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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宏一/郁達夫的新詩

2019-03-13 06:00聯合報 吳宏一

研究新詩的人,常說新詩起於民國初年的「五四運動」前後,說當時的文藝創作者,逐漸捨「舊」而趨「新」,放棄文言而改用白話;就詩歌而言,就是捨棄格律固定的舊體詩,改寫形式自由的新體詩。這話當然沒錯,但如果我們稍加留意,就可以發現:當時還是有很多學者文人,只寫舊詩詞而不寫新詩,有的則新舊兼顧,有的甚至像聞一多所說的那樣,「勒馬回韁作舊詩」。新文藝作家中,常被人提到只寫舊詩詞的,有郁達夫、張恨水等人。這裡只談郁達夫。

郁達夫的舊詩詞,今存六百首左右,至於他的新詩創作,則歷來研究者多闕而不論,或逕言沒有。事實上,是有的。如果扣除他後來為新加坡若干學校寫的校歌不算,最少還有兩首。

第一首是一九二一年八月五日作的,題目叫〈最後的慰安也被奪去〉。先引錄如下:

她住在我間壁的那人家,

她的名字是噢哈哪,花,

在蒼空的底下;通衢的

上頭,她老在玩耍,春天的時候。

  

她若見了我的形容枯瘦,

高高地立在窗口,

她每說:看!那青臉的叔叔站在那裡

對她的朋友。

  

從第四層,從我的屋頂的房間

如在夢裡,通過了一層陽炎,

我能看見,她們的小手和迷人的小臉

正好像在小人國的裡面。

  

見她的面於我,是猶如得求,在寂寞

難堪、絕望的時候,

想倦了我的將來,

想倦了故國的淪亡,今後。

  

時節又逢了梅雨,

我久不見她和她同遊的少女,

在我的窗下嬉遊容與,

和她們一處,我最後的慰安也被奪去。

  

這事是在昨天的晚上,

我在近處的墓地裡閒逛,

在薄暮的光中,我見地塊新碑上寫著

「噢哈哪童女,五月中死亡。」

  

她的墓前有一叢可愛的花草,

插著瓶兒是京都的製造,

花的名字我不知道,

但是我的胸中卻生了煩惱。

  

我悲傷,我很悲傷,因為

第一行的詩句我不得不改

那樣的說,是不應該,我該說:「她

曾住在我的間壁,不是現在。」

這首新詩,發表於一九二一年九月下旬的上海《時事新報‧學燈》,署名YDT(T應為F之誤排)。它很像是一首模仿西洋詩歌形式的悼亡詞,悼念一位住在隔壁如花的少女。那時候,郁達夫還在日本留學,住在東京,所以詩中少女的名字「噢哈哪」,很有東洋味。「噢哈哪」就是日文「花」的音譯。

這首詩寫得很有韻味,每一段都各自押韻,通篇用懸念的手法,回環的技巧,營造一種宛轉哀傷的情調;雖然有的分段分行有商榷的餘地,有些字也可能排錯了,例如第二段末句「她」誤作「他」、第四段「難堪」誤作「雖堪」等等,筆者都已逕予改正。但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寫作日期,是該年八月五日,那一天正是郭沫若新詩集《女神》,列為「創造社叢書」第一種,由上海泰東圖書局出版的日子。

而且我們核對資料,還可以發現:那時候,郁達夫剛與郭沫若、張資平等人在日本東京成立「創造社」不久。六月八日才正式成立,七月郭沫若即回上海找泰東圖書局洽談出版合作事宜,而郁達夫則因胃病暫時留在東京調養。恰巧在那時候,郁達夫所作的一篇小說〈銀灰色的死〉,也在七月的上海《時事新報‧學燈》副刊上,連載了六天,引起讀者廣大的回響。所以郁達夫在該年九月初回到上海之後,馬上把他先前已完成的一篇小說〈沉淪〉,加上新寫的小說〈南遷〉,和〈銀灰色的死〉合在一起,以《沉淪》為書名,列為「創造社叢書」第三種,於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五日,仍由上海泰東圖書局出版。

為了配合此書出版,郁達夫還特地翻譯德國葛迪(今譯歌德)的〈迷娘的歌〉一詩,附在〈南遷〉篇末,以供讀者對照。我們知道,郁達夫在日本留學時,除了繼續進修英文外,對德語、法語也下過不少工夫。就在這一年的二月,他還曾為郭沫若的詩劇《女神之再生》,寫了一首德文詩〈百無聊奈者之歌〉,而且稍後還寫了一篇論文〈茵夢湖的序引〉,後改題〈施篤姆〉,介紹德國近代詩人施篤姆的生平及其詩歌特色。

因此把〈最後的慰安也被奪去〉這首詩,放在郁達夫當時的寫作背景看,就可以了解它的產生,應該與歐洲文學和新文學逐漸流行的風氣有關。在此之前,郁達夫只寫舊詩詞,不曾用新詩來抒情言志。

郁達夫的第二首新詩,是一九二三年秋天寫的〈秋在何處〉。詩如下:

秋在何處,秋在何處?

在蟋蟀的床邊,在怨婦樓頭砧杵,

你若要尋秋,你只需去寂寞的荒郊行旅。

刺骨的涼風,吹消殘暑,

漫漫的田野,剛結成禾黍;

一番雨過,野路牛跡裡貯著些兒淺渚,

悠悠的碧落,反映在這淺渚裡容與;

月光下,樹林裡,蕭蕭落葉的聲音,便是秋的私語。

這首新詩的遣詞用字,還保留著舊詩詞的一些習慣,例如每句末字都儘量押韻,例如「在蟋蟀的床邊」、「在怨婦樓頭砧杵」這些句子,也不禁令人聯想到《詩經》及唐詩中一些相關的詩句;而且像「碧落」、「容與」這些文言詞彙,舊詩人習以為常,新詩人卻早已棄而不用了。不過,就詩本身所表達的情境而言,它卻頗能反映出郁達夫當時因「創造社」事務,與郭沫若、成仿吾發生「齟齬」而南下旅遊解悶的心情。

一九二三年九月三日,郁達夫和同鄉沈姓友人從上海搭火車到蘇州去旅遊散心。車抵蘇州時,天空正飄濛濛細雨。郁達夫在改乘馬車去府門的路上,覺得車窗外的田野景色,饒有詩情畫意,所以就提筆寫了這首詩。這首詩寓情於景,所要表達的,也正是一種民初文人所慣有的秋天的況味。

上述的這兩首新詩,如果對照郁達夫的寫作歷程,很有意思。從一九二一年八月起,到一九二六年深秋,是他用力於小說創作的時期,但也是他舊詩詞創作數量最少的時期。五年之間,只有寥寥幾首,而且從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三年,整年之間,舊詩詞一首未作。如果再對照民初新體詩的發展來看,那幾年所出版的新詩集,不只郭沫若的《女神》受到文壇注目,僅以一九二二年所出版者為例,像俞平伯的《冬夜》,康白情的《草兒》,馮雪峰、應修人、潘漠華、汪靜之四人合著的《湖畔》等等,也都普遍受到讀者的歡迎。甚至在《湖畔》出版時,郁達夫還曾親筆致函作者,表示祝賀之意,同時勉勵為新詩的發展,作更大的貢獻。這是否意味著:郁達夫這個時期詩歌創作的取向,曾經考慮捨「舊」而趨「新」,換言之,就像他當時用流暢白話寫小說、散文,受到廣大讀者的喜愛那樣,他是否也曾在別人的鼓勵下,考慮捨棄舊詩詞而改作新詩呢?其實這並非不可能。

這是一個值得郁達夫研究者或民國詩歌史研究者討論的問題。

上海詩人東京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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