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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電文學專刊】廖啟余vs.莊子軒/錢幣與海與其他

2019-04-21 06:20聯合報 廖啟余vs.莊子軒

本期特選十四位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歷屆得主與作家,兩兩一組相對而談,回望成長道路上與現代詩的相識,兼向周夢蝶、洛夫、余光中三位詩人致敬。  (聯副編輯室)

莊子

從小,我和母親共用書房,書架上有一層排滿了文藝書籍,《圍城》與《殺夫》之間,夾著一冊《蓮的聯想》,單薄得像烘衣機的使用手冊,書本塞得密密實實,必須花點力氣將它慢慢從縫隙摳出來。這本小書給了我在教科書之外閱讀余光中的機會。

國中時期,課本選錄的〈車過枋寮〉,被頑皮的同學譏諷是為果農而寫的業配文,到了高中,余光中的詩作更是常見的考題,我記得當時〈尋李白〉一詩還收在國文補充教材裡,酒入豪腸,吐出半個盛唐,用不完的文史典故可供出題者發揮,現在回想,這些知識倒也有趣,但是詩作內容一旦被種種題型拆解重設,以講義「詳解」的形式呈現,難免有一股懶人包的餿味,讓人壞了胃口。

因此,放學拋下課本後,站在矮矮的書架前翻書,我似乎有意地忽略《蓮的聯想》中的典故脈絡,專心玩味其中的句型構成。詩集後記提及「文白相互浮雕」的企圖、為新詩創造不同於古典詩的音樂結構的嘗試,這些讓十七歲的我模糊體認到,詩可以成為自足的機體,諸如四字句的均衡對舉形成節拍,其後續以七字構成並以語尾助詞收束的長句,如此自然形成緩急有度的語氣,於聲響的官能層面直接產生傳播、感染他者的效能。

我當然不是博聞強識的學生,接收新知這件事使我深深焦慮,然而,透過讀詩與寫詩,我明白許多人文經驗只是構成與編織的過程,而非資訊的庫存與分類:人如此創造形式,形式也支援當下雙手的動作。至於情感或思想,有時候都是太沉重的東西了。

廖啟余

余光中,原來,是我國中同學的鄰居。她從中山大學的家裡出來,教授爸爸叮嚀,向對門不知是博物學還文法學家的這位老先生敬禮,聽他嘟囔獼猴太多,屋棚太髒,落葉太窸窸太吵。後來,余光中是我大學老師的舊識。大夥湊尉天驄老師的談興,總要他談鄉土文學論戰。尉老師一抹臉,「不罵,難道我們就這麼被槍斃?」查文獻尉老師有位黨國要人姑丈,何至於被槍斃的更後來,該就是碩士尾聲了吧?查文獻,戰後台灣第一位大學講師能教五四新文學,竟就是余光中。每周四上午兩小時,如今叫四34──是徐復觀先生邀去東海中文系的。兩人臉一翻竟二十年,也真真不好說。

比起子軒我只想說,我接觸余光中,毋寧來自更批判的取徑:未必基於為人,或許還有作詩。初次同行地檢視前輩,是十多年前挑戰自譯《奧菲斯的十四行詩》的暑假。查字典,算音步,擬韻腳乏了,聊讀《在冷戰的年代》。若說艱險的詩句,是見證里爾克如何竟目擊了輝煌的天使;在理當極傷痛的詩作,卻歡快噴發著雙關,疊韻,排比,美則美矣,前輩的誠心很難不令我疑心。實在要到了這幾年,我才真真思考起余光中的思考。重讀〈再見虛無〉,除了孺慕中華,另有足堪借鏡:余光中指出新詩不只耽溺的心情組合乖張的修辭。重讀余光中詩作,或許傳統正是他反對這類「傷痛體」,的重要資源。當他準此而取材傳統,也正藉個人才具重估了這份傳統。果真如此,躋身正典的余光中也躋身我們該熟讀的對象,為了孺慕他以外的企圖。健康的文學史繼受本該如此,何須諱言?

莊子軒

夏志清說,余光中嚮往的中國不是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而是近體詩中洋溢「菊香與蘭香」的中國。現在想想,余老形容清瘦,倒跟我的祖父有幾分神似。我家戶口名簿上,籍貫寫著江蘇省吳縣,爺爺自小卻是在上海長大,印象中,他從未明說自己的家國認同,卻常提及幼年的水鄉記憶,諸如那個年代黃魚如何便宜肥美,不似現下金貴,讓人買不下手。

余光中自認江南人,不知祖父是否也這般認定自己呢?無論如何,這對「文化中國」的想像卻影響著少年時代的我,國二那年,參加一趟至大溪老街的戶外教學,由於當天陰雨潮濕,遊人無幾,返校後我在周記簿寫下:「老街冷清,像一符號化的江南!」這話現在讀來令人啞然失笑,困窘萬分,江南的地理界域、歷史文化不是我所熟悉的,僅僅憑著對一種情調的浮泛揣摩,居然也能裝腔作勢地抒發起來,恐怕這就是我片面的家族史留給我的遺產,接近某類造作而彆扭的遺民情懷,或許也近似一種田園詩式的「鄉愁」,只是依附於離散時代的歷史假面變成了小丑臉譜罷了!

關於寫作,相對於強說的鄉愁,我想直面自身的虛無與遲鈍是更健康的,針對余光中,我找不到對話的支點,但啟余不同,你曾寫過一首〈鄉仇〉,對余先生的〈鄉愁〉逐段戲擬,而原詩中那一灣「淺淺的海峽」也出現在〈鄉仇〉末段。余光中的詩強調海水之淺,反襯思鄉之情;而〈鄉仇〉沿用海峽一句,不僅指涉兩岸對立狀態,也諷刺了政客反覆投機的態度。

廖啟余

千年來同不勝異的鬆散帝國,怎被建構成同文同種的現代國家,當今的「中國」概念,或許是二十世紀最驚心動魄的發明。余光中躬逢其盛,北伐時出生,抗戰中長大,流亡裡成家,一次次訴諸外敵,揣摩鍾愛的「祖國」該何等形狀,其苦心孤詣,恐非方今的紅藍綠陣營所能料想。借用你的說法,余光中的「文化中國」或許是一種批判,乃針對著動盪的「政治中國」而有。親歷現代的烽煙,中期余光中戮力搭建一個寧靜,纖巧,諧美的古典世界,宣稱這就是實際存在過的中國。最令我感慨的並非其真偽,而是隨政治浪頭,余光中在古典工程之餘,反覆眺望起文化分明相同,「那邊」越漂卻越是遠離了「這邊」,這是他的鄉愁;這也使年輕的一代如我,見證文化遠漂到了盡頭,「那邊」竟滿載政治,踞視起「這邊」。──同根與異枝,鬼父與孽子,這是我們的鄉仇。

我們孽子到了極處不免健忘:半世紀前,余光中之對決中華文化,比我們還孽子。他追隨李敖上《文星雜誌》譏評衛道人士,重估古典文學,意態之凌厲,口舌之凶狠,何曾像日後每逢五四,總要學子讀讀文言文?余光中移動在今與昔,狂與狷的多重光譜,常令我懷疑文學曾否只依隨時代,來「反映現實」。如何反映?誰的現實?現實一被反映,果真文學就介入社會了?「鄉愁」絕不因坐落海峽另一側,正如任一處,便讓文學的想像力短缺了價值。

莊子軒

面對海峽,我的態度應該會逃避到世界主義者那一邊,波赫士有一首詩〈致一銅幣〉令人印象深刻,一次迂迴航程中,詩人登臨甲板,拋擲一枚硬幣,錢幣隱沒波光之中,似乎也開啟了另一條命運的歷程,詩人為此輾轉反側,這塊金屬薄片將去向何處?是隨洋流造訪某一無名小島?抑或捲入海溝深處?還是與維京人的寶藏共同沉淪?他冥冥中感到自己的聲息步調正與另一個無機物遙遙呼應,那並非另一具血肉之軀,硬幣沒有思想,無有情感,只是偶然性的具象化身,沒有跌宕悲歡的人生,沒有事件連綴的虛線正是它綿延無盡的旅程。

這樣的旅程是否就是時間最純粹的樣貌?波浪的韻律永不停歇地拍擊,抹去所有痕跡,一切對立似乎不存在了,一枚錢幣,正面是生,反面是死亡,隨波逐流地翻轉,它也不斷消解自己,在時間的迷宮裡。

相對於波赫士的玄想,余光中的〈一枚銅幣〉就顯得入世許多,在喧騰的市井中,握著一枚溫熱油膩的銅板,推想其來歷,彷彿和全人類都握了手,因而銅板除了銅臭還帶著世人勞動的氣息,非常「接地氣」,我想這枚銅幣余老師到晚年仍緊握手心,絕不忍故作瀟灑將之拋落那淺淺的海峽吧?

廖啟余

諸如〈匕首〉、〈豹〉,以常見的物類串連非凡的歷史,本即波赫士所獨步。若說這位老宅宅致力併置截然的時空,是憑藉哲思與玄想,晚期余光中彷彿想實驗更極端:剝除概念的深度,如何單憑聽覺的熟耳,就再現了滑稽的俗常?有趣的對比,因此是波赫士藉手心一枚銅幣入海,深刻反省起命運的偶然,而余光中的銅幣彷彿陳述了某種普世情懷,所謂「和全人類都握了手」者,卻因它缺少波赫士「這枚」銅幣的「質」,只基於但凡銅幣皆有的,交易金額的「量」。余光中的同輩楊喚寫過極激情的詩歌,宣稱拿仇恨鍛造金屬,自己是「森林的鍛鐵匠」。鐵礦,鐵汁,鐵器,這種「質」的轉化,憑我印象,是余光中作品不易讀到的。

無人能否認「世界主義」。但「世界主義」終需從地域性,特殊性,個體性提煉出來。有鑑於此,評價中國文學、台灣文學毋寧是辯證,而非全有全無,余光中最好的作品所教會我,漸漸比鄉土文學家更多。

廖啟余
廖啟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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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啟余

1983年生,台灣打狗人。華盛頓大學聖路易分校比較文學博士生。著有詩集《解蔽》(2012)、小品文集《別裁》(2017),作品散見國內外副刊、雜誌與選集。2002年,畢業於高師大附中。

莊子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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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子軒

(第三屆新詩獎首獎得主)

生於桃園濱海小鎮,語文創作學系碩士班畢業。獲第三屆「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詩獎、「夢花文學獎」詩獎,作品散見聯合副刊、自由副刊。2015年出版第一本詩集《霜禽》。

余光中銅幣詩人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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