情的宣洩多,理念的追求少。李歐梵研究五四時代的郁達夫、徐志摩、郭沫若、蔣光慈、蕭軍諸人,統稱之為「浪漫時代的中國現代作家」,可以旁證,五四是一場不斷推動革命與救亡的浪漫主義的新文化運動……

五四通常被視為是一場解放思想的啟蒙運動。美國學者薛華芝(Vera Schwarcz)認為五四啟中國封建之蒙,使中國從三綱五常的社會中解放出來。李澤厚也認為五四是啟蒙的,但是由於與救亡的反帝運動合流,先是「相互促進」,後因危機感,迫使「救亡全面壓倒了啟蒙」;「個人自由人格尊嚴之類的思想」在「鋼鐵般的紀律,統一的意志和集體的力量」之下,「都變得渺小而不切實際」,李氏將此一社會思潮的格局稱之為「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其實救亡與啟蒙在意識形態上是相悖的,因救亡實具浪漫主義情調。以胡適成名時期而論,其時所瀰漫於西方社會者,已屬浪漫主義而非理性的啟蒙精神,而中國社會自西方所接收者,也正是這種浪漫主義的餘緒而非理性啟蒙精神的真傳。

啟蒙思潮盛於18世紀的歐洲,強調科學與理性。法國大革命號稱啟蒙的「女兒」,實與其「母親」漸行漸遠,至19世紀中葉歐陸革命風起雲湧,使得講究理性、認為個人主宰人生、理性可以照亮個人知識以及倫理的啟蒙精神,被講究意志、權力、群眾以及國族主義的浪漫精神所取代;浪漫思潮遂盛極一時於20世紀,認為理性作為分析工具,不足以理解知識之源,若欲獲此,需要直覺、靈感、想像與同情;浪漫主義強調知識裡的情感因素,喜好毫無拘束的自然表達,故視規範為障礙。

「浪漫氛圍」(Romantic Weltanschanung)的影響波及到文藝、哲學與政治各方面。震驚世界的1848年革命發生後,歐洲進入群眾、意志與權力時代,既有的倫理與美學準則遇到挑戰,啟蒙已入窮途。浪漫思潮中的一個大潮流便是極富熱情的、19世紀已盛行的「國族主義」(nationalism)。歐洲自18世紀中葉到19世紀中葉有一重要的歷史轉折,在此百年間,「革命」一詞不絕於耳。這在思想層面上,是對啟蒙時代理性主義的反動,拒斥學院、擁抱「大眾」(the mass)。時潮趨向意志、情緒、民主、權力、回歸原始的浪漫風潮,認為文明汙染了人性。追求感性的法國哲學家盧梭(Jean Rousseau, 1712-1778)被視為浪漫運動的先知。浪漫風潮開啟了以感性為主的文化,與理性文化針鋒相對,可稱之為一場文化革命:它就是要革「普世倫理價值」之命、革「科學實證」之命、革「普世人文」之命。誠如西班牙藝術家哥雅(Francisco de Goya y Lucientes)所說,浪漫乃「理性沉睡後生出來的一個怪獸」(El sueño de la razón produce monstrous)。哥雅所謂的「怪獸」指藝術上的幻想與想像,但亦可泛指整個反理性的文化氛圍。

浪漫風潮在現代西方影響深遠,並非沒有有識之士洞悉其弊,如班達(Julien Benda, 1867-1956)於1928年出版的暢銷書《知識份子的背叛》(The Treason of the Intellectuals),就是一份頗具分量的批判,他聲討了知識階級對理性與普世價值的放棄。班達之後,美國哈佛大學的白璧德(Irving Babbitt, 1865-1933)與文評家莫爾(Paul Elmer More, 1864-1937)共同發起「新人文主義運動」(neo-humanistic movement),提倡回歸古典,重視教育,強調道德之養成與行為之端莊,以「古典主義」(classicism)與當時流行的浪漫思潮針鋒相對,針砭奇特的、強烈的、誇張的、情緒的浪漫主義,貶之為「浪漫的憂鬱症」(Romantic Melancholy)。白璧德更視浪漫主義的始作俑者盧梭為狂徒,其名著《盧梭與浪漫主義》(Rousseau and Romanticism)抨之尤力,指浪漫主義為西方文明的頹廢之源,因其拋棄準則、逾越界線、嘲諷習俗。白璧德擒賊先擒王,因盧梭乃浪漫運動最具代表性之人物,嘗謂:「攻防盧梭可等同抨擊或守護浪漫運動」。這一派新人文主義者面對現代物質文明之興起和中下層社會之質魯無文,擬以教育為手段、以文學為工具,挽浪漫主義的頹風,提升大眾的行為規範與社會融洽度。白氏欣賞儒家所倡的君子之風、道德規範與對教育的重視,引孔子為知己,因此更令白氏的中國門生梅光迪、吳宓等感動不已,益增對儒學的信心,深信中華古典與西方古典有可以相通之處,遂欲融儒學於新人文主義之中,而成為「儒家人文主義」(Confucian Humanism)。然白璧德在西方已難對抗浪漫主義的狂潮,梅、吳回國後,雖一再宣揚新人文主義,更不能撼動當時激情的、浪漫的新文化運動。舉世聞名的自由主義思想大師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認為政治尤其需要理性,意見須扎根於堅實的證據,然即以穆勒之威望也難以挽瀾。現實的客觀環境——如慘烈的歐戰造成難以估計的生命與財產之損失——已充分突出人類的「野性」,引發西方文明危機的呼聲,本應造成西方社會的惕怵反省,但浪漫風潮仍難以遏止。

從上述西方思想背景可知,「五四新文化運動」所迎接的西潮,顯然就是流行於西方的浪漫風潮。薛華芝在其書中提到西歐的啟蒙導致法國大革命,而中國的辛亥革命卻導致五四啟蒙,但她對此一逆反現象並無解釋。其實她所謂的「啟蒙」在晚清已略見端倪,多少影響到辛亥革命的發生。辛亥革命之後,中國國運並未好轉,危亡無日的情勢並無改變,甚至每況愈下,救亡與持續革命勢所必至。當時的「思想氣候」(climate of opinion)仍然是隨國族主義之勢而追求更深入的革命,包括思想與文學在內;時代的「思想氣候」認為:不僅思想與文學需要革命,連文學形式也需要革命。這固然與時勢密不可分,而誰能說時勢中就沒有情緒主宰的浪漫心態?

作家們在新文學的大旗下,感情的宣洩多,理念的追求少。李歐梵研究五四時代的郁達夫、徐志摩、郭沫若、蔣光慈、蕭軍諸人,統稱之為「浪漫時代的中國現代作家」,可以旁證,五四是一場不斷推動革命與救亡的浪漫主義的新文化運動。對舊文化的強烈批判也是因救亡而起:認為中國若不從「封建」威權體制中解放出來,就無以立足於現代世界,更不能追求富強。此一強烈的文化批判態度,並不基於理性,而是基於激情,諸如「全盤西化」、「打倒孔家店」、「桐城謬種,選學妖孽」、「萬惡孝為先」等口號,足可窺見此一運動非理性的、激情的一面。革命的本質不屬於啟蒙而屬於浪漫。五四愛國運動的底蘊是在外力刺激下引發出來的強烈愛國主義——其核心是在19世紀已盛行西方的「國族主義」,由此產生的新文化運動自然具有不能磨滅的浪漫色彩。胡適參與領導的新文化運動——因其革命的本位——所呈現的也就不可能是理性的啟蒙精神,而是感性的浪漫激情。

科學與民主當然需要理性,也最能代表啟蒙精神;然而五四先驅所宣揚的科學,並不是真正的科學,他們更看重的是以科學及其所蘊含的價值來抨擊中國傳統價值觀,他們冀望用科學的世界觀來取代傳統中國的生命哲學,無異將有限的科學原則無限擴大,視為文化公理,欲以囊括宗教、社會、心理、物質、生理諸方面的知識,認為唯科學為不二法門。視科學為萬能,信仰之、慕拜之,世稱「科學主義」(scientism),實乃偽科學之流亞也。在現代社會中,信奉「科學主義」的人,一般被認為是不具備基本科學素養的、浪漫的「人文主義者」。因為,將科學過度地應用到無法由科學方法驗證的事物,或以科學為無所不能、以科學能救世,直將科學當偶像來崇拜,就是一種反科學的浪漫態度。曾執教於美國夏威夷大學的郭穎頤教授嘗論述科學主義在現代中國的興起,他認為,中國當年由於科技落後而挨打,形成一種「對科學熱情尤其高漲」的社會文化心態,胡適、陳獨秀、吳稚暉等五四先驅皆非科學家,但都相信科學萬能,相信科學為現代價值的全部,他們身為領導者,以其反對宗教、反對民間信仰、反對傳統價值的立場,最後形成五四思想遺產中的「物質一元論」(materialistic monism)。郭教授認為,「科學主義」從五四發軔,經過1923年的「科學與人生觀」的大論戰,其後變得更為肆行,一意崇拜科學的社會風氣影響雖大,但並無助於科學本身的發展。

綜上所述,五四所提倡的科學,乃科學主義,熱情多而理性少,實因運動的領導者多止於冀望科學來解決中國的落後問題,而少有對科學發展進行規畫的能力。「科學」一旦被大眾訴諸為信仰,遂成為一種「密教」,偏離了其作為啟蒙精神之一的原來定位。至於「民主」,也像科學一樣被崇拜,同樣被視為救治中國政治病的萬靈丹,人們將之作為抨擊傳統專制的利器,在一個缺乏民主理念與實踐的國度,不經過理性思考與批判,也未考慮襲用西方制度的條件與可行性,但憑仰慕的熱情,作一廂情願的擁抱,仍然是浪漫情懷。其後果是,真民主的鴻鵠未至,非理性「民粹主義」(populism)的「惡鷹」卻盤旋而至。以此視角窺之,我們所熟知的新文化運動之本質,本來就多浪漫而乏啟蒙精神,無所謂「救亡壓倒啟蒙」也。

民間信仰辛亥革命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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